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仅50年北宋就灭亡?三分钟读懂变法的是非功过!

关于“王安石变法”,史家历来争议颇多。贬斥者认为,北宋灭亡始于,变法后仅50年北宋就灭亡。支持者却认为,变法的失败,不是因为变法本身不好,而是遭到了守旧派的阻挠,导致执行不力。

变法的必要性

要讨论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对错,必须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变法有无必要?

王安石变法前,北宋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简略概括就6个字:缺钱、兵弱、臃肿。

宋朝以经济发达著称,后人一直以“富宋”来形容,但王安石变法前,北宋是真穷,当然确切地说,是国穷。

有多穷呢?据史料记载,北宋每年的政府收支比,几乎都是负数。以宋仁宗在位的40年平均值算,北宋每年的岁入,高达1亿3千万两白银,但是每年的支出,却有1亿5千万两。

每年2000万,仁宗一朝8个亿的财政赤字,宋朝中央破产只是时间问题。

北宋为什么会这么穷?其实原因很简单,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首先就是公务员工资问题。宋朝是历史上首个执行高薪养廉的朝代,宋代官员无实职者可以领俸,有实职者则可以另加钱。除正俸外,还有服装、薪炭、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等各种津贴、补贴。每个官员都可按规定配有仆人,最低的官员配给一名仆人,宰相可配给100人,费用都由国家出。北宋宰相的工资,如果以大米的比价折合人民币的话,估计一年可以拿到1000万人民币,是明朝宰相的50倍,是同样有养廉银加持的清朝的5倍。

而且北宋政府机构臃肿,从真宗开始,科举就一直在扩招,比起明朝科举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情景,北宋科举的录取要宽松得多。到了仁宗时期,甚至到了三五个人里就有一个进士的地步。录取得多了,当然官也多。

另外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特别严重,文彦博说:“非与百姓治天下,与士大夫治天下。”怎么与士大夫治天下呢?无非是分享利益。开国功臣曹彬去世,换来家族20多人做官的资格。李继隆去世,也荫庇了几十人。

真宗年间的官员数量是9700多人,到仁宗年间就涨到17000余人,这只是有级别的正式官员,待岗、候补的更是不计其数。

王安石在给神宗的奏折里就说了,北宋在神宗初期的官员数额,比起建国时,多了将近6倍。

至于兵弱,那就更好理解了。北宋一直贯彻“强干弱枝”的建军方略,北宋初期,全国士兵共有37万,其中禁军19万。仅仅几十年后,这个数字就翻了3倍,仁宗年间,全国士兵共125万,中央掌握的禁军就有82万,北宋末年禁军更是远远超过了百万。

然而,兵是多了,但质量下降那叫一个严重,北宋的禁军,基本都是通过募兵招募来的,平时训练松懈,甚至每个月领税粮,都要雇人给他们挑担,简直就是一群兵大爷。而且北宋忌讳戍边将领专兵,对边境军事力量控制极其严格,外加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军事指挥体系,想打赢对外战争,简直是做梦。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对西夏的战争屡战屡败。宋朝调40万京军防御西夏,又以范仲淹、韩琦等名将镇守,也只能是稍微制约西夏的进攻。

当然,岁币的问题更严重。今人皆说宋辽檀渊之盟后,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其实在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国一直在找各种借口,要求宋朝增加岁币,特别是动不动就要求宋朝归还柴荣当年从辽国占领的关南17县。对辽国的无理要求,宋朝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息事宁人。到了北宋中期,每年给辽国的岁币已经到了50万,而给西夏的岁币也有10万。花钱买和平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支出激增。

北宋对士人这么好,那么国家的工作效率怎么样呢?就一个字,慢。北宋官场的特点,是机构臃肿,官员众多,好好的一件事,差不多有六七个人管,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管。对西夏作战这么大的事,北宋在传送公文,批阅战报时的拖沓情景,让在前线打仗的范仲淹都气得七窍生烟,斥责说等你批下来,这边仗都打完了。打仗尚且如此,平时就更不用说。

范仲淹

这就是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前面临的问题,国家穷,不是因为收入少,而是因为花钱多。一是花钱养官,养到最后官都养得不干活。二是花钱养兵,养到最后兵都不打仗;三是花钱买和平,然而买和平的价格不断上涨,越来越买不起。偏偏神宗本人也是个有志气的皇帝,在即位初期,年少气盛的他很想做一番事业,因此经欧阳修推荐,他结识了王安石,王安石伶俐的口才,对时局的分析,都让神宗有醍翻灌顶之感。1070年,神宗正式下诏,以王安石为相,全国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短板

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历朝历代皆诟病不断,要论是非,却还要看看王安石都变了哪些法。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政治上,设置三司条例司,其实就是收拢权力。原先北宋宰相众多,办起事来颇多掣肘,有了这个就好办多了。变法的事,王安石管。

经济上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几条: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养马法、军事上是保甲法。

解释一下这些变法的条文,似乎都是很不错的。比如方田均税法,就是清丈土地,重新核算赋税,为的是查清大地主隐瞒土地的情况,减轻农民负担;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由老百姓集资兴修水利,不足的部分由官府补上;均输法,是国家垄断商品“物流”,取平均价,减少商人囤积居奇;青苗法,就是国家在灾年借米粮给农户,农户丰收后,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养马法,是由老百姓负责养马,并且减免赋税;军事上的保甲法,是把农民编成保甲,农时耕种,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从表面上看,王安石变法的每个内容,似乎都是为老百姓着想,考虑到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但是,一旦真的执行起来却完全变了样。

先说农田水利法。由农民自己出钱兴修水利,官府补充剩余部分,农民来年偿还欠额,看似很为民着想,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大有漏洞可钻:一个水利工程要花多少钱,老百姓没这个概念,都是地主和当官的说了算,100万的工程,摊上个没良心的,敢给老百姓报价200万,老百姓白白挨了宰,还要还官府的钱……

方田均税法。说是要清丈土地,但是别忘了,此时北宋的土地兼并已经相当严重了,大部分的官僚地主,都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执行下去,会得罪一大堆人。所以结果就是百姓的名下貌似有良田千顷,实际只是为官僚地主“代管”而已。

当然也有人会问,张居正改革的时候,不也清丈土地吗?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成功?其实很简单,张居正改革的第一项,是考成法,直接攥住了官员升迁的命根子,不听话,就夺你饭碗,这个监督手段,比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要狠得多,外带张居正是从底层摸爬滚打几十年爬上来的,官场的蝇营狗苟看得很透,哪是王安石这种读死书的书生可比。

再就是青苗法,这是王安石唯一在地方上实践成功的方案。他做地方官时,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很成功,老百姓很高兴。但仔细想想吧,这条法律规定,老百姓向官府借贷,第二年,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那么问题就来了,官字两张口,利息究竟是多少,官员们如果想从中渔利,完全可以抬高利息标准,慷国家之慨放高利贷,所以最终的好处还是官员拿大头。

至于募役法,就是让老百姓出钱代替劳役。问题是,这个钱数怎么核算,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怎么办?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这些条款,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出发点是好的,本意是为了爱民,但一旦执行的时候,碰到一个没良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灾难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没良心的。

王安石变法的成果

要说王安石变法多年来一点成果也没有,也不公平,其中两项最大的成果,一是税赋增加,二是军事改革有点成效。

史载,在王安石变法持续的10年里,北宋的国库收入持续增长,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那么这个税赋是怎么增加的呢?在这里,就要说到王安石这个人。

王安石毫无疑问是个正人君子,道德楷模。他一生不纳妾,就算其夫人背着他纳一妾,被他知道后也立马给打发;他一生不讲饮食,不拘小节。其家人知道王安石喜欢吃鹿丝,所以经常安排厨子做鹿丝这道菜,但不久其夫人就发现,有几次鹿丝一丝未动,于是就问王安石为何,王安石竟不知道有这道菜,原来因为这道菜在餐桌上放得远。

所以,千百年来后人对王安石总是好的地方说得多,但是他本人,却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弱点:偏执,甚至偏执到极点。

在这个问题上,宋神宗和司马光是深有体会的。

王安石在变法前,和司马光是好友,二人都是大文豪,经常在一起谈诗论赋,研究学问。司马光认为自己是王安石的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说,“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王安石也说“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王安石初任副宰相时,司马光还专门登门祝贺。

但是变法后,原本被看好的友谊却逐渐演变成了互相傲视,互相看不顺眼。至于两人友谊的小船是如何翻的,除了政见理念不同,还不得不提王安石的性格。

一开始二人是理念之争,比如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而司马光却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

后来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司马光指责王安石整天嚷嚷着变法图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脑子里净想着挣钱求利。王安石也毫不客气的反驳说,国无铜臭怎能强兵?铜臭总好过辱没国体吧!讽刺司马光主张放弃西夏领土,“请捐四寨以肥中国,省军费于远方。”

最终,脸皮更薄的司马光败下阵来,只好默默的去修史,而王安石也得了个“拗相公”的称号。

王安石性格强硬,这一点在对待同僚、皇帝的态度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在他当政期间,可以大摇大摆地在皇宫里纵马穿行,如果有阻拦的,上就是一个耳刮子。对神宗本人,也是经常拿领导不当干部,说吵架就吵架,说翻脸就翻脸,很多时候把神宗气得脸铁青。对领导尚且如此,对下属就更不用说了。王安石派到地方上执行变法的,大多数都是他的得力门生,对于变法的考核,王安石的方式也相当简单:看地方官的税收。过程怎么样我不管,你得给我弄钱来。

所以在变法持续的10年里,北宋的国库收入持续增长,但问题是,全国百姓被逼的破产的大有人在,几乎各个州县都有逃荒的。这很正常,王安石变法,要的就是能收上钱,当官的要想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保住官,只能逼老百姓交钱。而偏偏新法里还有这么多捞钱的空子,可以一边捞钱一边升官,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王安石的政策,执行到地方上,基本上都走了样。

但王安石本人并不这么觉得,相反在他晚年,对于新法的用人办事,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你只要说新法好,你就是大大的忠臣,你只要说新法不好,你就是奸臣。这种搞单边主义的混帐做法,就是把大批有识之士,甚至许多一开始支持变法的朋友,都搞到了新法的对立面。而他所任用的改革派,又都是吕惠卿、章淳这样的投机分子,变法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史家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颇多争议,然而有一点却是大家公认的,王安石变法的最大成就不在经济和政治,而在军事上。

王安石军事上的改革主要是养马法和保甲法。两法的推行,使北宋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了大量的训练费用,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也有所提高,虽然由于执行新法的官员并不尽心尽力,加重了百姓负担,但由于北宋中央始终将整顿西北军务当作国策的重点,西北军镇也成了王安石变法的“特区”,拥有独立的指挥权与统兵权,将士的作战素质随着变法的深入而日益提高,为宋朝打造出一支难得的精锐之师。

变法开始后,宋朝与西夏在西北连年征战,互有胜负,却渐渐扭转了仁宗时代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能够主动出击。熙宁六年,在王安石的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遗憾的是,这一成果,皆因为北宋最终的败亡和王安石变法的是非争论,一直被史家所忽略。

变法的结局

熙宁七年,变法遭遇了重大挫折。这一年天气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颗粒无收,这时监安上门郑侠绘制了一幅《流民图》上呈给神宗,图中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神宗由此对新法产生了动摇,反对变法的人也力谏罢免王安石。

四月,两宫太后在神宗面前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内心已动摇的神宗不得已之下,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知江宁府。不过变法并没有停止,王安石的继任者韩绛和吕惠卿继续执行变法。

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独揽朝政,为防止王安石再度回朝,借机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企图彻底倾覆王安石。

韩绛知悉吕惠卿的险恶用心后,将此事秘密汇报给神宗,神宗立即召回王安石,重新让其主持朝政,“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韩绛为相不能制,请复用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度拜相,继续推行变法,但是这一次的变法更是举步维艰。

熙宁九年,变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加之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在变法问题上焦头烂额的宋神宗,也最终扛不住巨大压力,准奏了,是年王安石离职,退居金陵,不在过问朝政。

王安石变法,也就此落幕。

但王安石变法的余音,却深刻影响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北宋政坛从此分成新旧两党,多年来相互争斗,内耗不息。之后,新法旧法几经反复,朝令夕改,结果把北宋王朝拖得元气大伤,最后被代辽国而起的金朝轻而易举地连锅端了。

总体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是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政策执行不力,再加上急功近利,最终导致变法的成效甚微,并引起激烈的“党争”,北宋的最终灭亡,王安石是要负上一定责任的。

但不管怎么说,小编以为,王安石变法有莫大的勇气,其时代进步的意义以及高瞻远瞩的思想足以掩盖失败的恶果,作为一个有思想、人品贵重的改革家,王安石有资格得到后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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