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新法——宋神宗继位,重用王安石改革,旧势力阻挠,无奈罢相

宋神宗赵顼,二十岁继位,正处于一个有抱负且可以有所作为的年纪。

他自幼酷爱读书,常常读书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总要英宗和高皇后派人去反复催促,才放下书本。继位后,他这酷爱读书的习惯也没有改变。诸子百家之中,他最推崇法家,佩服商鞅变法的魄力。他想要一展抱负,提升国家,振兴祖业。在没登基之前,就时常与幕僚探讨国家大事,因为怀着重振国威的雄心,他穿上军装去觐见祖母曹太后,问太后:“您看我穿铠甲好看吗?”

神宗即位第三日,掌管财政的三司使韩绛奏报:国库空虚,自仁宗朝和西夏打仗那次就开始了,仁宗拿自己的小金库贴补国库,但如今已经到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地步。

这对于想要重振国威、大有作为的神宗来说,真是当头一棒,他没有想到泱泱大国会穷到这个地步。各种问题越积越多,国家陷入贫困,入不敷出,其根源还是“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

仁宗庆历时期每年赤字就有三百万贯,到英宗治平时期,扩大到一千五百多万贯。与之对应的是仁宗时期的官员比真宗时期翻了一倍,神宗时期的军费开销是宋太祖时期的五倍之多。为了分散权力而重复建设官僚机构,造成了政策总要多番讨论、难以定论实施,而兵马扩充也没给宋朝带来实力的提升,反而在与辽、西夏的摩擦之中,一直处于弱势。

国家的土地被富人大量占有,利用各种政策手段逃避上税,穷人食不果腹、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挣扎不了的,就在各地爆发大量起义造反,朝廷进而又需要更多的官员和军队去镇压。这些问题其实在仁宗时期都暴露了出来,仁宗也试图解决,因而有了庆历新政。

但庆历新政本身有不成熟的地方,而且最终也没能贯彻执行。社会问题没能解决,只是被随后的宋与西夏的摩擦掩盖了下去。

国家面临的问题如此严峻,神宗没有惊慌,广泛征询意见和办法,想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马上要求各部门节省开支。

没想到,各部门开销没节约出来,还先搞了点事情出来,主要参与这件事的就是当初在英宗朝“濮议”时吃了大亏的台谏官们,针对的对象也是韩琦、欧阳修等当时获胜的实权派。

欧阳修之前就有一个“与继外男女有染”的乱伦风波,被贬去了滁州。重返京城之后,他非常注意个人风评。所以当妻弟,也就是小舅子薛宗孺身上出问题时,欧阳修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对薛宗孺严肃处理。

那头小舅子薛宗孺以为自己犯了事,欧阳修帮衬几句就没事了,没想到因此被免官了,而且还是在欧阳修的要求下发生的。

薛宗孺就不痛快了,说欧阳修不是个好东西,他跟自己儿媳有一腿。

因为之前欧阳修就有过跟继外女乱伦的“先例”,不少人都相信了这回事。御史蒋之奇听闻了这件事,就把它捅到了神宗面前,上章劾修。

神宗对这件事很看重,要求严肃彻查,特意把蒋之奇叫到跟前询问始末。蒋之奇本来就是道听途说的,没有任何物证人证,回答得支支吾吾,推说这事另一个官员彭思永也听说了。

神宗于是把彭思永叫来问话。

彭思永竟也说不出始末,只道:“这是个人私事,当然拿不出证据,臣等都是风闻奏事。再说,风闻奏事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个欧阳修之前在‘濮议’时候,就站在道理的对立面,不是个好人,不应该留在重要职位上。”

神宗都被气笑了,说道:“好哇,无凭无据,风闻奏事,职责所在。”然后把两个人贬了,蒋之奇贬监道州酒税,彭思永出知黄州,后改太平州。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没有像上次风波时候,造成欧阳修莫名其妙被贬谪,可是对欧阳修内心的伤害却比上次更甚。

因为,把这件事提到明面上的人正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后辈蒋之奇。欧阳修深感心寒,此后一直上书请求外任,神宗舍不得这位老臣,不予同意。

欧阳修之后,台谏官们又开始攻击韩琦,说他两朝定策,把持朝政,说不定马上要篡权了,应当罢相。

神宗内心气愤得不行,这群拿着国家工资的家伙,不给国家干实事,还净弹劾难得能做事的人才。

气归气,神宗安抚了欧阳修,又要去安抚韩琦。

出乎神宗意料的是,韩琦也想罢相,而且去意已决。

韩琦知道自己的权力确实顶天了,皇帝现在年轻,还依仗他,但以后皇帝成长起来,未必还需要他在眼前碍眼,而台谏官对他的弹劾不会结束,留在京师的日子会是无穷无尽的争吵,与其如此,不如急流勇退,到地方上做一些实事。

韩琦罢相的态度坚决,而在这个当口,西北又见风波,大宋和西夏有了摩擦的情况,于是十载为相、两朝定策的老臣韩琦被紧急派往西北,担任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这是当年他和范仲淹一起奋斗过的地方,韩琦向天子表示 必不辱命。

而有韩琦镇守西北,神宗也放心了,能够放手解决帝国的问题,他知道一场改革势在必行,唯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大宋才能发展下去。

英宗首先参考了仁宗朝的庆历新政,认为其中部分措施确有道理,又反思了庆历新政后来演变成内订的原因,是仁宗没有和大臣们商议就草率下诏实施改革。

对此神宗找来庆历新政时候的改革派富弼,询问如何国富兵强。没想到富弼已经不是曾经年轻气盛的年轻人了,时光和经历让他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如今新帝即位,尤其不能大动干戈。

富弼回神宗道:“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间不演兵。”

神宗大失所望,既然朝内无人可以托,只能起用外面的实干官员。

神宗还是颍王的时候,经常与记室参军韩维探讨国家政策等事,韩维曾经极力推崇好友王安石,每当提到什么令神宗惊叹的想法时,韩维总说:“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我的好友王安石说的。”

神宗于是决定重用此人。

王安石,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年少时,聪明好学,过目不忘,下笔如神,意与日争光辉。稍大一些,与其父游历多处,接触到民间疾苦,开始思考宋朝的社会问题。

曾巩特别欣赏他的文章,推举给老师欧阳修看,欧阳修也给予了高度赞扬:“翰林风月三千首,史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预判之后难有人可以超越王安石的文章。

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参加科举,中进士榜第四名,被授职淮南节度判官。

到任后,许多人都谋求升职,到京城做官。但王安石偏不,他选择在地方苦干,而且也确实做出了成绩,像这样有能力的官员能到中央做事那就更好了。欧阳修、文彦博等朝廷要员都曾为此做过努力。

皇祐三年(1051),宰相文彦博向仁宗举荐王安石,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之后,欧阳修又举荐王安石做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

直到在地方做了十几年,仁宗嘉祐三年(1058)十月,王安石担任三司度支判官,才到京城。在这个职位上,王安石总结了自己为官的所见所想,写了上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向仁宗提出了变法主张。在万言书中,他指出国家正处于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的情况下,认为要解决根本必须改革制度,并且提出了人才政策和改革方案的基本设想。但这篇万言书并没有引起仁宗和当时宰相大臣们的注意。

五年后,王安石母亲过世,丁忧回到金陵。在之后的四年里,他在家乡兴办学院,收徒讲学。神宗读过王安石的万言书,非常赞同里面的改革意见,就算王安石这个人实在不好请,年轻的天子也打定了主意要重用这个人。

神宗先单独召见了韩维,问:“王安石现在在哪儿?”

韩维说:“他在金陵。”

神宗又问:“朕要召见他,会肯来吗?”

韩维太了解老朋友了,答道:“陛下以礼相请,安有不来之理?不过在手 法上不宜操之过急。”

于是,神宗先任命王安石出知江宁,几个月后提拔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神宗激动地召见他,并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改革意愿。

王安石阐述了自己在政治、财政、军事上的思考,也表示自己同样有改革的想法。

神宗感叹王安石与自己真是志同道合,进而表达自己想要向唐太宗等前辈学习,建功立业,振兴国家。

王安石直呼唐太宗也一般,要学我们就学尧和舜。

神宗连连摆手:“太抬举我了,要求这么高,做不到哇。”内心却笑开了花,一再要求王安石必须辅佐他,以成治国大业。

之后,神宗多次召见王安石,商谈改革事宜。

神宗问王安石:“世人都说你只知经术,不懂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世人恰恰不知道,经术就是经世务。”

神宗很满意这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回答,又问王安石当务之急是做什么。

王安石道:“变风俗,立法度。”

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时的教训,知道改革一出,反对的声浪必然此起彼伏,到时候他一个人来对付无数个人肯定不足够,所以他很有前瞻性地向神宗提议,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改革部门。

当时,韩琦正要前往西北外任。神宗也询问了这位元老级人物对王安石的看法,韩琦说:“这人做翰林学士绰绰有余,但做辅宰却还能力不够。”

另一个宰相富弼则和王安石政见不合,但不想与他争执,称病罢相。神宗问他说:“你走了谁来接替你呢?”

富弼推荐文彦博。

神宗沉默很久,又问:“那王安石呢?”

富弼也沉默以答。

神宗很无奈。

熙宁二年(1069),神宗最终还是不顾周围反对的声音,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改革事宜,同时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部门,单独向皇帝汇报工作,一批年轻有为的新鲜血液力量苏轼、苏辙、吕惠卿、曾布、沈括……被陆续提拔重用。

有了神宗坚定支持,王安石的变革新法陆续出台。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就此拉开序幕,史称熙宁变法,也称王安石变法。

最先出台的均输法,源于对国内的经济和货物缺乏统筹,负责物资供应的发运司,既不了解京师实际的物资需求,也没有权力管从东南六路运往京城的物资,能做的事只有用国库的钱买物资到京城,以至于物产丰富的时候,也不敢多采买以备后患,物资匮乏的时候就提高价格去抢购物资,钱不够则提高税收,使得国库的钱被随意浪费,而农户被搜刮压迫,富商则有机可乘牟取暴利。

均输法意在节省国家开支,减轻农民的负担,打击不法商贩,了解京师和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以便做出灵活调整。

均输法出台两个月后,又出台青苗法。因为没到青黄不接或者天灾的时候,底层农民只能依靠高利贷等方式度日,长此以往,贫者更贫,甚至失去了赖以生活的耕种土地,而发行高利贷的富户更加富有,贫富差距加大,激化社会矛盾。

青苗法的措施就是由国家出面,给农民借贷款项,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切断富户牟取暴利的渠道。以上两种措施刚出台,就迎来了反对的声音。

宰执之一的唐介本来就反对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变法出台后又与王安石争论变法措施的错误,神宗这时候站在王安石一边,唐介愤慨不止,结果后背生疽,很快病故了。

时人称当时的五个宰执是“生老病死苦”。生是指王安石,朝气蓬勃,正意气风发地实施新法措施;老是指曾公亮,年近古稀,不在新旧党之间站队;病是指称病不出的富弼;死是指愤而离世的唐介;苦是说赵汴,每每新 法出台,必言“苦者数十”。

御史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误天下苍生”,神宗正在改革的兴头儿上,指望着王安石拿出更多办法,遂将弹劾的奏章还给了吕诲。吕诲拿出了台谏官最后的抗议手段,皇帝不听我的,好,那我走,自请出朝。神宗留下了这份自请没有回应。

王安石让人传话吕诲让他改任知制造,吕诲根本不领情,就是要走得远远的。王安石也生气了,请求神宗重贬吕诲。神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意见,他知道吕诲也非出于私利,派吕诲担任成都路转运使。

在青苗法出台之前一个月,一直称病表达对王安石不满的富弼终于得到神宗的批准,外任亳州。

当知道青苗法出台之后,富弼表示不会在他管辖的地方执行,后被弹劾不执行圣旨,以左仆射之职改判汝州。

王安石启奏:“富弼虽受责罚,却富贵没丢。大禹时期,他的父亲鲧由于违命被诛杀。黄帝时期,共工貌似恭敬但内心傲狠被流放。富弼同时犯有这两条罪行,只夺去使相之位,又怎能阻止同样的奸邪呢?”

神宗很为难。

富弼表示:“既然要推行新法,而不论臣负责哪个郡县,臣都不会让新法在那里实行,那么臣愿回洛阳养病。”

不久之后,富弼上书请求告老回乡。神宗恢复了他武宁军节度使及同平章事之职,让他以司空、韩国公之衔致仕。司马光和王安石曾经都在铁面无私的“青天”包拯手底下做事,二人年纪相仿、看法相近,很快成为挚友。王安石刚到京城的时候,司马光欢喜地迎接他,畅想以后共事之乐。

一开始,司马光也主张变法,并向朝廷递交过自己的意见措施。但随着变法的深入,他和王安石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但青苗法出台后,司马光与变法派的吕惠卿在神宗面前对青苗法争论不休。

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王安石推出农田水利法,要求各州县对需要新建的水利工程提出实施方案,小的项目州县自行解决,大的项目上报朝廷,凡能提出合理建议或者能募集到人、钱新建的项目,朝廷给予奖励。

同时,朝廷开始讨论新的变法措施——募役法。宋代地方差役原本由主户按户等高低分配,是义务劳动,但其主要职责又是物资运输、督税等工作,如有缺失需要自行补足,加上地方官员的腐败,导致服役的户等倾家荡产。

募役法的目的就是让本来的轮流担任改为雇佣人担任,雇佣的费用由原本服役的人缴纳,原本不需要服役的官户、未成丁户、女户、寺观户等也要按照半户出钱。

神宗还想提拔司马光帮忙变法,司马光表示自己不懂财务也不会治军,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同时希望神宗停止青苗法。

原本支持变法的苏轼和苏辙兄弟,选择和王安石分道扬镳。

一直请求退休却不被神宗批准的欧阳修,此时正负责东京路事务,也坚决反对变法。

熙宁三年(1070)三月,负责河北路的主政官韩琦上书痛批变法措施带来的问题。神宗看了奏章,自责道:“以为可以有利百姓,没想到会害百姓如此。”于是决定停止青苗法。

王安石意识到他坚定的支持者神宗也开始动摇,他很清楚,一旦神宗不能坚定改革,那么什么变法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于是,王安石称病不朝,并且决定辞职。

神宗思前想后,觉得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国库充裕、国家富强,而今反对派虽然不断反对,却也没有给出更好的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于是他的态度又强硬起来,王安石复出继续变法。

在财务方面,相继又推出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强兵方面,推出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将兵法。用人方面,推出科举新法、三舍法、《三经新义》。

在参知政事曾公亮以年老为由提出退休时,有人讽刺他当初推举王安石,导致现在推行变法,国家一团乱。曾公亮说天子与王安石犹如一人。可见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多么坚定,因此这些新法都得以迅速实施。

新法涉及范围广泛,涵盖社会多个方面,大宋财政收入随之提高,耕田面积增加,社会生产力飞快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得以提升。最显著的就是熙宁五年(1072),大宋在西北取得了熙河大捷,拓土二千余里,安史之乱失去的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收复,并生擒羌人首领,献俘京师。

然而变法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反对声也从未停止。

王安石重新开启改革后,驳斥了韩琦之前的奏疏,韩琦愤而反驳。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王安石的胞弟王安国也反对哥哥的举措。熙宁四年(1071),王安国从西京洛阳回京,神宗询问他外界对变法的看法。王安国直言:“外面的人都说引人不当,光急着敛财了!”

而数次表明要离开的欧阳修,一直没得到神宗批准外放,反而被神宗委任要职。欧阳修已经心灰意冷,坚辞不受。神宗无奈,让他知蔡州。第二年,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这个老人已经看开了,国家的命运,朝野的风波,他在波澜之中,只是一片落叶而已,什么也改变不了。

人生的最后时光,他豁达、淡然,最后于熙宁五年(1072),在家中安详离世。但是,朝野内的风波永远不会停止。

宰相之一的赵汴,曾经匹马人蜀,只带一琴一鹤,深得神宗赏识。凡遇到朝野要事,赵汴常向神宗密奏自己的看法,得到天子褒奖。在神宗内心动摇,想停止青苗法而王安石称病的时候,赵汴建议神宗:“新法是王安石提出的,要终止也请等他回来吧。”

没想到最后变法重启,赵汴非常悔恨自己当初出言帮王安石,向神宗说:“制置条例司设使者四十余人,扰乱天下。王安石善于诡辩,刚愎自用,诋毁天下公论为庸俗,违背众议,欺瞒民众,文过饰非。近来谏官们多因说话无人听而辞职,司马光受聘枢密,不肯赴任。而且事有轻重,体有大小,一时的财富利润是轻,人心的得失才是重;青苗使者的荣辱事小,左右大臣的取舍为大。现在因小失大,去重取轻,臣担心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呀!”随后恳请辞官,之后改任青州知州。

赵汴离开后,宰相位空缺,王安石提拔支持变法的韩绛填补。

也如赵汴所说,台谏官们不断因为反对新法而离职,王安石破格提拔自己的学生李定为监察御史。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坚决反对,反而被王安石革去知制造的职务,硬是让李定做上了监察御史,以便在舆论上援助变法,减少台谏官那边的反对声。

这一年,神宗召集了两府讨论新法,枢密使文彦博坚决反对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文彦博代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而神宗想要的是富国兵强,所以神宗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但是身为天子的他一直远离市井,没有意识到不光官僚地主阶级不配合,底层百姓也不配合。

枢密副使吴充委婉地说:“朝廷举事,每欲便民,而州县奉行之吏多不能体陛下意,或成劳扰。”果然在免役法在开封试行时,遭到民间阻力。

百姓认为本来差役是上等户的事,如今改为招募雇佣,下等户竟然也要为此出资。女户、寺观户更觉得委屈,本来不需要出人出钱,现在竟然要承担这额外的负担。东明县数百群众因此聚集到开封闹事。

对此司马光上奏表示归根到底不是服役的问题,而是钱的问题呀!可惜没有得到神宗的认可。

与此同时,户部侍郎范镇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希望神宗:“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范镇被罢官,他选择了致仕。临行前,他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天子“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

司马光看到自己的奏章不被重视,好友范镇又遭遇不平,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从此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继续完成英宗离世之前给的任务——编撰《资治通鉴》。

当年反对王安石而被贬官的吕诲,因病退休后,仍然日日为天下事担心,早晚愤叹。

司马光到洛阳不久,前去看望。吕诲在弥留之际,听到司马光的哭声,强打精神握住他的手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之后离世,终年五十八岁,海内闻者皆痛惜。

苏轼向神宗讲述新法的弊病,王安石愤而让御史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前往杭州任通判。

神宗爱惜人才,后来想重用苏轼,却遭到王安石反对。

神宗又提议让苏轼修《起居注》,王安石直接说苏轼是“邪恶之人”,并检举苏轼贪腐。后来这事经过调查是一桩冤案,但可以令人感受到王安石对政治对手的杀伐决断,铁血无情。

舆论对新法声讨不断,反对官员或遭遇贬谪,或选择致仕,朝中人才流 失。到熙宁六年(1073),文彦博也看不惯新法实施以来的种种,比如市易法虽然可以从商人手中分利,增加国库,却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他向神宗辞去枢密使职务。

这一年,文彦博已六十八岁,是朝中在要职上的最后一位老臣,经历过仁宗、英宗两朝,他的离开让神宗非常神伤。

不光是朝内肱股重臣一个个离开,宗室、外戚也抓住一切机会表达反对之意。

新法改革了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许多远方子弟因此失去官职,当街围住王安石要个说法。

神宗和四弟嘉王赵頵打马球,许以玉带为注,嘉王赵頵说:“如若赢了,不要陛下的玉带,只希望陛下能废除青苗法等新法。”

甚至曹太皇太后也站了出来,找神宗痛哭,希望不要改变祖先的法度,告诉神宗:“百姓怨青苗法、募役法,皇帝应该深思缘故哇!”

当年父亲英宗和继祖母曹太皇太后关系不融洽,甚至曹太皇太后一度迁怒到神宗兄弟身上。但神宗也没有生出怨恨,反而对曹太皇太后越发敬重,最终感化了曹太皇太后,祖孙二人感情融洽。到他登基之后,曹太皇太后都经常会亲自站在宫门内等他下朝回来,并给神宗送去他喜欢吃的小点心。

除了感情深厚的祖母曹太皇太后,还有母亲高太后的痛诉:“王安石是在 乱天下呀!”

他的结发妻子向皇后也站在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一边,请他多考虑两位长辈的意见。

神宗推行新法的时候,考虑到会遭到很多阻力,但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也会一起反对。

因此神宗才会在三弟岐王赵劝他应该听从祖母意见的时候,脱口而出道:“那你来干这个皇帝好了。”可想而知,那段时间,神宗面临着朝野内外巨大的压力,内心充满了矛盾、烦躁和不被理解、支持的愤慨。

连老天爷也仿佛都在和神宗开玩笑,自从新政推行,全国各地的灾害就没有停过,河北大风、陕西华山崩裂,在那个相信天有预示的时代,这些都被解读为上天的警告,甚至是谴责,并被有心人用来抨击、围剿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

自熙宁六年(1073)至次年春的一场大旱,给新法又一重击。官员郑侠还绘了《流民图》,递呈给神宗。

郑侠曾被王安石提携,担任光州(今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司法参军,任期满后,入京向王安石提出新法给人民造成扰害的弊端,王安石没有回答,郑侠被贬为京城安上门的监门小吏。

不过王安石看重人才,不久,准备提拔郑侠担任修经局检讨。郑侠推辞不去,忠于职守亲临城门巡查。后来他看到“天大旱,久不雨”,人民无以为生,忧愁困苦,然而各地地方官吏还催逼灾民交还青苗法所贷本息,灾民们被新法弄得倾家荡产,只能逃离家乡。

郑侠于是画《流民图》,上《论新法进流民图疏》,写道:“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 外,以正欺君之罪。”

因上疏递交后被压下,郑侠又假称秘密紧急边报,改为疾马递呈给 神宗。

神宗反复观看这份图和奏疏,长吁短叹,寝不能寐。第二日,他下令暂停新法,又下《责躬诏》,责躬罪己,问天下人治政得失,希望得到有志之士、有才干之人的直言进谏。

神奇的是,废除新法三日后,天降大雨。

辅政大臣入内祝贺,神宗皇帝把郑侠所进的《流民图》及奏疏拿给他们看,同时责备他们的错误做法,大臣们拜了又拜以谢罪。

王安石被舆论围剿的时候,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来高昂反抗,他是一个无畏的改革者,也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神宗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有王安石一样推行改革的决心,但他要照顾的是整个天下,所以尽管王安石很强硬地排除异己,神宗仍然善待反对派的人才,并屡屡尝试在反对派和改革派中找到平衡点。渐渐地,他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变革的阻力,不仅是天怨,更有人怨,因为一场好的变革,应该被大多数人所欢迎,而不是如此抗拒。

他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

也许在某一刻,神宗体会到了祖辈仁宗喊停“庆历新政”时的踌躇和无奈。

王安石敏锐地感受到,这次改革中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的战友神宗动摇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自然也感受到了,加大了对王安石以及新法的舆论围剿。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王安石没有让神宗难做,主动递交辞呈。

不过君臣之间的默契依旧,为了变法成果不付之东流,王安石向神宗推举韩绛和吕惠卿接替自己主持朝廷事务,二人都是变法的积极追随者,神宗都一一应允,并在收回王安石相印后表示:“间又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狂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

可见神宗对变革的态度,确实如之前的诏书用词,是“暂停”,不是终止,更谈不上废除,他依然想在改革的道路上往前走,只是在寻找并思考更适合的方式和措施。

熙宁七年(1074)四月,久旱结束,天降大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改知江宁府,回到了他的故乡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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