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二十岁继位，正处于一个有抱负且可以有所作为的年纪。
他自幼酷爱读书，常常读书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总要英宗和高皇后派人去反复催促，才放下书本。继位后，他这酷爱读书的习惯也没有改变。诸子百家之中，他最推崇法家，佩服商鞅变法的魄力。他想要一展抱负，提升国家，振兴祖业。在没登基之前，就时常与幕僚探讨国家大事，因为怀着重振国威的雄心，他穿上军装去觐见祖母曹太后，问太后：“您看我穿铠甲好看吗？”
神宗即位第三日，掌管财政的三司使韩绛奏报：国库空虚，自仁宗朝和西夏打仗那次就开始了，仁宗拿自己的小金库贴补国库，但如今已经到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地步。
这对于想要重振国威、大有作为的神宗来说，真是当头一棒，他没有想到泱泱大国会穷到这个地步。各种问题越积越多，国家陷入贫困，入不敷出，其根源还是“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
仁宗庆历时期每年赤字就有三百万贯，到英宗治平时期，扩大到一千五百多万贯。与之对应的是仁宗时期的官员比真宗时期翻了一倍，神宗时期的军费开销是宋太祖时期的五倍之多。为了分散权力而重复建设官僚机构，造成了政策总要多番讨论、难以定论实施，而兵马扩充也没给宋朝带来实力的提升，反而在与辽、西夏的摩擦之中，一直处于弱势。
国家的土地被富人大量占有，利用各种政策手段逃避上税，穷人食不果腹、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挣扎不了的，就在各地爆发大量起义造反，朝廷进而又需要更多的官员和军队去镇压。这些问题其实在仁宗时期都暴露了出来，仁宗也试图解决，因而有了庆历新政。
但庆历新政本身有不成熟的地方，而且最终也没能贯彻执行。社会问题没能解决，只是被随后的宋与西夏的摩擦掩盖了下去。
国家面临的问题如此严峻，神宗没有惊慌，广泛征询意见和办法，想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马上要求各部门节省开支。
没想到，各部门开销没节约出来，还先搞了点事情出来，主要参与这件事的就是当初在英宗朝“濮议”时吃了大亏的台谏官们，针对的对象也是韩琦、欧阳修等当时获胜的实权派。
欧阳修之前就有一个“与继外男女有染”的乱伦风波，被贬去了滁州。重返京城之后，他非常注意个人风评。所以当妻弟，也就是小舅子薛宗孺身上出问题时，欧阳修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对薛宗孺严肃处理。
那头小舅子薛宗孺以为自己犯了事，欧阳修帮衬几句就没事了，没想到因此被免官了，而且还是在欧阳修的要求下发生的。
薛宗孺就不痛快了，说欧阳修不是个好东西，他跟自己儿媳有一腿。
因为之前欧阳修就有过跟继外女乱伦的“先例”，不少人都相信了这回事。御史蒋之奇听闻了这件事，就把它捅到了神宗面前，上章劾修。
神宗对这件事很看重，要求严肃彻查，特意把蒋之奇叫到跟前询问始末。蒋之奇本来就是道听途说的，没有任何物证人证，回答得支支吾吾，推说这事另一个官员彭思永也听说了。
神宗于是把彭思永叫来问话。
彭思永竟也说不出始末，只道：“这是个人私事，当然拿不出证据，臣等都是风闻奏事。再说，风闻奏事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个欧阳修之前在‘濮议’时候，就站在道理的对立面，不是个好人，不应该留在重要职位上。”
神宗都被气笑了，说道：“好哇，无凭无据，风闻奏事，职责所在。”然后把两个人贬了，蒋之奇贬监道州酒税，彭思永出知黄州，后改太平州。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没有像上次风波时候，造成欧阳修莫名其妙被贬谪，可是对欧阳修内心的伤害却比上次更甚。
因为，把这件事提到明面上的人正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后辈蒋之奇。欧阳修深感心寒，此后一直上书请求外任，神宗舍不得这位老臣，不予同意。
欧阳修之后，台谏官们又开始攻击韩琦，说他两朝定策，把持朝政，说不定马上要篡权了，应当罢相。
神宗内心气愤得不行，这群拿着国家工资的家伙，不给国家干实事，还净弹劾难得能做事的人才。
气归气，神宗安抚了欧阳修，又要去安抚韩琦。
出乎神宗意料的是，韩琦也想罢相，而且去意已决。
韩琦知道自己的权力确实顶天了，皇帝现在年轻，还依仗他，但以后皇帝成长起来，未必还需要他在眼前碍眼，而台谏官对他的弹劾不会结束，留在京师的日子会是无穷无尽的争吵，与其如此，不如急流勇退，到地方上做一些实事。
韩琦罢相的态度坚决，而在这个当口，西北又见风波，大宋和西夏有了摩擦的情况，于是十载为相、两朝定策的老臣韩琦被紧急派往西北，担任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这是当年他和范仲淹一起奋斗过的地方，韩琦向天子表示 必不辱命。
而有韩琦镇守西北，神宗也放心了，能够放手解决帝国的问题，他知道一场改革势在必行，唯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大宋才能发展下去。
英宗首先参考了仁宗朝的庆历新政，认为其中部分措施确有道理，又反思了庆历新政后来演变成内订的原因，是仁宗没有和大臣们商议就草率下诏实施改革。
对此神宗找来庆历新政时候的改革派富弼，询问如何国富兵强。没想到富弼已经不是曾经年轻气盛的年轻人了，时光和经历让他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如今新帝即位，尤其不能大动干戈。
富弼回神宗道：“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间不演兵。”
神宗大失所望，既然朝内无人可以托，只能起用外面的实干官员。
神宗还是颍王的时候，经常与记室参军韩维探讨国家政策等事，韩维曾经极力推崇好友王安石，每当提到什么令神宗惊叹的想法时，韩维总说：“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我的好友王安石说的。”
神宗于是决定重用此人。
王安石，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年少时，聪明好学，过目不忘，下笔如神，意与日争光辉。稍大一些，与其父游历多处，接触到民间疾苦，开始思考宋朝的社会问题。
曾巩特别欣赏他的文章，推举给老师欧阳修看，欧阳修也给予了高度赞扬：“翰林风月三千首，史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预判之后难有人可以超越王安石的文章。
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参加科举，中进士榜第四名，被授职淮南节度判官。
到任后，许多人都谋求升职，到京城做官。但王安石偏不，他选择在地方苦干，而且也确实做出了成绩，像这样有能力的官员能到中央做事那就更好了。欧阳修、文彦博等朝廷要员都曾为此做过努力。
皇祐三年（1051），宰相文彦博向仁宗举荐王安石，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之后，欧阳修又举荐王安石做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
直到在地方做了十几年，仁宗嘉祐三年（1058）十月，王安石担任三司度支判官，才到京城。在这个职位上，王安石总结了自己为官的所见所想，写了上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向仁宗提出了变法主张。在万言书中，他指出国家正处于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的情况下，认为要解决根本必须改革制度，并且提出了人才政策和改革方案的基本设想。但这篇万言书并没有引起仁宗和当时宰相大臣们的注意。
五年后，王安石母亲过世，丁忧回到金陵。在之后的四年里，他在家乡兴办学院，收徒讲学。神宗读过王安石的万言书，非常赞同里面的改革意见，就算王安石这个人实在不好请，年轻的天子也打定了主意要重用这个人。
神宗先单独召见了韩维，问：“王安石现在在哪儿？”
韩维说：“他在金陵。”
神宗又问：“朕要召见他，会肯来吗？”
韩维太了解老朋友了，答道：“陛下以礼相请，安有不来之理？不过在手 法上不宜操之过急。”
于是，神宗先任命王安石出知江宁，几个月后提拔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神宗激动地召见他，并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改革意愿。
王安石阐述了自己在政治、财政、军事上的思考，也表示自己同样有改革的想法。
神宗感叹王安石与自己真是志同道合，进而表达自己想要向唐太宗等前辈学习，建功立业，振兴国家。
王安石直呼唐太宗也一般，要学我们就学尧和舜。
神宗连连摆手：“太抬举我了，要求这么高，做不到哇。”内心却笑开了花，一再要求王安石必须辅佐他，以成治国大业。
之后，神宗多次召见王安石，商谈改革事宜。
神宗问王安石：“世人都说你只知经术，不懂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世人恰恰不知道，经术就是经世务。”
神宗很满意这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回答，又问王安石当务之急是做什么。
王安石道：“变风俗，立法度。”
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时的教训，知道改革一出，反对的声浪必然此起彼伏，到时候他一个人来对付无数个人肯定不足够，所以他很有前瞻性地向神宗提议，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改革部门。
当时，韩琦正要前往西北外任。神宗也询问了这位元老级人物对王安石的看法，韩琦说：“这人做翰林学士绰绰有余，但做辅宰却还能力不够。”
另一个宰相富弼则和王安石政见不合，但不想与他争执，称病罢相。神宗问他说：“你走了谁来接替你呢？”
富弼推荐文彦博。
神宗沉默很久，又问：“那王安石呢？”
富弼也沉默以答。
神宗很无奈。
熙宁二年（1069），神宗最终还是不顾周围反对的声音，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改革事宜，同时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部门，单独向皇帝汇报工作，一批年轻有为的新鲜血液力量苏轼、苏辙、吕惠卿、曾布、沈括……被陆续提拔重用。
有了神宗坚定支持，王安石的变革新法陆续出台。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就此拉开序幕，史称熙宁变法，也称王安石变法。
最先出台的均输法，源于对国内的经济和货物缺乏统筹，负责物资供应的发运司，既不了解京师实际的物资需求，也没有权力管从东南六路运往京城的物资，能做的事只有用国库的钱买物资到京城，以至于物产丰富的时候，也不敢多采买以备后患，物资匮乏的时候就提高价格去抢购物资，钱不够则提高税收，使得国库的钱被随意浪费，而农户被搜刮压迫，富商则有机可乘牟取暴利。
均输法意在节省国家开支，减轻农民的负担，打击不法商贩，了解京师和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以便做出灵活调整。
均输法出台两个月后，又出台青苗法。因为没到青黄不接或者天灾的时候，底层农民只能依靠高利贷等方式度日，长此以往，贫者更贫，甚至失去了赖以生活的耕种土地，而发行高利贷的富户更加富有，贫富差距加大，激化社会矛盾。
青苗法的措施就是由国家出面，给农民借贷款项，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切断富户牟取暴利的渠道。以上两种措施刚出台，就迎来了反对的声音。
宰执之一的唐介本来就反对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变法出台后又与王安石争论变法措施的错误，神宗这时候站在王安石一边，唐介愤慨不止，结果后背生疽，很快病故了。
时人称当时的五个宰执是“生老病死苦”。生是指王安石，朝气蓬勃，正意气风发地实施新法措施；老是指曾公亮，年近古稀，不在新旧党之间站队；病是指称病不出的富弼；死是指愤而离世的唐介；苦是说赵汴，每每新 法出台，必言“苦者数十”。
御史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误天下苍生”，神宗正在改革的兴头儿上，指望着王安石拿出更多办法，遂将弹劾的奏章还给了吕诲。吕诲拿出了台谏官最后的抗议手段，皇帝不听我的，好，那我走，自请出朝。神宗留下了这份自请没有回应。
王安石让人传话吕诲让他改任知制造，吕诲根本不领情，就是要走得远远的。王安石也生气了，请求神宗重贬吕诲。神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意见，他知道吕诲也非出于私利，派吕诲担任成都路转运使。
在青苗法出台之前一个月，一直称病表达对王安石不满的富弼终于得到神宗的批准，外任亳州。
当知道青苗法出台之后，富弼表示不会在他管辖的地方执行，后被弹劾不执行圣旨，以左仆射之职改判汝州。
王安石启奏：“富弼虽受责罚，却富贵没丢。大禹时期，他的父亲鲧由于违命被诛杀。黄帝时期，共工貌似恭敬但内心傲狠被流放。富弼同时犯有这两条罪行，只夺去使相之位，又怎能阻止同样的奸邪呢？”
神宗很为难。
富弼表示：“既然要推行新法，而不论臣负责哪个郡县，臣都不会让新法在那里实行，那么臣愿回洛阳养病。”
不久之后，富弼上书请求告老回乡。神宗恢复了他武宁军节度使及同平章事之职，让他以司空、韩国公之衔致仕。司马光和王安石曾经都在铁面无私的“青天”包拯手底下做事，二人年纪相仿、看法相近，很快成为挚友。王安石刚到京城的时候，司马光欢喜地迎接他，畅想以后共事之乐。
一开始，司马光也主张变法，并向朝廷递交过自己的意见措施。但随着变法的深入，他和王安石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但青苗法出台后，司马光与变法派的吕惠卿在神宗面前对青苗法争论不休。
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王安石推出农田水利法，要求各州县对需要新建的水利工程提出实施方案，小的项目州县自行解决，大的项目上报朝廷，凡能提出合理建议或者能募集到人、钱新建的项目，朝廷给予奖励。
同时，朝廷开始讨论新的变法措施——募役法。宋代地方差役原本由主户按户等高低分配，是义务劳动，但其主要职责又是物资运输、督税等工作，如有缺失需要自行补足，加上地方官员的腐败，导致服役的户等倾家荡产。
募役法的目的就是让本来的轮流担任改为雇佣人担任，雇佣的费用由原本服役的人缴纳，原本不需要服役的官户、未成丁户、女户、寺观户等也要按照半户出钱。
神宗还想提拔司马光帮忙变法，司马光表示自己不懂财务也不会治军，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同时希望神宗停止青苗法。
原本支持变法的苏轼和苏辙兄弟，选择和王安石分道扬镳。
一直请求退休却不被神宗批准的欧阳修，此时正负责东京路事务，也坚决反对变法。
熙宁三年（1070）三月，负责河北路的主政官韩琦上书痛批变法措施带来的问题。神宗看了奏章，自责道：“以为可以有利百姓，没想到会害百姓如此。”于是决定停止青苗法。
王安石意识到他坚定的支持者神宗也开始动摇，他很清楚，一旦神宗不能坚定改革，那么什么变法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于是，王安石称病不朝，并且决定辞职。
神宗思前想后，觉得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国库充裕、国家富强，而今反对派虽然不断反对，却也没有给出更好的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于是他的态度又强硬起来，王安石复出继续变法。
在财务方面，相继又推出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强兵方面，推出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将兵法。用人方面，推出科举新法、三舍法、《三经新义》。
在参知政事曾公亮以年老为由提出退休时，有人讽刺他当初推举王安石，导致现在推行变法，国家一团乱。曾公亮说天子与王安石犹如一人。可见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多么坚定，因此这些新法都得以迅速实施。
新法涉及范围广泛，涵盖社会多个方面，大宋财政收入随之提高，耕田面积增加，社会生产力飞快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得以提升。最显著的就是熙宁五年（1072），大宋在西北取得了熙河大捷，拓土二千余里，安史之乱失去的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收复，并生擒羌人首领，献俘京师。
然而变法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反对声也从未停止。
王安石重新开启改革后，驳斥了韩琦之前的奏疏，韩琦愤而反驳。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甚至王安石的胞弟王安国也反对哥哥的举措。熙宁四年（1071），王安国从西京洛阳回京，神宗询问他外界对变法的看法。王安国直言：“外面的人都说引人不当，光急着敛财了！”
而数次表明要离开的欧阳修，一直没得到神宗批准外放，反而被神宗委任要职。欧阳修已经心灰意冷，坚辞不受。神宗无奈，让他知蔡州。第二年，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这个老人已经看开了，国家的命运，朝野的风波，他在波澜之中，只是一片落叶而已，什么也改变不了。
人生的最后时光，他豁达、淡然，最后于熙宁五年（1072），在家中安详离世。但是，朝野内的风波永远不会停止。
宰相之一的赵汴，曾经匹马人蜀，只带一琴一鹤，深得神宗赏识。凡遇到朝野要事，赵汴常向神宗密奏自己的看法，得到天子褒奖。在神宗内心动摇，想停止青苗法而王安石称病的时候，赵汴建议神宗：“新法是王安石提出的，要终止也请等他回来吧。”
没想到最后变法重启，赵汴非常悔恨自己当初出言帮王安石，向神宗说：“制置条例司设使者四十余人，扰乱天下。王安石善于诡辩，刚愎自用，诋毁天下公论为庸俗，违背众议，欺瞒民众，文过饰非。近来谏官们多因说话无人听而辞职，司马光受聘枢密，不肯赴任。而且事有轻重，体有大小，一时的财富利润是轻，人心的得失才是重；青苗使者的荣辱事小，左右大臣的取舍为大。现在因小失大，去重取轻，臣担心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呀！”随后恳请辞官，之后改任青州知州。
赵汴离开后，宰相位空缺，王安石提拔支持变法的韩绛填补。
也如赵汴所说，台谏官们不断因为反对新法而离职，王安石破格提拔自己的学生李定为监察御史。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坚决反对，反而被王安石革去知制造的职务，硬是让李定做上了监察御史，以便在舆论上援助变法，减少台谏官那边的反对声。
这一年，神宗召集了两府讨论新法，枢密使文彦博坚决反对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文彦博代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而神宗想要的是富国兵强，所以神宗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但是身为天子的他一直远离市井，没有意识到不光官僚地主阶级不配合，底层百姓也不配合。
枢密副使吴充委婉地说：“朝廷举事，每欲便民，而州县奉行之吏多不能体陛下意，或成劳扰。”果然在免役法在开封试行时，遭到民间阻力。
百姓认为本来差役是上等户的事，如今改为招募雇佣，下等户竟然也要为此出资。女户、寺观户更觉得委屈，本来不需要出人出钱，现在竟然要承担这额外的负担。东明县数百群众因此聚集到开封闹事。
对此司马光上奏表示归根到底不是服役的问题，而是钱的问题呀！可惜没有得到神宗的认可。
与此同时，户部侍郎范镇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希望神宗：“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范镇被罢官，他选择了致仕。临行前，他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天子“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
司马光看到自己的奏章不被重视，好友范镇又遭遇不平，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从此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继续完成英宗离世之前给的任务——编撰《资治通鉴》。
当年反对王安石而被贬官的吕诲，因病退休后，仍然日日为天下事担心，早晚愤叹。
司马光到洛阳不久，前去看望。吕诲在弥留之际，听到司马光的哭声，强打精神握住他的手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之后离世，终年五十八岁，海内闻者皆痛惜。
苏轼向神宗讲述新法的弊病，王安石愤而让御史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前往杭州任通判。
神宗爱惜人才，后来想重用苏轼，却遭到王安石反对。
神宗又提议让苏轼修《起居注》，王安石直接说苏轼是“邪恶之人”，并检举苏轼贪腐。后来这事经过调查是一桩冤案，但可以令人感受到王安石对政治对手的杀伐决断，铁血无情。
舆论对新法声讨不断，反对官员或遭遇贬谪，或选择致仕，朝中人才流 失。到熙宁六年（1073），文彦博也看不惯新法实施以来的种种，比如市易法虽然可以从商人手中分利，增加国库，却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他向神宗辞去枢密使职务。
这一年，文彦博已六十八岁，是朝中在要职上的最后一位老臣，经历过仁宗、英宗两朝，他的离开让神宗非常神伤。
不光是朝内肱股重臣一个个离开，宗室、外戚也抓住一切机会表达反对之意。
新法改革了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许多远方子弟因此失去官职，当街围住王安石要个说法。
神宗和四弟嘉王赵頵打马球，许以玉带为注，嘉王赵頵说：“如若赢了，不要陛下的玉带，只希望陛下能废除青苗法等新法。”
甚至曹太皇太后也站了出来，找神宗痛哭，希望不要改变祖先的法度，告诉神宗：“百姓怨青苗法、募役法，皇帝应该深思缘故哇！”
当年父亲英宗和继祖母曹太皇太后关系不融洽，甚至曹太皇太后一度迁怒到神宗兄弟身上。但神宗也没有生出怨恨，反而对曹太皇太后越发敬重，最终感化了曹太皇太后，祖孙二人感情融洽。到他登基之后，曹太皇太后都经常会亲自站在宫门内等他下朝回来，并给神宗送去他喜欢吃的小点心。
除了感情深厚的祖母曹太皇太后，还有母亲高太后的痛诉：“王安石是在 乱天下呀！”
他的结发妻子向皇后也站在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一边，请他多考虑两位长辈的意见。
神宗推行新法的时候，考虑到会遭到很多阻力，但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也会一起反对。
因此神宗才会在三弟岐王赵劝他应该听从祖母意见的时候，脱口而出道：“那你来干这个皇帝好了。”可想而知，那段时间，神宗面临着朝野内外巨大的压力，内心充满了矛盾、烦躁和不被理解、支持的愤慨。
连老天爷也仿佛都在和神宗开玩笑，自从新政推行，全国各地的灾害就没有停过，河北大风、陕西华山崩裂，在那个相信天有预示的时代，这些都被解读为上天的警告，甚至是谴责，并被有心人用来抨击、围剿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
自熙宁六年（1073）至次年春的一场大旱，给新法又一重击。官员郑侠还绘了《流民图》，递呈给神宗。
郑侠曾被王安石提携，担任光州（今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司法参军，任期满后，入京向王安石提出新法给人民造成扰害的弊端，王安石没有回答，郑侠被贬为京城安上门的监门小吏。
不过王安石看重人才，不久，准备提拔郑侠担任修经局检讨。郑侠推辞不去，忠于职守亲临城门巡查。后来他看到“天大旱，久不雨”，人民无以为生，忧愁困苦，然而各地地方官吏还催逼灾民交还青苗法所贷本息，灾民们被新法弄得倾家荡产，只能逃离家乡。
郑侠于是画《流民图》，上《论新法进流民图疏》，写道：“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 外，以正欺君之罪。”
因上疏递交后被压下，郑侠又假称秘密紧急边报，改为疾马递呈给 神宗。
神宗反复观看这份图和奏疏，长吁短叹，寝不能寐。第二日，他下令暂停新法，又下《责躬诏》，责躬罪己，问天下人治政得失，希望得到有志之士、有才干之人的直言进谏。
神奇的是，废除新法三日后，天降大雨。
辅政大臣入内祝贺，神宗皇帝把郑侠所进的《流民图》及奏疏拿给他们看，同时责备他们的错误做法，大臣们拜了又拜以谢罪。
王安石被舆论围剿的时候，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来高昂反抗，他是一个无畏的改革者，也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神宗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有王安石一样推行改革的决心，但他要照顾的是整个天下，所以尽管王安石很强硬地排除异己，神宗仍然善待反对派的人才，并屡屡尝试在反对派和改革派中找到平衡点。渐渐地，他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变革的阻力，不仅是天怨，更有人怨，因为一场好的变革，应该被大多数人所欢迎，而不是如此抗拒。
他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
也许在某一刻，神宗体会到了祖辈仁宗喊停“庆历新政”时的踌躇和无奈。
王安石敏锐地感受到，这次改革中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的战友神宗动摇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自然也感受到了，加大了对王安石以及新法的舆论围剿。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王安石没有让神宗难做，主动递交辞呈。
不过君臣之间的默契依旧，为了变法成果不付之东流，王安石向神宗推举韩绛和吕惠卿接替自己主持朝廷事务，二人都是变法的积极追随者，神宗都一一应允，并在收回王安石相印后表示：“间又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狂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
可见神宗对变革的态度，确实如之前的诏书用词，是“暂停”，不是终止，更谈不上废除，他依然想在改革的道路上往前走，只是在寻找并思考更适合的方式和措施。
熙宁七年（1074）四月，久旱结束，天降大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改知江宁府，回到了他的故乡金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