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宋史时，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其他的王朝，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宫崎先生曾经说过：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迷人的时期。”
这是外国人对宋朝的另一种评价。
一、不得杀人
宋代叶梦得的《避暑漫抄》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宋太祖曾在卧室里立过一座名为“誓碑”的石碑。
新皇帝登基后，每到太庙祭拜完毕，便要念一遍誓言。
其中有三条，第一条是：
“柴氏子孙，虽有罪孽，不可再受刑罚，若有叛徒，则在牢中自裁，不可再得市曹处死。”第二条：“不可再杀官员和上书之人。”
第三条则是：
“后人若有违此誓，天必殛之。”
第一条，就是对先祖皇帝的特殊待遇。
赵匡胤在陈桥叛乱后，以黄袍加身，篡位为帝，但他并没有和其他几个朝代的开国帝王一样，追杀先帝。
反而是在发誓的时候，许下了优厚的待遇。
柴宗鉴被册封为郑王，他的母亲被册封为周太后，受终身服侍。
柴家的后人，也得到了宋王朝的厚待。
第二条是“不得杀人”。
这表现出对文武百官的包容，相比于刘邦，朱元璋屠杀英雄的残忍和鲜血，更能衬托出宋朝以“仁慈”立国家的艰难和可贵。
宋神宗元丰年间，由于陕西战事不顺，神宗将一位不负责任的漕运官员处以极刑。
第二日在朝堂上，神宗问宰相蔡确：
“昨天下令处死一名运粮官的旨意，今天还能不能兑现？”
蔡确曰：
“自前朝至今，未曾有一次斩杀士子，微末希自天子之始。”
神宗道：
“把他挑起来，发配到偏僻的地方去！”
又有宰相张说：
“既然如此，那就把他杀死吧！”
神宗问道：
“何故?”
张曰：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宋神宗再也忍不住，惊恐地问道：
“为何我就不能做一次痛快的事情？”
最终，神宗采纳了群臣的建议，按照先祖的遗命，免除了押解官员的死刑。
赵匡胤亲身体会过武将们自立为王，夺取皇位的过程，深知藩镇割据，君臣相残的危险，他一直在思索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国度变得更好。
但他并未大开杀戒，反而采用了“以和为贵”的策略。
做到了“略削其权，节俭其粮，集其精锐之士”，将军权和财权都掌握在了朝廷的手中。
然后让帮助他打败天下的将军给他一个虚名，让他“积攒钱财，自娱自乐”，享受荣华，死后也能有个好归宿。
两宋三百年间，并无地方诸侯反叛与朝廷相抗衡，这与赵匡胤所采取的各项方针、措施密不可分。
有人说：宋代乃读书人之福世，虽然有些夸大，却也并非全无根据。
二、完善科举制，推行士大夫政治
宋代是以文官为君的国家，赵匡胤曾经说过：
“为官者，必用文人。”
他在选才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进。
其一，推行任用考试，直接取消科举考试中冗杂的考核流程，比如吏部参与考核。
其二，取消门第限制，主张选贤任能，不可徇私舞弊。
赵匡胤登基两年后，便下诏废除“公荐制”。
意思是，科举考试，为朝廷选拔人才，不能与私人关系扯上关系，中了科举的人，也不能称主考官为恩师，不能称自己为“门生”。
否则，御史必告其罪。
如此一来，每一个通过考试的人，都会被称为“天子门生”。
宋太祖在考试中实行了科举的制度，从而使得“天子门生”的名号更加响亮。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次考试作弊。
《续资治通鉴》记载：
“徐士廉为落第士，开宝四年于大殿前敲大鼓，声讨公道。指责主考人偏袒他人。”
宋太祖当即亲自在大礼堂举行了第二次考试，徐士廉才华横溢，被选为状元。
最初被选中的十人中，有一人是同乡，是主考的翰林院的李。
宋朝皇帝大怒，从那以后，殿试便变成了正常的考试，也就没有再出现什么小团体了。
另外，宋太祖还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具有操作性的科场制度。
比如“锁院”，从被指定的时间开始，考官就必须进入科举考试的殿堂，与外面的世界断绝联系，直至考试完毕，确定了排名，他们才能离开。
“糊名”和“誊录”两种方式，即在答题时，必须将自己的姓名和籍贯等私人资料严加保密，以避免监考人员对试卷的偏袒。
为了避免作弊，还采取“誊录”制度，即考生的试卷都要有专门的人抄写一份，然后交监考人员批改。
“回避”制度，如果主考人的亲戚朋友都参加了这次的考核，那么主考人就必须换个考场，避免参加这次的考核。
这种体制的建立，使得科举更加公平，平民百姓都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身份，进入官场，从而打破束缚，促进发展。
三、经济发达，文化发达，科技发达，城市繁华
宋代的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发达的城市。
一年的税收，可以达到一千六百万两银，相当于全世界经济、政治、人口总量的百分之六十。
而宋朝的财政，有七成来自于工商，可见由农业的发展，转向了工业的发展。
正如邓广铭所言：
“宋朝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它的物质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现代知名学者陈寅恪曾说过：
“华夏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赵宋时代造极”，他说宋朝文明，已经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文坛上，有“六家”，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都是出自北宋。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部政治学著作，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家喻户晓的经典。
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都是宋词的领军人物，它与唐诗，元曲，明清小说，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奇葩。
北宋张择端所作《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当时汴梁的市集繁荣景象，为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
《资治通鉴》为司马光所撰，是我国史家与司马迁《史记》齐名的一部史书。
袁枢所著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在史书研究上有较大的创新。
在科技方面，宋朝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种，即“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都是在宋朝发明出来的。
它从新疆传入波斯、埃及，又传入欧洲，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与知识的交流，并对西方的文艺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的枪炮、火药等武器，亦经由阿拉伯人而被传入欧洲。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些武器的传入，改变了战争的全部方式。”
为了适应海上航行的需求，在北宋时期，人们在海上广泛应用罗盘来确定航线，并将罗盘传入欧洲，推动了“地理学大发现”，推动了全球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他的《新工具》中，培根把罗盘，火药，印刷术称为近代西方文化的开端。
在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三项伟大的创造，是“资本主义时代来临的先兆”。
宋代有两个著名的大学者，沈括、苏颂。
沈括在天文、数学、地质、物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其著作中有《梦溪笔谈》。
现代英国知名科学家李约瑟夫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曾将《梦溪笔谈》誉为“中国科技史的坐标”，并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
苏颂在其著名的科技著作《新仪象法要》中，对其发明的“水流式天文钟表”作了简单的叙述，并被李约瑟夫誉为欧洲中古时代天文钟表之鼻祖。
城市生活的繁荣，使宋代的文化具有了现代的色彩，京城汴梁，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都市，人口超过了一千万。
市区内有皇家林苑，宛如一座花园，对普通百姓开放，汴梁城里还有一处叫“瓦舍勾栏”的公共娱乐场所，以显市井之繁华。
在这座小楼里，有歌舞厅，有戏剧、木偶、皮影戏、杂技和历史，进入戏台，需要购买入场券。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这些勾栏上都会贴上“招子”，上面刻着表演者的节目和名字，就像现在的戏院贴海报一样。
餐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酒店档次不同，有大排档，可以解决平民百家的伙食需求；还有一些高档的酒店。
酒楼也有“点菜”和“咄咄可办”的服务，宋朝的一些有钱人，不喜欢自己动手，就去饭店点餐。
在夜市中，市民可以逛街，购物，到一些休闲的地方欣赏歌舞剧。
在这座城市中，也有一些摊位，出售着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
宋人的笔记上写着：
“最早的时候，街上有几家面铺，彻夜营业，直到天亮。”
宋代的城市，就连朝廷里的人，都对这里充满了向往。
相传有一晚，宋仁宗听得宫里有琴瑟之音，便问：
“”哪里有乐事”？
太监回答是宫外的热闹音声。
城中人声嘈杂，把这富丽堂皇的宫殿，映照成了一片凄凉。
这是史无前例，甚至在后世都很少见。更重要的是，宋朝的皇帝知道，只有节欲，才能让百姓兴旺。
结语
就像一个铜板有正反两面一样。
宋代不仅有灿烂的文化，科技革新，城市繁华的明一面。
也有富余财力物力，人手，军力，穷困潦倒，被人欺凌，直至亡国灭种的暗一面。
关于宋代的功过得失，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出更多的史实，以一种“温暖而尊重”的视角来看待，给予客观的解释与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