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秦赋户口，百姓贺死弔生”，还是两汉重赋，百姓“生子辄杀”，还是三国时代的“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这种种忍痛杀子的社会现象，各有不同的具体原因，但究其本质，皆是底层民众为逃避沉重的人头税而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
贡禹说得很清楚，西汉百姓“生子辄杀”，是因为汉武帝开启了“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的恶政；《零陵先贤传》里也说得很清楚，“民多不举子”是因为汉末统治者实施了“产子一岁，辄出口钱”的恶政。
需要注意的是，三岁出口钱也好，一岁出口钱也罢，不过是众多人头税里压垮百姓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古代赋税，可分为田亩税与人头税两大块。前者按田产的多少与肥瘦征收钱粮劳役，后者按家中人丁多少征收钱粮劳役。在两汉三国时代，人头税是主要汲取方式。据高树林的计算，汉代的人头税，约占到了百姓税赋负担的94%-99%。因为人头税才是最主要的负担，文景时代在田亩税上推行“三十税一”，并不能真正减轻百姓的负担。
汉代的人头税，包括口钱（针对未成年人）、算赋（针对成年人）、徭役与兵役四大项。贡禹们会重点提到口钱，不是因为口钱最沉重（相反，它在四大项里相对最轻），而是因为它是新增的苛政，是直接与养育孩子相关的苛政。换言之，口钱之所以能够让汉代底层百姓感到尖锐的疼痛，之所以会被贡禹们拿到朝堂之上讨论，是因为由其他项目构成的基本人头税，本就已经非常沉重了。
这种沉重，也见于《汉书·食货志》。里面提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这是汉文帝时代晁错的话。五口之家，两个成年男性劳动力每年都需要去给官府服劳役，成本自理，服役时间加上路途来回，又往往需要数月。这意味着普通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无法安于生产耕作，意味着土地产出的减少，也意味着女性在生产耕作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自然，也就意味着养育子女的重担，更多地落在了女性的身上。兵役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
其实，两汉三国时代的的帝王将相们，也很清楚百姓不愿养育子女的主要原因何在。西汉初年人丁稀少，为了让百姓将新生儿养育下来，刘邦下诏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生了孩子的家庭，两年时间内不征发劳役。东汉初年的政策也是如此：“人有产子者复，勿筭三岁”——不但免除劳役（时长不详），还免除成年人三年的人头税。前文提到，王朗向曹丕进谏，也是建议他“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百姓生了孩子便应免除其劳役负担，主要劳动力留在家里耕种和照顾产妇，这些家庭就不会觉得养育孩子很困难，就不会再杀孩子了。
遗憾的是，这类政策的持续性很有限。汉武帝追求雄才大略，弄到婴儿生下来便要交口钱的地步，生了孩子后免除徭役的优惠政策，自然早已作废。曹魏集团为了能够在乱世争雄中获胜，以极严酷的手段控制辖下民众，推行农奴制度，从百姓们身上汲取人物与物力，因生育而免除徭役当然也早已成为难以奢望的历史遗迹。王朗劝谏曹丕重启该政策，足以说明该政策早已作废，后续也没有证据显示王朗的劝谏得到了落实。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情况，与秦汉三国时代大体相同，仍以人头税为主要汲取手段，人头税的汲取也不受约束常常失控。所以，底层百姓仍以杀子为常规求存手段。
比如，东晋成帝年间，散骑侍郎贺乔之妻于氏给朝廷上表，其中提到“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杀而不举者”，当代有很多人生了孩子之后不养，反将其杀掉。东晋孝武帝时代的殷仲堪，做晋陵太守时，也曾“居郡禁产子不举”，在他治理的晋陵郡境内，百姓杀子是一种引起了政府关注的社会现象。南朝刘宋时，官员周朗上书说，朝廷虽然制定了严厉的“禁杀子之科”，用法律手段来严禁百姓杀子，现实却是“贫者但供吏，……生子每不敢举”，底层百姓应付官吏的汲取已经精疲力竭，生了孩子只能杀死，多不敢养育下来。南朝梁武帝时代，任昉做义兴太守，“时产子者不举，昉严其制，罪同杀人。孕者供其资费，济者千室”，当地许多人生了孩子便杀掉，任昉用严刑峻法追究杀子者，并给孕妇提供资助，惠及上千户百姓。
刘宋时代，还发生过一件将“埋儿养母”的惨剧当成“孝义”典范来宣传的荒唐之事。当时，会稽郡有一名叫做郭世道的人，他十四岁时没了父亲，留下一个继母。郭世道成婚后，“妇生一男，夫妻共议曰：‘勤身供养，力犹不足，若养此儿，则所费者大。’乃垂泣瘗之”——妻子生了个男孩，郭氏夫妇担忧养了孩子便养不起继母，于是忍痛将孩子给埋了。郭世道埋儿在当时被视为孝行，实则是夫妇二人没有办法同时养育老人与孩子。刘宋时代严禁杀子，强调孝行是郭世道免受惩罚的关键。由此反推，汉代的孝行故事“郭巨埋儿”，或许也有相似的发生逻辑。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郭世道们养不起孩子的原因，与他们秦汉三国时代的前辈完全相同。东晋孝武帝时，官员范宁上疏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
今四境晏如，烽燧不举，而仓庾虚耗，帑藏空匮。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臣恐社稷之忧，积薪不足以为喻。
按范宁的观察，那时节的东晋王朝，四海平静没有战乱，却是国库空虚没钱没粮，鳏寡之人不敢娶妻，百姓生了儿子也不肯养育。已经到了被置于柴堆之上、只欠一点火星的危险境地。究其原因，便在于人头税的汲取太厉害，百姓们已被各种劳役折腾到了“殆无三日休停”的地步，一年到头连三天的休息时间都没有。所以，有人主动将自己弄成残疾人来逃避劳役，有人生了孩子故意杀死。范宁对东晋百姓杀子的观察，与贡禹、王朗们的观察大体一样。
南朝刘宋时代，徐豁做始兴太守，当地百姓“断截肢体，产子不养”。徐也在给朝廷的表章中称，主要原因是人头税太重，“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按家中男丁人头向百姓收大米。十六岁以上的收六十斛，十三岁至十五岁收三十斛。十三岁的小孩子没有能力耕作，却要交这么重的人头税，所以百姓都不肯养孩子。即便养下来，到十三岁“便自逃逸”，纷纷跑到蛮族的地盘上去了。另一位同时代的官员王弘也说，百姓们十三岁就要服“半役”，承担相当于成年男丁半数的劳役，实在是一项苛政。因为有这样的苛政，所以百姓们“一身之切，逃窜求免；家人远计，胎孕不育”——十三岁孩子的耕作所得，不足以负担他要缴纳的劳役（折算为钱粮），对本就生计艰难的家庭而言，养孩子成了一桩明明白白的亏本之事。所以，有孩子的，到了十三岁就让孩子逃走成为化外之民；没孩子的，夫妻从长远考虑，选择生了孩子不养育，将之抛弃或杀死。
南朝萧齐时代的竟陵王萧子良，也有大体相同的观察：
东郡使民，年无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台使命，切求悬急，应充猥役，必由穷困。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守长不务先富民，而唯言益国，岂有民贫于下，而国富于上邪？
萧子良说，底层百姓之所以砍手砍脚搞自残，之所以生了孩子不愿养活成了常态，是因为官府按人头摊派给他们的劳役太沉重。一年之内该服多少劳役没有标准，朝廷与官府感觉有需要就去抓丁，任务下到地方就要立即执行，不给百姓半点缓冲时间。有权的人不会被摊派，有钱的人可以行贿，最后承受负担的全是底层百姓。底层百姓只好自残，只好不养孩子。
两晋南北朝的帝王们，当然也深知百姓杀子的原因何在。所以，齐武帝的人口增长政策是“申明不举子之科，若有产子者，复其父”——用严刑峻法惩罚杀子的父母；谁家生了孩子，孩子他爹当年就可以不用去服劳役，可以在家从事耕作生产、照顾孕妇。齐明帝的人口政策也是“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同样将免除劳役当做最重要的催生手段。遗憾的是，这类政策本就无法治本，实施起来又时断时续，效果有限，远不足以实质性减轻压在百姓们身上的人头税负担。
略言之，自秦汉而下至南北朝，人头即负担，增加人头即增加负担。百姓们被压榨苦了，面对朝廷又没有正面博弈的能力，便只能逆向操作，以主动杀子的方式来减少人头，减轻生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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