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献的大量散佚

在我国历史上,文献的聚集总是与散佚相始终。我国历代产生的文献无法计数,其中有不少文献是被自然淘汰的,这很可以理解,不能认为是不正常的。但是,天灾人祸造成的意外损失确也接连不断,难以缕述,这里举十数次大文献损失,以见其梗概。

1、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主张效法古制,分封诸侯,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李斯坚决反对,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

2、西汉末年战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又《隋书·经籍志》谓《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3、东汉末年战乱。《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4、西晋末年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隋志》:“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序》:“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有人把“惠怀之乱”解为“八王之乱”。考《隋书·牛弘传》中牛弘叙述此事作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所谓“刘、石凭陵,京华覆灭”,主要指怀帝永嘉五年六月刘曜、石勒攻占京城洛阳。《晋书·怀帝纪》:“六月癸未,刘曜、王弥、石勒同寇洛川。王师频为贼所败,死者甚众。……丁酉,刘曜、王弥人京师。帝开华林园门,出河阴藕池,欲幸长安,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烧宮庙,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这次京华荡覆,与八王之乱有直接关系,八王之乱以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另立怀帝为结束,其时间在惠帝时期。刘曜、石勒攻占洛阳则在怀帝永嘉五年。史官把两件事连起来叫“惠怀之乱”。所以把“惠怀之乱”解释为“八王之乱”不准确。


5、侯景之乱与梁元帝焚书。南朝以梁代藏书最盛。梁武帝末,发生侯景之乱。北方降将侯景,被梁武帝封为河南王,次年(太清二年)叛乱,攻破建康。太清三年攻下台城(宫城),武帝愤恨而死。《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又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牛弘把以上五次重大图书损失称为“五厄”。

6、隋末唐初。隋朝藏书极富,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均富藏书。西京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去重复有三万七千余卷,为唐朝继承。东都洛阳藏书所谓“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者,《隋书·经籍志》云:“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王世充),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7、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8、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9、靖康之难。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金军攻破汴京(开封),次年四月掳徽、钦二帝及宗室后妃数千人及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携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北去,汴京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这些书被掠到北方后,传下来的极少,以宋版书而论,北宋刻本传世绝少,就是一个证据。

10、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六《黄氏千顷斋藏书记》“……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泽逊按:此内阁当指明文渊阁,张萱尝编《内阁书目》。)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胳骑,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


11、乾隆禁毁。清乾隆征求全国遗书,纂修《四库全书》,同时也对图书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当时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包括全毁、抽毁)的“据《禁书总目》《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诸书考之,在于销毁之列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序》)。另外,清代康熙、雍正时亦有禁书,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年出版),清代禁书有3236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近人邓实曰:“昔者之毁,乃官府之所藏,而山岩屋壁尚有存者。今之毁,并毁及民间,而比户诛求,其所留遗者亦仅矣!”(《国粹丛书》第二集《禁书目合刻跋》)

12、嘉庆宫火。嘉庆二年乾清宫火,昭仁殿在其东侧,同时被焚,天禄琳琅四百余种宋元抄校善本荡然无存。

13、太平天国起义。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均被焚,片纸不留。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肆市,百姓用来包装物品,幸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经太平天国起义,东南各省新旧文献大都被毁,以至在太平军被镇压后,市面上几乎买不到书,社会上无书可读。研究版本学的人一般都知道,康、雍、乾、嘉四朝刻书往往不难得,而道、咸两朝刻书往往印本稀见,反倒被视为善本,原因是太平天国时书版大都被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14、英法联军纵火圆明园。在东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义同时,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在抢劫之后,放火焚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京城其他图书损失尚无法计算。

15、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图书损失极大。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翰林院坐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其余也散落瓦砾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永乐大典》来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使馆官员翟理斯在《使馆被围日记》中记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一三三四五这一册,被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收藏。”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1900年6月24日记云:“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拋入翰林院。只一点中间,众公使居住之英使馆顿陷于危险之域。”威尔当时就在英国使馆中,他说,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拋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拋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又6月25日记:“英馆之北,今已有人驻守,……此处毁坏荒凉之状,俨如坟院。”按,英馆之北即翰林院,其被毁之情状,可堪回首!

翰林院中除《永乐大典》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各种文献档案,那“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的图书,包括数以万计的《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这些乾隆时从全国征集来的图书,在《四库全书》修完后,并未发还原藏书家,而是存放在翰林院中。这些书是普通装潢。威尔所强调的“绸面华丽之书”指的当是《永乐大典》。其余则大都是四库进呈本。由于《四库全书》曾对原本进行了大量篡改,所以其底本对后人了解篡改情况十分有价值。而“四库存目”之书根本没有收入《四库全书》,就更有价值,其中孤本无法计算,所以在近年辑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有一两千种书查无下落。可见翰林院的惨遭兵火破坏,是我国历史上文献的重大损失,这一损失的严重性,人们还没有充分估计到。

16、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对我国的图书文物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不可胜计。我曾参观清华大学古籍书库,里头有一架子因火烧而严重受损的书,那是抗日战争中在重庆被日本飞机轰炸的烬余之物。这批书近已得到修补重装。我们学习古籍目录版本,会读到张元济先生的《涵芬楼烬余书录》。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进攻上海闸北,我国十九路军奋力抵抗,这便是“一·二八事变”。1月29日清晨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以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2月1日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放火将日军飞机轰炸时未毁之图籍全部烧毁,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随着炮火硝烟,飘满上海天空(参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涵芬楼原是商务印书馆资料室,1924年扩建为东方图书馆,地点在上海宝山路西商务总厂对面,为五层大楼。其中第三层为善本书室,仍名“涵芬楼”。其藏书量居当时全国公共图书馆之首,宋元善本、名家抄校本及全国府州县志均收藏较多,富有盛名。日本飞机轰炸之后继以纵火,必欲毁之而后快,其用心不言而喻。先是,1924年为避战祸,张元济曾取出善本古籍五百余种寄存于租界金城银行保险库内,从而使这部分古籍珍本幸免于难,后来忍痛将这部分善本编为《涵芬楼烬余书录》,成为永久的纪念。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文献的破坏,从东方图书馆被毁可以见其一斑。

17、“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中国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无数文物文献被毁,其中家谱被毁尤多。民间藏书及字画,大多被没收,许多被烧掉或送造纸厂化成纸浆,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是,数不胜数。小时候我在农村,我的村庄是个文化村,不少人家有书,“文革”中全都抄到大队(当时一个村叫一个大队),堆放在小学,我父亲是小学教师,据我父亲回忆,当时书堆到屋梁(小学是地主家的大房子,屋梁很高),小学派两三位老师从中挑书,他们不敢多挑,仅挑出《辞源》《辞海》《资治通鉴》等书,其余全部装成三大马车送到了县造纸厂,化为纸浆。其中最珍贵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许多小说和鼓书唱本。鼓书唱本流传不多,是俗文学的宝贵资料。我的姑姑偷偷留了几本唱本,后来形势发展到残酷的阶段,这几本唱本也被家人偷偷拿来烧锅了。我的伯父把我家家谱藏在屋梁上,后来全家都劝他:“一旦被搜出来,你能受得了吗?”还是自己偷偷烧了。经此洗劫,民间藏书受到根本摧残,存者稀如星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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