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安石变法”，史家历来争议颇多。贬斥者认为，北宋灭亡始于，变法后仅50年北宋就灭亡。支持者却认为，变法的失败，不是因为变法本身不好，而是遭到了守旧派的阻挠，导致执行不力。
变法的必要性
要讨论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对错，必须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变法有无必要？
王安石变法前，北宋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简略概括就6个字：缺钱、兵弱、臃肿。
宋朝以经济发达著称，后人一直以“富宋”来形容，但王安石变法前，北宋是真穷，当然确切地说，是国穷。
有多穷呢？据史料记载，北宋每年的政府收支比，几乎都是负数。以宋仁宗在位的40年平均值算，北宋每年的岁入，高达1亿3千万两白银，但是每年的支出，却有1亿5千万两。
每年2000万，仁宗一朝8个亿的财政赤字，宋朝中央破产只是时间问题。
北宋为什么会这么穷？其实原因很简单，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首先就是公务员工资问题。宋朝是历史上首个执行高薪养廉的朝代，宋代官员无实职者可以领俸，有实职者则可以另加钱。除正俸外，还有服装、薪炭、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等各种津贴、补贴。每个官员都可按规定配有仆人，最低的官员配给一名仆人，宰相可配给100人，费用都由国家出。北宋宰相的工资，如果以大米的比价折合人民币的话，估计一年可以拿到1000万人民币，是明朝宰相的50倍，是同样有养廉银加持的清朝的5倍。
而且北宋政府机构臃肿，从真宗开始，科举就一直在扩招，比起明朝科举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情景，北宋科举的录取要宽松得多。到了仁宗时期，甚至到了三五个人里就有一个进士的地步。录取得多了，当然官也多。
另外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特别严重，文彦博说：“非与百姓治天下，与士大夫治天下。”怎么与士大夫治天下呢？无非是分享利益。开国功臣曹彬去世，换来家族20多人做官的资格。李继隆去世，也荫庇了几十人。
真宗年间的官员数量是9700多人，到仁宗年间就涨到17000余人，这只是有级别的正式官员，待岗、候补的更是不计其数。
王安石在给神宗的奏折里就说了，北宋在神宗初期的官员数额，比起建国时，多了将近6倍。
至于兵弱，那就更好理解了。北宋一直贯彻“强干弱枝”的建军方略，北宋初期，全国士兵共有37万，其中禁军19万。仅仅几十年后，这个数字就翻了3倍，仁宗年间，全国士兵共125万，中央掌握的禁军就有82万，北宋末年禁军更是远远超过了百万。
然而，兵是多了，但质量下降那叫一个严重，北宋的禁军，基本都是通过募兵招募来的，平时训练松懈，甚至每个月领税粮，都要雇人给他们挑担，简直就是一群兵大爷。而且北宋忌讳戍边将领专兵，对边境军事力量控制极其严格，外加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军事指挥体系，想打赢对外战争，简直是做梦。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对西夏的战争屡战屡败。宋朝调40万京军防御西夏，又以范仲淹、韩琦等名将镇守，也只能是稍微制约西夏的进攻。
当然，岁币的问题更严重。今人皆说宋辽檀渊之盟后，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其实在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国一直在找各种借口，要求宋朝增加岁币，特别是动不动就要求宋朝归还柴荣当年从辽国占领的关南17县。对辽国的无理要求，宋朝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息事宁人。到了北宋中期，每年给辽国的岁币已经到了50万，而给西夏的岁币也有10万。花钱买和平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支出激增。
北宋对士人这么好，那么国家的工作效率怎么样呢？就一个字，慢。北宋官场的特点，是机构臃肿，官员众多，好好的一件事，差不多有六七个人管，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管。对西夏作战这么大的事，北宋在传送公文，批阅战报时的拖沓情景，让在前线打仗的范仲淹都气得七窍生烟，斥责说等你批下来，这边仗都打完了。打仗尚且如此，平时就更不用说。
范仲淹
这就是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前面临的问题，国家穷，不是因为收入少，而是因为花钱多。一是花钱养官，养到最后官都养得不干活。二是花钱养兵，养到最后兵都不打仗；三是花钱买和平，然而买和平的价格不断上涨，越来越买不起。偏偏神宗本人也是个有志气的皇帝，在即位初期，年少气盛的他很想做一番事业，因此经欧阳修推荐，他结识了王安石，王安石伶俐的口才，对时局的分析，都让神宗有醍翻灌顶之感。1070年，神宗正式下诏，以王安石为相，全国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短板
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历朝历代皆诟病不断，要论是非，却还要看看王安石都变了哪些法。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政治上，设置三司条例司，其实就是收拢权力。原先北宋宰相众多，办起事来颇多掣肘，有了这个就好办多了。变法的事，王安石管。
经济上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几条：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养马法、军事上是保甲法。
解释一下这些变法的条文，似乎都是很不错的。比如方田均税法，就是清丈土地，重新核算赋税，为的是查清大地主隐瞒土地的情况，减轻农民负担；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由老百姓集资兴修水利，不足的部分由官府补上；均输法，是国家垄断商品“物流”，取平均价，减少商人囤积居奇；青苗法，就是国家在灾年借米粮给农户，农户丰收后，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养马法，是由老百姓负责养马，并且减免赋税；军事上的保甲法，是把农民编成保甲，农时耕种，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从表面上看，王安石变法的每个内容，似乎都是为老百姓着想，考虑到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但是，一旦真的执行起来却完全变了样。
先说农田水利法。由农民自己出钱兴修水利，官府补充剩余部分，农民来年偿还欠额，看似很为民着想，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大有漏洞可钻：一个水利工程要花多少钱，老百姓没这个概念，都是地主和当官的说了算，100万的工程，摊上个没良心的，敢给老百姓报价200万，老百姓白白挨了宰，还要还官府的钱……
方田均税法。说是要清丈土地，但是别忘了，此时北宋的土地兼并已经相当严重了，大部分的官僚地主，都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执行下去，会得罪一大堆人。所以结果就是百姓的名下貌似有良田千顷，实际只是为官僚地主“代管”而已。
当然也有人会问，张居正改革的时候，不也清丈土地吗？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成功？其实很简单，张居正改革的第一项，是考成法，直接攥住了官员升迁的命根子，不听话，就夺你饭碗，这个监督手段，比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要狠得多，外带张居正是从底层摸爬滚打几十年爬上来的，官场的蝇营狗苟看得很透，哪是王安石这种读死书的书生可比。
再就是青苗法，这是王安石唯一在地方上实践成功的方案。他做地方官时，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很成功，老百姓很高兴。但仔细想想吧，这条法律规定，老百姓向官府借贷，第二年，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那么问题就来了，官字两张口，利息究竟是多少，官员们如果想从中渔利，完全可以抬高利息标准，慷国家之慨放高利贷，所以最终的好处还是官员拿大头。
至于募役法，就是让老百姓出钱代替劳役。问题是，这个钱数怎么核算，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怎么办？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这些条款，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出发点是好的，本意是为了爱民，但一旦执行的时候，碰到一个没良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灾难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没良心的。
王安石变法的成果
要说王安石变法多年来一点成果也没有，也不公平，其中两项最大的成果，一是税赋增加，二是军事改革有点成效。
史载，在王安石变法持续的10年里，北宋的国库收入持续增长，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那么这个税赋是怎么增加的呢？在这里，就要说到王安石这个人。
王安石毫无疑问是个正人君子，道德楷模。他一生不纳妾，就算其夫人背着他纳一妾，被他知道后也立马给打发；他一生不讲饮食，不拘小节。其家人知道王安石喜欢吃鹿丝，所以经常安排厨子做鹿丝这道菜，但不久其夫人就发现，有几次鹿丝一丝未动，于是就问王安石为何，王安石竟不知道有这道菜，原来因为这道菜在餐桌上放得远。
所以，千百年来后人对王安石总是好的地方说得多，但是他本人，却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弱点：偏执，甚至偏执到极点。
在这个问题上，宋神宗和司马光是深有体会的。
王安石在变法前，和司马光是好友，二人都是大文豪，经常在一起谈诗论赋，研究学问。司马光认为自己是王安石的益友，他在《与王介甫书》中说，“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王安石也说“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王安石初任副宰相时，司马光还专门登门祝贺。
但是变法后，原本被看好的友谊却逐渐演变成了互相傲视，互相看不顺眼。至于两人友谊的小船是如何翻的，除了政见理念不同，还不得不提王安石的性格。
一开始二人是理念之争，比如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而司马光却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
后来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司马光指责王安石整天嚷嚷着变法图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脑子里净想着挣钱求利。王安石也毫不客气的反驳说，国无铜臭怎能强兵？铜臭总好过辱没国体吧！讽刺司马光主张放弃西夏领土，“请捐四寨以肥中国，省军费于远方。”
最终，脸皮更薄的司马光败下阵来，只好默默的去修史，而王安石也得了个“拗相公”的称号。
王安石性格强硬，这一点在对待同僚、皇帝的态度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在他当政期间，可以大摇大摆地在皇宫里纵马穿行，如果有阻拦的，上就是一个耳刮子。对神宗本人，也是经常拿领导不当干部，说吵架就吵架，说翻脸就翻脸，很多时候把神宗气得脸铁青。对领导尚且如此，对下属就更不用说了。王安石派到地方上执行变法的，大多数都是他的得力门生，对于变法的考核，王安石的方式也相当简单：看地方官的税收。过程怎么样我不管，你得给我弄钱来。
所以在变法持续的10年里，北宋的国库收入持续增长，但问题是，全国百姓被逼的破产的大有人在，几乎各个州县都有逃荒的。这很正常，王安石变法，要的就是能收上钱，当官的要想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保住官，只能逼老百姓交钱。而偏偏新法里还有这么多捞钱的空子，可以一边捞钱一边升官，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王安石的政策，执行到地方上，基本上都走了样。
但王安石本人并不这么觉得，相反在他晚年，对于新法的用人办事，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你只要说新法好，你就是大大的忠臣，你只要说新法不好，你就是奸臣。这种搞单边主义的混帐做法，就是把大批有识之士，甚至许多一开始支持变法的朋友，都搞到了新法的对立面。而他所任用的改革派，又都是吕惠卿、章淳这样的投机分子，变法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史家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颇多争议，然而有一点却是大家公认的，王安石变法的最大成就不在经济和政治，而在军事上。
王安石军事上的改革主要是养马法和保甲法。两法的推行，使北宋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了大量的训练费用，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也有所提高，虽然由于执行新法的官员并不尽心尽力，加重了百姓负担，但由于北宋中央始终将整顿西北军务当作国策的重点，西北军镇也成了王安石变法的“特区”，拥有独立的指挥权与统兵权，将士的作战素质随着变法的深入而日益提高，为宋朝打造出一支难得的精锐之师。
变法开始后，宋朝与西夏在西北连年征战，互有胜负，却渐渐扭转了仁宗时代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能够主动出击。熙宁六年，在王安石的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遗憾的是，这一成果，皆因为北宋最终的败亡和王安石变法的是非争论，一直被史家所忽略。
变法的结局
熙宁七年，变法遭遇了重大挫折。这一年天气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颗粒无收，这时监安上门郑侠绘制了一幅《流民图》上呈给神宗，图中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神宗由此对新法产生了动摇，反对变法的人也力谏罢免王安石。
四月，两宫太后在神宗面前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内心已动摇的神宗不得已之下，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知江宁府。不过变法并没有停止，王安石的继任者韩绛和吕惠卿继续执行变法。
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独揽朝政，为防止王安石再度回朝，借机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企图彻底倾覆王安石。
韩绛知悉吕惠卿的险恶用心后，将此事秘密汇报给神宗，神宗立即召回王安石，重新让其主持朝政，“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韩绛为相不能制，请复用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度拜相，继续推行变法，但是这一次的变法更是举步维艰。
熙宁九年，变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加之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在变法问题上焦头烂额的宋神宗，也最终扛不住巨大压力，准奏了，是年王安石离职，退居金陵，不在过问朝政。
王安石变法，也就此落幕。
但王安石变法的余音，却深刻影响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北宋政坛从此分成新旧两党，多年来相互争斗，内耗不息。之后，新法旧法几经反复，朝令夕改，结果把北宋王朝拖得元气大伤，最后被代辽国而起的金朝轻而易举地连锅端了。
总体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是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政策执行不力，再加上急功近利，最终导致变法的成效甚微，并引起激烈的“党争”，北宋的最终灭亡，王安石是要负上一定责任的。
但不管怎么说，小编以为，王安石变法有莫大的勇气，其时代进步的意义以及高瞻远瞩的思想足以掩盖失败的恶果，作为一个有思想、人品贵重的改革家，王安石有资格得到后人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