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常见的说辞称：王安石变法本意很好，坏就坏在用的全是小人，全是逐利之辈。是“不肖官吏之为虐”，把变法搞坏了。
这说法很扯淡。
任何一种政策，形成书面文件后，都需要依赖一套人事体系去落实。所以书面文件的制定，必须考虑人事体系的现状。如果人事体系缺乏有力量的监督管控制度，无法保证对书面文件的落实不发生严重偏离（完全合榫是无法追求的理想状态，大方向上不发生偏离才是应该抱持的现实期望），那么，这种“本意很好”的书面文件，便大概率会成为祸害。也就是说，变法政策的制定者与推动者，必须将人事体系的现状纳入到考量之中。除非有能力改造人事体系，否则便必须围绕人事体系的现状来制定变法政策。
所以，真正应该痛心的问题，不是“王安石变法用的全是逐利小人”，而是在当时的人事体系下，“王安石的变法政策必然会让大多数参与者沦为逐利小人”。逐利小人当道，不是变法坏掉的因，而是坏变法造就的果。
让北宋百姓怨声载道的青苗法，颇有助于理解这种“是果非因”。
按照熙宁二年秋颁布的官方文件，王安石设计青苗法的目的，是解决百姓青黄不接饿肚子的问题。大致操作模式是：州县不同财富等级的民户，可以在每年夏秋两收之前，向当地官府借贷不同等级的现钱或粮食。等青黄不接过去，百姓们须于春秋征收两税之时，向官府归还本金并缴纳利息。按王安石的说法，青苗法对百姓有极大好处：以往青黄不接时，“兼并之家”会趁机提高借粮贷款的利息。如今，由官府在粮价低的时候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入，在粮价高的时候以平常价卖出，并在青黄不接之时，用低于兼并之家的贷款利息（青苗法的利息是“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来掌控粮食市场。如此，既可以让百姓获利，还可以打击兼并之家，“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总之，青苗法是官府提供给百姓的一项大福利，官府自己并不从该项政策中牟利。
王安石还向宋神宗打包票，说青苗法一定会成功。理由是：
“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则青苗之令已行矣。”
意思是：以前，穷人没办法只能向“豪民”借贷。如今，他们可以向官府借贷了。官府收的利息比“豪民”收的利息轻，百姓自然愿意来找官府。青苗法必然行得通。
针对批评之声，王安石还说，百姓们对自身利害看得很清楚，在青苗法这个事情上不会存有私心杂念，他们对青苗法的赞扬必然出自本心，属于事实。反之，士大夫们有私心杂念，因为官府放贷损害了士大夫的利益，“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他们的批评之声不能当真。
听起来，青苗法似乎是一项“本意很好”的变法政策。
但，实际情况与王安石的描述大相径庭。据在基层做官的毕仲游讲，青苗法落实到地方之后，造成的结果是：真正需要借粮贷款的底层人借不到粮食，也贷不到款，那些不需要借粮贷款的富足之家，却不得不向官府借粮贷款：
“青苗之法，本为民间不足而贷之，则所谓下户者，理合先贷。而下户憔悴苟活，易于结请，难于输纳。州县之吏，阨以诏条与曩日监司之威，既不敢不散，又虑散而难纳，故少俵于户，多与上等，利其易于催取。州县之吏，人人惰于散敛，苟以塞责。盖散钱之理，散而不敛，则不问等第高下；散而敛之，则必别其等差，度其可以还官，然后敢与，乃天下之人情。称贷之不理，不足怪者也。故立法则欲济下户，散钱则多与上等。下户贫穷，义当周恤，而势不敢遍；上户自足，无假官钱，而强与之使出息。若以法禁之，使不与上等而贷下户，则官钱十出，九将不归，又非散敛之理。名欲厚民，事乃剥下。名为惠政，实有利心；此青苗不便之大略也。”
毕仲游这段话，将青苗法被人事制度扭曲、导致政策方向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内在逻辑，讲得清清楚楚：
（1）政策的初衷，是赈济那些容易青黄不接的贫困户。按这一初衷，贷款应该优先贷给他们。
（2）可是，贫困户挣扎在生存线上，号召他们主动来找官府贷款容易，要他们给官府还款并缴纳利息却很难。
（3）州县的官吏，须完成上级派下来的任务，既要将青苗钱散出去，又要将本金和利息收回来。为完成任务保住职位，便只能将青苗钱多多贷给有钱的上等户，因为他们还得起，还不起时也有资产可以拿来抵押没收。
（4）于是结果就变成了：不需要贷款的上等户，被地方官吏以权势逼迫不得不贷款，然后不得不给官府输送利息。最需要贷款的下等户，他们的贷款申请，反而很难得到响应。一项本意在于给百姓提供福利的政策，反变成了压榨剥削百姓的利器。
王安石不懂这套运作逻辑吗？
他从县级地方官做起，一路做到宰相的位置，当然不会不懂。懂，而仍制定这样的变法政策，是因为青苗法本来便存有转移朝廷义务并增加财政收入的用心。这一点，清晰见于他为青苗法所打的补丁。
该补丁将青苗法与保甲制度融合在一起，要求那些“自愿借贷”青苗钱的百姓，须每五户或十户人家组成一甲来向官府申请。组成甲的目的是“互保”，具体来说就是每个甲里都必须有“第三等以上有力人户”来充当甲首——北宋按资产将百姓划分为多个等级，第三等户被认为是富户的起始线。让富户充当甲首，为的是保内贫民借了青苗钱还不起时，官府可以去找富户索要本金和利息。
如此，官府便完成了三项成就：（1）将赈济青黄不接贫民的成本转嫁给了富户。贫民若得到赈济会感激官府的青苗钱政策，实际出血者（还本金出利息）则是富民。（2）官民矛盾被转移为贫民与富民之间的矛盾。富民配合贫民入保成了一种义务。若不愿配合，富民则会招来贷不到青苗钱的贫民的怨恨。配合入保后，贫民想方设法赖青苗钱的账，又会导致富民怨恨贫民。（3）官府名利兼收，既得了赈济贫民的美名，也通过贷出青苗钱得了一大笔财政收入，是唯一的胜利者。
范镇上疏宋神宗痛骂青苗法，便是因为他洞悉了青苗法的上述用心。奏疏里说：
“陛下嫉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之与百步耳，何择焉？……贫富之不均久矣，贫者十盖七八，何也？力役科买之数也，非富民之多取也。富者才二三，既榷其利，又责其保任下户，下户逃则于富者取偿，是促富者使贫也。贫者既已贫矣，又促富者使贫，万一契丹渝盟，……岂不殆哉？且富民有道，在于节费；节费有道，在于减兵；……何用遣使者汲汲于聚敛而取怨于天下之民乎？……而言者乃谓富人动摇，又建议欲设赏以捕系之，是监谤也，监谤而可为于此世乎？亦犹兴利者之为也。”
范镇直接了当批评宋神宗，说他不该对富人存有偏见，不该将富人贷款给贫民收取利息视为罪恶之事。富人贷款的利率高，官府贷款的利率低，都是在收利息，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他还明确说了：当今天下，穷人占了十之七八，富人只有十之二三。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富人已经致富，而是因为官府的“力役科买”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富户如此之少，还要用青苗法从他们身上抽血，强迫他们与穷人结保，为穷人贷的青苗钱做担保，穷人逃债便强迫富人赔偿本金和利息，这是要让富人也全变成穷人。穷人本来就已经很穷了，富人再变成穷人，万一契丹撕毁盟约，岂非要糟大糕？
在范镇看来，治理天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富民，富民最重要的事情是朝廷节省开支，首当其冲者便是裁减百万之军，而不是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去掏百姓们的钱口袋。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王安石那套以身份为原罪的论事套路，说不该听到批评意见就说是“富人动摇”，甚至试图设立赏金鼓励告发逮捕有批评意见的富人。范镇说，这种应对批评的办法，不是做事的办法，而是“兴利者”的常用套路。
范镇这道奏疏堂堂正正，戳破了青苗法的本相。略有遗憾处，是他遗漏了一点：自由市场里，放贷者与贷款者自由进入，利息过高的贷款很难获得主顾，最后在放贷者与贷款者的自由博弈下，利率会稳定在一个双方皆可接受的范畴。青苗法强迫百姓贷款则不然，放贷者手握权柄，可随意伤害贷款者；民间借贷被青苗法全面摧毁，贷款者除了踏入官府之门，并无其他选择。没有选择的市场，是最坏的市场。
范镇之外，司马光与苏辙等人，也皆看透了青苗法。
司马光说：百姓的贫富，常与他们的“材性愚智”不同有关，不能将富人皆视为有罪者。如今推行青苗钱，州县官担忧欠款和欠息收不上来，“必令贫富相兼，共强保甲，仍以富者为之魁首”，穷人贷到钱后很快会用光，遇到青黄不接连朝廷的正税都交不上，何况给官府还青苗钱的本金与利息。官吏们催得急了，穷人会跑路。没跑路的富人便需要“独偿数家所负”，替这些欠钱的穷人还款还利息。这种搞法，“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搞上个十年左右，天下便会陷入集体贫穷。
苏辙也说：天下有富人有穷人很正常。官府的职责，是让富人“安其富而不横”，用法律约束富人不要为非作歹；让穷人“安其贫而不匮”，用政策帮助穷人使他们没有生存危机。王安石同情贫民憎恨富民，出台青苗法，“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乃见识短浅的“小丈夫”的搞法，是行不通的。
青苗法从纸面文件落实为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形，足以解释为何王安石对底层贫民怀有强烈的同情之心，他的变法却让底层贫民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北宋是一个典型的秦制王朝，其官僚系统的建构，始终围绕着汲取与控制四字。王安石希望青苗法能给青黄不接的底层贫民带去福音，但在这套官僚系统里，福利制度的推行从未被打通，更无监督机制。真正可以畅通无阻实施起来的，是汲取体系（放贷收息）与控制体系（以保甲来确保贷款旱涝保收）。更何况，青苗法的初衷里不仅仅是福利，还包含了提升财政收入、打击富民的用心。
简言之：王安石无法改变人事，却出台一大堆提升衙门权力、扩张衙门业务的新政，其结果一定会是灾难性的。变法强化了君权，也强化了官员与胥吏之权。它沉痛打击了富人，也沉痛打击了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