古代中国的行政效率低下，通常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朝廷的统治力量只到县衙这一级，再往下走，这可就要靠着士绅来维持乡村的具体统治了。
而且在古代，他不像现在这样，有专门的机构，所有事情都要有知县来解决，税收，司法，有时候甚至还要去剿匪，负责当地治安。
可以说知县的工作是全面负责制，任何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上面都要找知县的责任，不但是主线上的上级官员可以管到知县，其他的诸如漕运，河道等职能部门，也能管到知县。
真正的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知县是全国所有官员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他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官员，下面的具体事务都有知县负责。
而其他所有的官员，一级压一级，全都是听取汇报的监督官员，大清基本上只有两种官员能了解真实的国家，一种是知县，另一种就是军机大臣，其他的官员就是点头哈腰加磕头，这是清代官场的生存法则。
知县在清代官场的地位还有个很尴尬的地方，那就是清朝是没有办公经费这个概念的，而且是公私不分，衙门里所有的开销都是有知县一个人负责的，钱不够就从知县应得的钱里去扣。
而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特点，又决定了这些知县如果你是科举出身，那你基本上就是毫无行政能力的，县衙要想玩得转，就必须要依靠专业人员。
你要是买官做的知县，那能力就更不用说了，还不如科举上来的，除了会捞钱之外，什么都不会，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知县，都要解决办事的人从哪里来的问题。
更严重的是，清代实行任职回避，一个人是不能到本乡去任职的，一个知县到任之后，可能连当地的话都听不大懂，两眼一抹黑，要办事就必须要依靠下面的人员。
最重要的人员是师爷，他们是专业人士，不但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熟悉朝廷的各项规章制度，刑名律法，税收政策等等。
师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负责司法的叫黑笔师爷，负责税收的叫红笔师爷，好的师爷是非常贵的，当然处理问题的能力也非常强。
科举出身的人，本身的智商能力并不差，但是儒家的那套理论，要求他们远离刑罚和税收，所以他们一来不熟悉，而来内心深处鄙夷这两样东西，所以也就只能仰仗师爷了。
清代有个词叫三班六房，三班指的是衙役，六房指的是书吏，对应的是国家的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
在清代，衙役的社会地位相当于戏子、奴婢和妓女，自己和子孙都禁止参加科举，所以知县催办案件，才会连他们的家属一起抓，这种地位和环境之下，你就能明白清代的司法风格是个什么样子了。
这个书吏就很有特点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大县的书吏有上千人，小县也有几百人，衙门显然不需要这么多人，那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挂名，算是一种荣耀，本身也是衙门广泛和当地产生联系的一种途径。
衙门里的人有了，钱的问题才是关键，清代没有办公经费，从雍正开始才给知县发工资，而知县那点工资，根本就不够雇佣师爷的。
所以就只能在税收上下功夫，县里没有法定财政收入，更谈不上经费预算决算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搭车收费”。有一种和地丁银一起征收的叫“火耗”的钱，字面意思是铸银子的损耗。
这是县官自己留的办公费和私人花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火耗是明文法规之外的陋规，后来因为禁止不了，只好默认，这是清代腐败的根源，无论哪个皇帝都治理不了。
明代小说《儒林外史》里说衙门里只有称银子的“戥子声”、收税的“算盘声”和打人的“板子声”，既是尖锐讥讽，也是客观概述，到了清代，也一样。
综合来说，清代的衙门属于混沌治理，只有一个知县算是正式的朝廷命官，任何的事情都只找知县，衙门里的用人用钱都要自己想办法。
清代的曾国藩做到总督级别，同样也是麻烦不断，总督衙门的办公经费也是需要自己整体把握，没有办公经费的说法，雇佣什么人，也都是一个人说了算。
古代能采用的手段其实并不多，行政效率低下是时代的原因，只能采取这种一人负责的方式，来治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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