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2世纪以后，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女真人迅速摧毁了辽与北宋两大政权。
1127年，在群臣的拥戴下，原本一直驻防于山东的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即位，史称南宋王朝。
在辽朝崩溃前夕，预感情况不妙的耶律大石一路向西，最终于1132年建立了西辽王朝。至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多足鼎立”的时期。
纵观我国古代史，两宋在经济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水平还是可圈可点的。不过话说回来，两宋王朝尤其是偏安一隅的南宋，总会给人留下一个“怂”的不佳印象。
那么问题来了，历史上的南宋究竟有多“怂”？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142年的“中国局势”
1）怂到家的“开国之君”
面对女真铁骑的步步进逼，身为南宋最高统治者的赵构似乎从未展现出与对方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甚至在致金朝的“誓表”当中主动“以臣自居”，让今人看来大为光火。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赵构的身段如此柔软？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以下三点。
1）喜好清净，个性保守
总的来说，赵构是一位喜好“清静无事”的君主。用他自己的话说，“朕所好惟在恬淡寡欲，清心省事。”
因此，他不仅要求朝中大臣们“当效曹参之清静”，还提出了“治天下以清静镇之，若妄作生事，乃乱天下，非治天下也”的治国理念。
在他看来，主动与强大的金朝寻求武装对抗是一种“妄作生事”的“乱天下”行为，并不符合自己治天下的大政方针。
赵构画像
除了喜好“清静省事”之外，赵构本人也以极端保守著称。对于所谓的“祖宗之法”，他不仅一直尊崇备至，还要求大臣们必须严格恪守。
用发展的眼光看，基于保证国家与社会的安定繁荣的需要，统治阶层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对“祖宗之法”做出调整和创新才行。
但基于赵构的言行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变法”毫无热心，还一再反对臣僚们提出的改革举措。
比如在绍兴十四年（1144），他就在与大臣们的交谈中表示，“祖宗之法，思虑已精，讲究已详备，必改作，天下自治”。
在局势日趋稳定后，一些大臣再度提出了变法提议，但马上遭到了他的严厉批评，“言者多劝朕变法，朕思祖宗旧法已善，岂宜轻改。”
一言概之，指望这样一位喜好清静省事、为人处事保守、喜欢循规蹈矩的人去挑战综合国力远胜自己的金朝，本身就是不可理喻的。不夸张地说，“怂”就是赵构本人的底色。
赵构楷书《徽宗文集序》（局部）
2）对女真人的极度恐惧
坦诚说，女真人掀起的一系列大规模军事行动，几乎全面摧毁了赵构“本就脆弱的心灵”。
他不仅亲眼目睹了金军骑兵在中原大地横行无忌的惨烈景象，还承受着父母以及宗亲被外敌掳掠北去的心灵痛楚。
更何况，即便做了皇帝，赵构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着被对手无情支配的恐惧。建炎元年（1127）五月初一，他在应天府登坛祭天，顺利即位。
讽刺的是，两个多月后的七月十七日，他就下诏要“巡幸东南”，只不过在李纲等主战派官员的反复劝阻下，才迟迟未能动身。
在前线并无示警的情况下，赵构还是在九月二十日决定“巡幸江宁（江苏南京）”。十月初一，他正式离开应天府。
由于东南变乱不断，赵构一行人于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扬州，暂时将这里作为驻跸之地。反观留守东京（河南开封）的宗泽，在不断联结河北义兵抗金的同时，连续二十余次主动上书，请求赵构返回东京，以图恢复，但赵构一直没有给予回应。
连环画中的宗泽
建炎二年（1128）二月，赵构在得知前方战事危急后，顾不上与群臣商量对策就惊慌失措地带着十几名随从南下奔逃。
得知皇帝跑路后，扬州城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很快就被金军攻克，南宋朝廷的文书案牍以及大批金银财宝尽数落入敌军之手。
对于赵构的跑路历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如是写道：
（建炎）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坦诚说，十二年间“十三易其都”的惨淡经历，早已让他心力交瘁。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恐惧是滋生妥协、退让、屈服等负面情绪的土壤。
换言之，对金朝无条件地畏缩和退让，其实反倒是在情理之中了。
3）主动乞和背后的小心机
当然，除了性格与心理层面的先天不足之外，赵构一再向金朝主动乞和的背后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简单地说，有以下几点：
首先，一再拒绝钦宗回朝，避免皇位威胁。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普遍讲究“嫡长子继承制。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南宋“开国皇帝”的赵构是徽宗的第九子，而被俘的钦宗赵桓是徽宗的嫡长子。这就意味着，只要赵桓在世，他就是最合法的继承人。
用发展的眼光看，赵构的即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原因很简单，在女真人攻克北宋都城开封以后，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几乎所有皇室成员都沦为战俘，只有驻守在外的赵构一人逃过了这场劫难。
不客气地说，正是得益于自己皇室独苗的身份，赵构才会被宗泽、李纲等人推举为新皇帝。
宋钦宗赵桓（1100―1156），北宋末代皇帝，赵构异母兄，终年56岁
当然，赵构本人也敏锐地意识到，倘若赵桓在“靖康之变”结束后活着返回南方，那么自己大概率要将皇位“禅让”给长兄。实际上，发生于建炎三年（1129）的“苗刘兵变”，就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猜想。
该年三月二十六日即宋神宗的忌日当天，早已对赵构心怀不满的苗傅、刘正彦等人在其驻地杭州发动了兵变。
他们不仅就地诛杀了赵构身边的多位宠臣，还将他给拘禁了起来。根据史料记载，被关押的赵构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优待，甚至连皇位都一度被迫“禅让”给了时年只有两岁的儿子赵旉。
更令他感到扎心的是，面对苗刘等人提出的“大略谓上（赵构）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钦宗）归来，不知何以处”的质疑，自己根本无力反驳。
尽管“苗刘之变”被迅速平定，但“不当即大位”这句话给赵构留下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因此，他需要一个更为稳妥的方法“在保住皇位的同时进一步稳固自己的统治权力”。显而易见，“不能让赵恒活着回来”是最符合他本人实际利益的。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倘若高宗恩人励精图治、操练军队，挥师北伐，金朝大概率会杀掉钦宗等人以示回应。如此这般，围绕皇位继承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
客观地说，这一方案几乎不具备可操作性。原因很简单，“建国”初期的南宋根本不具备与金军硬碰硬的实力。
至少在建炎（1127—1130）年间，南宋军队一直处于被全面吊打的状态。据史料记载，“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天下诚有旦夕不保之势。”现实情况是，在这一时期，赵构本人的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直到绍兴年间（1131—1162），在岳飞、韩世忠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南宋的颓势才有所改善，兵锋一度逼近了故都开封。可即便如此，双方也只是进入了相持阶段而已。
对此，王夫之就曾在著述中指出，“如曰因朱仙之捷，乘胜渡河，复汉唐之区宇，不数年而九有廓清，见弹而求鹊炙，不亦诞乎？”
一言概之，以南宋的综合国力根本不具备承担“北上灭金”的能力。
“气盖山河”主题绘作
倘若赵构“一意孤行”，大概率会换来两个结果。
第一，金朝很有可能会杀掉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所有皇室成员。不过话说回来，尽管钦宗的威胁被解除了，但生父徽宗和生母韦皇后等人的被害肯定不是他能够接受的。
第二，倘若两国真的继续缠斗下去，不排除会出现南宋小朝廷被金军彻底摧毁的可能性。换言之，南宋主动向金朝乞和，至少能保住领土的基本盘；倘若贸然宣战，出现不利于自己的惨淡局面的概率会更大。
因此在经过反复考量后，一直以性格懦弱保守的赵构决定，南宋以“割地赔款”和“称臣纳贡”为条件，换取双方达成停战协定。
绍兴十一年（1142）十一月，双方签订“绍兴和议”。次年二月，赵构所派的使臣何铸一行抵达金上京（哈尔滨市阿城区一带），将以“臣构言”为文首的“誓表”呈给金熙宗。
金上京遗址2023年发掘区全景航拍（上西下东）
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金朝册封赵构为“宋帝”，南宋被降格为“臣下之国”；“宋帝”要保证“世服臣职，永为屏翰，恭听朕命”，并“行君臣之礼”，每逢金主生日及元旦，宋均须遣使称贺。
南宋割让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州）二州以及商（陕西商县）、秦（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沿边州城，除自来合该置射粮军数并巡尉等外，不得屯军戍守”，旨在保证金朝军民可以自由出入。
南宋每年向金朝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作为回报，金朝送归高宗母亲韦后及宋徽宗赵佶灵柩。
客观地说，这种主动认怂的姿态固然丢人，但不仅保证了被俘皇室成员的生命安全，也让南宋得到了休养生息的喘息之机，更直接堵死了钦宗南返的可能性。
纪录片《中国通史》中的绍兴和议
其次，削弱武将兵权，解除可能的兵变威胁。
出于防止将权过大的需要，宋朝一直保持着“重文轻武”的特色。不过，为了逃避金朝军队的围追堵截，辗转于江南各地的高宗不得不大力提拔武将。因此，这一时期的武将在朝中具有很大的话语权。
伴随着政局的日趋稳定，“削弱军权”一事被赵构提上了日程。实际上，早在绍兴元年（1131）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不仅向他提出了“驭将三说”，还给出了“自古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盖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的建议。
因此，他多次以诏令的形式强行解除了朝中将领的兵权。比如在绍兴十一（1141）年，他就将韩世忠、刘琦等大将的兵权尽数解除。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办法不仅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还容易引起大规模哗变，进而危及自己的统治，
要想从根本上解除这一隐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与金朝缔结停战协定，让这些手握重兵的武将们彻底失去用武之地。因此，当“岳家军”直逼开封时，赵构连下多道金字牌，令其班师回朝，并在签订绍兴和议的前夕，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杀害。
南宋“中兴四将”
第三，稳固内部统治。
事实上，对于初登皇位的赵构而言，不仅要应对虎视眈眈的女真铁骑，还要尽快稳定国内局势，剿灭频发于各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资料显示，南宋朝廷足足花了五年时间，才平息了历史上著名的钟相、杨么起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南宋境内农民起义频发？其实原因很简单，大量的战争耗费以及对社会生产的大肆破坏，给本就贫弱不堪的农民阶层造成了更大的生存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批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不得不纷纷揭竿而起。
此情此景，赵构本人实际上是心知肚明的。比如他曾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与臣僚们的谈话中就表示，“只有休兵未得，不免时取于民，如月椿钱之类，欲罢未可。若一旦得遂休兵，凡取于民者，悉除之”。
换句话说，解决农民起义的终极办法就是与金朝休战。鉴于自己实力有限，要想停战只能主动认怂。
4）小结
总而言之，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赵构宁可背负千年骂名，也要对女真人一怂到底，主动与金朝缔结不平等合约。
“绍兴和议”签订后，双方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根据这份协议，南宋境内的汉人归南宋管辖，而北方汉人基本上都成为接受金朝统治的臣民。现实情况是，即便他们偷摸“润”到了南宋境内，也会被对方遣返回来。
因为“绍兴和议”，南宋彻底失去了位于山西和关中的马场，因此在后续的对外征战当中，他们只能依靠步兵和金朝的精锐骑兵对阵。
实际上，“隆兴北伐”与“开禧北伐”之所以都铩羽而归，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输给了骑兵上的天然劣势。
古代绘作中的金军骑兵
2）知识阶层的自甘堕落
实际上，早在北宋真宗（997—1022）时期，“士风问题”就已经比较严重了。
简单地说，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善于钻营、循规蹈矩、不思进取，缺乏正义感与羞耻心。对此，南宋学者虞俦曾在《乞宣示殿试考官务求切直之论札子》中指出
（士大夫）奔竞干进，为猎逐官位不惜谄媚请托，忘乎廉耻；因循苟且，遇事推诿，但求无过，以此保其循资升迁，固其高官厚禄，而将能兴利除害、有所作为者斥为“生事”，加以排挤；下至一般士人，但熟记死板章句，巧饰媚俗诗赋，只求合于当局，以此侥幸科举得中，博取美仕，而有实务之才者十不一二。
鉴于此，北宋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曾谈到国“整顿士风”这一问题。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当中，明确提出了“抑侥幸”（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以及“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由重诗赋改为重策论）等解决办法。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指出，选拔和培养人才要保证“教之（以学以致用为唯一标准）”、“养之（用丰厚的薪水规避贪腐，并以法律加以约束）、“取之（调整‘以诗赋取士’的模式和不公平的恩荫制度）”和“任之（区别人的道德和能力高下，讲究人尽其才）”。
遗憾的是，尽管他们的改革举措都非常有道理，但很难有效落到实处。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精英们愈发堕落，北宋的统治最终被女真人迅速摧毁。
1）愈演愈烈的“士大夫病”
到了南宋时期，因为统治阶层一贯奉行苟且偷安的方针，朝野的“士风”变得更为败坏。
淳熙十一年（1184），南宋重臣、甲辰科状元卫泾（1159—1226）在殿试对策中就批评朝政习于“纵缓”。简单地说，“庸常琐琐之徒得以偷安固位，自为保持之计，上下苟且，莫肯任责，而治效之不进，风俗日以坏，士气日以弱，民生日以困。”
对于“士风不美”产生的原因，卫泾认为是“科举制的弊端”，即“士人为求爵禄，不顾礼义，苟且修饰以迎合于上，侥幸于一得是以冒进之习滋，廉耻之道丧”。
卫泾（1159—1226）南宋大臣
开禧三年( 1207），主导北伐的权臣韩侂胄（1152—1207）被投降派设计暗杀，军政大权全归杨皇后以及权臣史弥远所操纵。
嘉定元年（1208）十月，史弥远升任右丞相，从此开启了他长达26年的掌权生涯。尽管在他掌权期间，国内局势总体相对稳定，但他排斥异己、贪污中饱、加重税金等举措，给国家和民众都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个如假包换的“投降派”。比如在与金朝签订的“嘉定和议”当中，不仅将两国的“叔侄关系”调整为“伯侄关系”，岁币还从20万增加至30万，不仅屈辱至极，还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
为了笼络人心，史弥远利用道学思想为工具，大肆麻痹士大夫阶层。为了给自己打造“褒崇名节”的人设，他不仅追谥朱熹为“朱文公”，还重用道学名士真德秀、魏了翁等大儒。但实际情况是，史弥远的用人一直令人诟病。
其中，对他最为忠心的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等士人，被时人蔑称为“四木”；不遗余力帮他排除异己的李知孝、梁成大、莫泽三人，被蔑称为“三凶”。
这些人“馈赂公行，熏染成风”，肆意妄为、无法无天，朝野上下被搞得一片乌烟瘴气。
权臣史弥远（1164—1233）
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病死，宋理宗终于得以亲政（在位时间：1224—1264）。他一改过往宰相专权的不利局面，通过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颓势。
遗憾的是，尽管国家招纳了不少优秀人才，但他们普遍缺乏治国才能，提出的改革措施不仅治标不治本，更很难落到实处。至于更深层次的用人、财政、军队等制度的深化改革，更是无从谈起。一言概之，理宗主导的改革，“不过是下一道诏书，换一名宰相而已”。
更让后人感到唏嘘的是，理宗似乎比史弥远还“尊崇”道学。比如前面提到的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不仅没有受到牵连，更被委以重任。
但是，这些人除了会鼓吹“正心”与“诚意”之外，对于革新弊政等重大事宜根本拿不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和举措。换言之，“他们或许能发现问题，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宋理宗赵昀（1205—1264），宋朝第十四位皇帝，南宋第五位皇帝。赵匡胤十世孙
更令人遗憾的是，一大批昏庸无能的士大夫们，借着“复兴道学”的东风，打着所谓“捍卫道学”的旗帜，喊着“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为口号，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小团伙。
比如一些人就任地方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当地“立书院”或“立先贤祠”，借以标榜自己的贤者身份。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工作单纯就是为了钓取声名，便于为后续的升迁打好舆论基础而已。现实情况是，无论是“立书院”还是“立先贤祠”，都无法改善当地各领域的发展。
除此之外，这些人还在私底下大肆拉帮结派，排除异己。一旦有人对他们稍有讥议，便被斥为“小人”。不客气地说，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早已与一直鼓吹的“大义”背道而驰。
有感于内忧外患的困局，咸淳四年（1268）七月，时任“史馆检阅”一职的学者黄震愤而向朝廷上《戊辰轮对》二札。他在札中直言，当朝内政有“四大弊病”，即“民曰以穷、兵日以弱、财日以匮、士大夫日以无耻”。
在谈及“无耻的士大夫”之时，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至若士大夫，又多狃于流俗，渐变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实，又欲保好人之名，自以和平为得计，风俗至此，最为可悲。”
简单地说，为了仕途和荣华富贵，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只会向上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根本没有知识分子所应该有的气节。
当然，黄震用“无耻”一词来指责士大夫阶层或多或少有过于激动之嫌。但历史在血淋淋地告诉我们，南宋末期的很多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以及所作所为，用瞠目结舌或令人发指等词语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2）蒙古来袭，士大夫们表现如何？
咸淳九年（1273），被围困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战略要地襄阳落入元军之手。
在今天看来，襄阳失陷的原因，除了元军部署周密、指挥得当、武器先进之外，也与南宋朝廷的无所作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比如在元军围城期间，本地士人师严曾顺利突破包围圈，抵至都城临安“上书论事”。讽刺的是，朝廷并未给出什么具有建设性的反馈。对此，他在诗中愤怒地表示：
鹿门山人沧浪客，洒泪已枯眼见骨。
城中性命汤火近，路穷援断无消息。
大言阔步好公卿，三百年余涵养成，
平时肉食夸果决，谁信临危跋踬行！
白首皱颜牙齿落，万事已矣秋风生。
围攻襄阳的“回回炮”图样
襄阳失守后，元朝大军沿汉水南下，迅速突破了长江防线。讽刺的是，“沿岸江郡邑大小文武将吏降走恐后”。
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主动投降的官员，居然卑鄙地请求元朝“信守承诺”，除了归还原有的资产、屋室、奴婢之外，还希望能够赏给自己及其子弟、属下们一官半职，“可羞可恶之状百出”。
咸淳十年（1274）冬，太皇太后谢道清下旨号召各地官员出兵勤王，但应者寥寥。次年初，宰相贾似道不得不亲自率兵与元军主力决战。可伴随着丁家洲之战的惨败，被吓破了胆的他连忙下令退兵，十三万大军就此全线崩溃。
元军一路所向披靡，不久便直逼临安城下。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南宋）举朝相顾失色，通国上下，彷徨无措，迁、守二议，迄无定主。但闻侍从某人遁，卿监郎曹某人遁”。翻译过来就是“朝中大臣完全没辙，不少人干脆直接选择跑路了”。
比如在德祐元年（1275）二月末，左丞相王㷍（lun）求罢不允，径自回乡。三月，知临安府曾渊子、浙东提举王霖龙、参政文及翁和倪普以及台谏潘文卿、季可、陈过、徐卿孙，侍从以下陈坚、何梦桂、曾阶颜等数十人全一走了之了。
就拿台谏徐卿孙来说，他不仅对贾似道提出的议和提议发表了激烈的抵制态度，还言辞激烈地反对南宋迁都。不过话说回来，面对元军大兵压境以及众大臣四散奔逃的崩溃局面，原本还有点内疚的也跟着大部队一走了之了。
面对如此荒谬的局面，谢太后在诏书中愤怒地表示，“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平日读圣贤书，自诊谓何？”。后来，学者王义山特意做了一首小诗，使劲恶心了一下这些跑路的官员：
阖朝奔逸荡无关，夜半潇潇风雨寒。
世乱争先寻活路，时贫输与做穷官。
平生自谓学无事，一死谅非君所难。
到此彷徨犹不忍，国亡哪敢计身安！
元朝灭南宋示意图
“状元宰相”留梦炎（1219—1295），在德佑元年（1275）提拔为右丞相，都督诸军事。在得知元军在克苏州并逼近临安后，他立刻弃职奔逃。
等到元军攻克衡州后，无路可退的他不仅立刻出城投降，并以60岁的“高龄”入仕元朝，做了礼部尚书。
文天祥被俘后，一直被囚禁于大都。他坚贞不屈，但求速死，降官王积翁、谢昌元等商议奏请释之为道士，却被留梦炎反对道：“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等于何地？”由此可见，文天祥之死与这位仁兄有着直接关系。
进士方回，曾经专门写诗《梅花百咏》，主动向贾似道谄媚，并得到了对方的大力提拔。讽刺的是，在贾似道“下课”后，他竟然劾其“十可斩”，并一度混了个严州知府（浙江建德）的差事。
面对元军大兵压境的局面，“（方）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忽不知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
简单地说，就是在元军抵达之前，“高唱死守封疆之论”；等到元军真的兵临城下时，他就身着“鞑帽毡裘”，主动向元军投降。
归顺后，他担任了“建德路总管”一职，但不久就被弹劾罢官，只能徜徉于杭州、歙县一带活动，晚年在杭州以卖文为生，以至老死。
方回著《瀛奎律髓》，此君才华尚可，人品极为恶劣
3）小结
前面提到的留梦炎和方回二人，一个是朝中重臣，一个是地方长官，更都是南宋数目庞大的士大夫阶层的代表。
面对王朝鼎革的历史大变局，绝大多数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并没有选择与对手决一死战，而是毫无节操地“望风而降”。对此，南宋遗民舒岳祥悲愤地表示，“咸淳无正史，德佑少完人”。
选择投降的南宋皇室成员
3）尾声
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德祐二年，谢太后偕只有5岁的宋恭帝奉表投降。至此，元朝再度完成了中国版图的大一统。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南宋宫廷担任乐师的汪元量发现，占领杭州城的元军军纪居然还不错，市面上一切依旧，并没有发生什么显著变化，更没有人要求亡国的当地军民们改换服装和发型，历代流通的铜钱照样行用。
如果说唯一的不同，那大概就是街面上多了不少北方人。他们或是进城来参观市容，或是参与商品交易，市场反倒变得更加繁荣了。对于长期饱经战争摧残的普通民众而言，这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幸事。
为此，汪元量特意写诗一首，对元军统帅伯颜和吕文焕等人表达了肯定：
伯颜丞相吕将军，收了江南不杀人。
昨日太皇请茶饭，满朝朱紫尽降臣！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南宋知识分子都非常“拉胯”。据史料记载，自端平二年（1235）蒙古攻宋至南宋灭亡，在以身殉国的宋人当中，进士出身者超过了70余人。虽然人数寥寥，但也算是给读书人挽回了一丁点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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