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宋仁宗无疑是中国古代不多见的好皇帝,而经过《清平乐》的一番“历史教化”之功,仁宗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模范官家的地位算是坐实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来说宋仁宗的坏话,一定是不遭人待见的。然而,人无完人,帝王亦不例外。甚至可以说,在帝王身上,人性的弱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清平乐》中,丹姝娘娘半开玩笑似地对着徽柔抱怨道:
“人都道官家谦谦君子、温柔克制,其实他本是贪吃好色。”
看到这一节,吃瓜群众有没有觉得很不妥?作为皇后怎么可以如此抹黑君王的形象呢?何况还是在公主面前。难道“谋大逆”的嫌疑还没有完全洗去,又想再被安上一顶“大不敬”的帽子?
不过,在编剧的艺术世界中,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官家神智混乱指斥皇后和张茂则谋大逆,娘娘委屈至极,多年的抑郁喷涌而出,以致心曲流露,口无遮拦。那么,“贪吃好色”四字评语之于模范官家赵祯是否属实?又或者只是皇后凭空杜撰的怨怼之辞?
史籍记载,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间,后宫嫔御众多,仁宗耽于女色,还因此遭致了群臣的批评。郭皇后被废,曹皇后多年沦为摆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们不够美,或者说不符合仁宗对“美”的定义。对仁宗的寡人之疾,学者们多有论述,此不赘说。本文重点说一说官家的“贪吃”。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一载仁宗事迹曰:
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时左右皆呼万岁,至有感泣者。
邵伯温《闻见录》卷八记载:
文靖(吕夷简谥“文靖”)夫人因内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当有之。”夫人归,欲以十奁为献。公见问之,夫人告以故,公曰:“两奁可耳。”夫人曰:“以备玉食,何惜也?”公怅然曰:“玉食所无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奁也?”
进入宋朝后,祖宗家法对四方贡献之物多有禁约,皇帝也不能想啥来啥。吕夷简家乡寿州(今安徽凤台)位于淮河南岸,与颍州相距不远,同为盛产白鱼之乡。后廷搞不到糟淮白鱼,急坏了曹皇后,是以不得不拉下面子,向吕夷简夫人请托,既可见赵宋家法之严,亦可见官家赵祯对此味美食的钟情。
又,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八记载:
上冲幼即位,章献性严,动以礼法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章惠以恩抚之。上多苦风痰,章献禁虾蟹海物不得进御,章惠常藏弆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儿如此!”
从这段材料可知,仁宗自小身体就不太好,常为风痰症所困扰。风痰为何?无益君不懂中医,只好临时抱佛脚查医书。北宋后期政府组织编纂的《圣济总录》解释道:“论曰风痰之病,得于气脉闭塞、水饮积聚,其状虽有冷热之异,至于心胸痞隔、饮食不化则一也。”按照这一说法,风痰的主要症状之一就是消化不良(与“风痰”的字面意思好像不太吻合呢)。
以经验推测,仁宗的消化不良,其根源自然在于脾胃虚弱,与饮食失节应该也不无关系。中医又认为,海鲜多为大寒之物,多食易伤脾胃。这样讲来,风痰患者自然是不适合吃虾蟹海鲜的,是以太后刘娥勒令左右,把虾蟹海鲜从官家的食单上删除,共同抚养赵祯的杨太妃却心软,常常把海鲜藏起来送给赵祯吃。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小官家对虾蟹海鲜确是真爱。
海鲜、烧羊、糟白鱼,面对人间美食,我们的官家似乎毫无抵抗力。有网友指出,仁宗的子嗣不盛应该与其长期吃螃蟹有关。无益君不是医学专家,不敢断言其间的因果关系,不过仁宗并非不育,前后共生育十六个子女(其中三位皇子),不可谓不盛,只是大多早夭。可以肯定的是,仁宗执政后期身体状况的恶化与其贪吃应该有很大关系。
至和年间,仁宗曾发病,昏迷了三天三夜。嘉祐元年(1056)正月,在上朝过程中,仁宗“暴感风眩,冠冕欹侧”,情形狼狈。到了嘉祐八年(1063)三月三十这一天夜里,仁宗“忽起,索药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上指心不能言。召医官诊视,投药、灼艾,已无及。丙夜,遂崩。”从症状来看,仁宗应该罹患了较为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去世前的“指心不能言”正是典型的心肌梗塞的症状。
想来,仁宗先天体质较弱,又嗜食高蛋白和高胆固醇类食物,长期下来,“三高”必不可免,罹患心脑血管疾病也在情理之中。《清平乐》剧中,临近故事的尾声有一幕,仁宗在接见驸马李玮时咳血于帕上。咳血是肺病的症状,此一幕或更符合仁宗宵衣旰食的仁宗形象,但没有任何史实依据,当出于作家或编剧的想象。
圣人云:“食、色,性也。”宋仁宗爱美人的同时也嗜食美食,完全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无可厚非。可贵的是,仁宗自觉地将对美食和美色的热爱控制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因私废公,因而不仅无损于其模范官家的形象,而且让千年后的吃瓜群众感觉更加真实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