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亡，亡于素有“女中尧舜”的高滔滔，而非党争

后世对于北宋评价分为两个极端，有人说北宋积贫积弱，对外无能，但也有人说，北宋极为发达，所谓“造极之世”，这个空前发达又被动挨打的王朝真的是很难表达。

两宋还是一个特别的王朝，就是皇帝子嗣单薄，比如真宗就一个儿子，到了仁宗这一辈，居然一个儿子都没有，两宋300多年，18位皇帝，三次由远支旁系入帝系，这也就造成了有九位皇太后（妃）垂帘听政。后妃参与政治的频率，堪称历朝历代之最。更有意思的是，宋代士大夫对后妃干政似乎并不嫌恶。而且绝大部分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妃）均在历史上赢得了美名。后世评价还很高：“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

在九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里面，有两人属于长期执政：一个是上面仁宗朝的刘娥，以皇太后身份摄政长达11年；另一个则是宋英宗皇后高滔滔，在宋哲宗朝以太皇太后身份摄政9年。

这两名皇太后，在宋朝垂帘听政者中留下了两极化的口碑：刘娥被认为口碑最坏，史书说她差点就成为第二个武则天；而高滔滔的口碑最好，被誉为“女中尧舜”——翻阅史书，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女人有此殊荣。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刘娥才是女中尧舜。高滔滔则埋下北宋亡国之祸。

北宋最初的问题出自党争，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当22岁的宋神宗赵顼与49岁的王安石经过一番深谈之后，他们共同开启了大宋的变革时代。熙宁二年，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开始颁行新法。尽管此后围绕新法的施行演变成朝堂上的派系乱斗，但这个事件的标志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年起，直至北宋亡国的将近60年间，所有的朝廷政治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及此。

20岁的宋神宗刚登基，他接手帝国不过是虚名在外，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财政困局。宋神宗即位没几天，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就给他上交了一份财政报告，赫然写着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国家真是穷到快揭不开锅了。在“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环境和“三冗”的现实危机中，大宋正在无可挽回地堕入衰世。

变革已经成为必然，宋神宗别无选择，宋神宗曾问三朝老臣富弼，向他请教富国强兵之道。富弼却告诉皇帝：“陛下即位之始，应当广布恩德，与民休息，至少二十年不言兵事。”此时的富弼热血变凉，不愿再提往事。这些讲话都是有用的废话。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开始重用王安石。

王安石的变法理念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些措施一旦实施必然震动整个社会。基于不同的利益，或不同的理念考量，以司马光士大夫阶层表示了强烈反对。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党与旧党，或变法派与保守派。北宋出牛人，但牛人全毁于党争。这是历史上最遗憾的事之一。不能说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对立不对，但二人争执还是理性，政治的对立并不影响二人的私谊，而他们的后辈就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和党争了。

对于帝国的改革事业，宋神宗本身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另一方面极力维护皇权，对王安石及变法派进行牵制，避免王安石权位太重。实际上就是，宋神宗缺乏李世民的魄力。当然新、旧党的争斗，也是皇帝的平衡术。

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之前，指定了司马光与吕公著为太子老师。这两个人，都是变法的反对派。这实际上是神宗对自己当初的否定，赵煦即位这就是宋哲宗。宋哲宗刚即位时懵懂无知，由宋神宗的母亲高滔滔垂帘听政，而她正是变法的坚定反对者。高滔滔摄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起复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隐居15年的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全面推翻宋神宗时期的变法内容。

尽管司马光重获起用后不到一年半，但这最后一年多时间，已足够他完成自己潜伏15年的夙愿。好友王安石奠定的新法格局，尽数遭到废除。王安石病逝5个月后，司马光去世。此时，北宋政局已经掉入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朝局的重心不再是研究如何富国强民，而是研究如何打倒对手。

高滔滔大名高正仪，小名高滔滔。高滔滔出身是当朝的名门望族。她的曾祖父是名将高琼，其母是大宋第一开国功臣曹彬的孙女，宋仁宗皇后曹氏的亲姐姐。她与宋仁宗养子赵曙青梅竹马，二人结婚就有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

高滔滔先后为宋英宗诞下四子四女，宋英宗在位不到4年就驾崩了。他与高滔滔的长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宋神宗驾崩后。大宋政局站在了一个分岔口上，在这个关键节点，54岁的高滔滔开启临朝听政。此时后宫之中属她辈分最高，所以，也没得选。

高滔滔在开始正式摄政之前，毫无政治经验。无论是英宗朝还是神宗朝，她都是一个谨守后妃之道的女人，没兴趣也没机会参与朝廷政治。为了掌控帝国事务，建立自身权威，她选中保守派，比如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在政治上恢复到神宗朝以前那个她所熟悉的祖宗旧制时代。

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方田均税、市易、保甲、青苗、免役等变法的成果被尽行废弃。在司马光死后，保守派内部逐渐分裂为三派，即后世所称的“蜀洛朔党争”。而高滔滔并无任何强势干预的姿态，只是任其党争环境恶化下去。高滔滔的私德其实很好。她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虽然出身贵族，但对民间疾苦有恻隐之心。她对待外戚，自己的娘家人，态度十分严苛，不徇私情。可问题是，这与治国理政没有任何关系。

高滔滔首先就是不具备治国的能力，改善纷乱朝局的思想与能力，这已经超越了她的政治水平。但实际上，被史书美化为“元祐治世”的高滔滔摄政时期，却是北宋走向亡国深渊的前奏。致使北宋亡国的各种伏笔，此时已经埋下了。

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人的存在——宋哲宗赵煦，他才是大宋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高滔滔摄政9年，宋哲宗从一个10岁的小孩，成长为一个19岁的青年。然而，军国大事仍然由高太后和几位大臣拍板，皇帝始终没有发言权，朝中大臣无一例外，都忽视了宋哲宗的年龄增长。他们习惯于认为皇帝还小，告诫他凡事要听命于高太后。

垂帘太后与年轻皇帝的对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高滔滔病重之时，已经意识到宋哲宗对她的极度不满。她似乎看出了一些不详的征兆，高滔滔还告诫吕大防和范纯仁说，我死之后，皇帝是不会重用你们的，你们应主动退避，免得遭祸。一直到临死，高滔滔最得意的事情，仍然是她的私德无亏，不曾利用权力额外照顾娘家人。但她并不知道，这一点，对于长期被无视的皇帝来说，这重要吗？

作为大宋皇帝，时年17岁的年轻天子宋哲宗赵煦，内心竟无比高兴。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再也没有一个讨厌的女人在他身后监督训示他，他终于感受到天子这个身份带给他的权力。

62岁的高滔滔病逝后，宋哲宗终于开始了反扑式的亲政。对于高太后摄政期间任用的人、制定的政策，他一概不认，通通反着来。他把章惇、蔡卞等变法派首脑重新召回朝堂，而保守派官员则陆续罢黜被贬。朝廷党争，权势转移，一个新的轮回又启动了。

这时候，或许是出于宋哲宗的授意，章惇和蔡卞打算追废高太后，并拟好了诏书。在向太后和宋哲宗生母朱太妃的苦苦相劝后，宋哲宗只好作罢。宋哲宗还打算开掘司马光等人的坟墓，被朝臣苦谏之后才没干。尽管宋哲宗全面恢复新法的举措，多少有对高太后的报复的心理，但不得不说，新法经过绍圣时期的变革后，更加适应宋朝的社会现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