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特征，并且随着封建社会的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两大特征所展现出来的具象化现象也不断增加。
毫无疑问，纵观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央集权都是在不断强化的。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央集权制度就逐渐建立。
到了清朝，统治者会采取一系列抑制地方势力发展的方式，来达到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
而在古代社会当中，隐士文化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和现象。从隐士文化的兴衰当中，我们又能够看到中央集权制度怎样的变化趋势？它的不断强化是通过什么内容来体现的？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
隐士文化，逐渐普及
根据中国现存的历史资料记载，最早的隐士文化其实是由两个人共同创造的，这两个人的名字叫做伯夷和叔齐。
古人在兄弟之间进行排序的时候，经常会用孟仲叔季这四个字。而这两位中国最早的隐士，恰好就是商王朝的贵族阶层。
他们二人从小出生和成长在贵族家庭当中，接受的也是代表商王朝统治阶级利益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志向和立场一向是非常坚定的。在商王朝还在实行中央统治时，他们可以为这个王朝付出一切。而当商王朝被周朝取而代之时，他们就不愿意再去朝廷做官。
他们两个人的思想自然是无法左右历史的洪流的，商朝最终被周朝取代，也是顺应自然规律发展的事情。而这两个曾经的王公贵族，断然不接受周朝统治者向他们提出的邀请。
他们二人隐居在深山当中，抛弃了过往富贵的生活，以野草野菜为食。最后，这两个人竟然活活饿死。而周朝统治者得知二人的故事之后，也为此而叹息和感慨不已。
由此可见，隐士最开始隐居深山，并不是因为他们无处可去，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新的统治者服务。换句话说，他们代表的是旧的统治阶层的利益。旧的利益与新的统治阶层恰好是对立且不可调和的，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此决然地转变立场。
这两个人的故事，恰好就是中国隐士文化的故事起源。
而从他们二人之后，隐士也逐渐流行起来。在这一时期，隐士隐居山林的权利，是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央集权逐渐弱化，周天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能力和威慑能力，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纷纷打算问鼎中原。
那些隐居山林之人，在混乱的年代当中也能够找到与自己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统治者。所以在这一时期，大部分的隐士都会选择出山，选择介入到世俗社会当中。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会一边讲学，一边向各国统治者宣传自己所建立的儒家思想。他的思想并不会被每一位统治者所接受，所以在某些国度，他势必会受到驱逐。
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孔子或许只能选择隐居山林。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统治者不接受他的思想，还有另一个统治者可以评估。所以，他还有其他路可以选择。
由此可见，当中央集权弱化时，隐士文化相对来说便没有那么兴盛。这是因为，过去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刻板印象正在逐渐被打破，隐士们也能够选择与自己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统治者来进行服务。
而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中央集权再次发展起来。秦始皇将过往的分封制改为了郡县制，中央集权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强化。
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散布在天下各地的文人，与秦始皇的政治利益相违背时，他们便会选择重新隐居山林。于是，当中央集权强化时，隐士文化也在跟着强化。
隐士权利，自由掌握
从秦汉时期开始，一直到北宋和南宋，中国的隐士文化都处在自由发展的空间当中。众多隐居山林之人，他们隐居或者是重新走向世俗社会的权利，全部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刘邦统治中原大地时，国家最著名的隐士或许就是“商山四皓”了吧。“商山四皓”指的是4个倔强的老头子，他们有着满腹的才华，甚至有着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才能。可他们并不支持刘邦的统治，所以不愿意出山，为汉朝统治者而服务。
但刘邦是非常看重他们才华的，作为一名当权者来说，他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网罗天下人才。因此，就算是“商山四皓”并不搭理他，他也愿意降尊屈贵，邀请四个老头子出山。
然而，即便是刘邦这个皇帝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商山四皓”也照样不同意出山。他们告诉刘邦，目前四个人对隐居的生活都自得其乐，所以不愿意再去沾染红尘当中的是是非非。
即便是皇帝有所召唤，只要隐士自己不愿意，他们也随时都能够拒绝皇帝的邀请。
刘邦虽然对此十分遗憾，但是也不能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强压“商山四皓”。否则，他便是在与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为敌。
而在东汉末年，三国纷争时，诸葛亮其实早期也算是个隐士。他隐居在隆中，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天下大事，但是对当前政治格局的变化都有所了解。
需要诸葛亮为自己出谋划策时，刘备选择的做法是亲自上门拜访。他尊重诸葛亮作为隐士的人格和权利，也愿意在自己尊重的人面前展现出全部的诚意。
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终于选择出山，陪伴在刘备身边，与他一同南征北战。诸葛亮的做法，就是自愿放弃隐士的身份。
当“商山四皓”决心将隐居进行到底时，他们可以完全无视统治者发出的邀请。当诸葛亮决心出山参政时，他便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答应了刘备的请求。由此可见，隐士隐与不隐，全由他们自己做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动天下的谢安曾经也是个隐士。他的才华并没有因为他的隐居而减少半分，东晋统治者反而对他有求必应。后来东山再起，也是谢安基于整个家族的利益而做出的考虑。
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中央集权的确是在不断强化的。从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再到地方制度逐渐完善，这都意味着皇帝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全部收归到中央。中央官僚体系的结构逐渐完善，其实也是中央集权强化的体现。
虽然在一些天下分裂时期，中央集权有过短暂地弱化，但是整个大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而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并未强行剥夺隐士手中对于个人人生的决定权。此时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尚未发展到巅峰，所以统治者也绝对不可能将自己放在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对立面。
因此，即使皇帝本人求贤若渴，他也必须要充分尊重隐士本人的意愿，充分尊重隐士文化自由的发展空间。否则，他个人进行政治统治的根基将不再稳固。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隐士文化是逐渐达到了巅峰状态的。
当文人阶层对统治者的种种政治举措不满时，当他们暂时不具备起义的力量时，他们便会选择隐居山林，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此时的他们还有选择权，统治者本人也不会强行剥夺他们自由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随着古代社会的封建程度进一步加深，隐士本人必须要让渡自己手中的权利。
让渡权利，逐渐消失
隋朝时期，中央朝廷开创了科举制度。而唐朝建立统治之后，朝廷延续了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并且将科举考试之风推广到了整个社会。当时，所有文人学子都以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胜出为荣。
科举考试引领了社会思潮，文人学子学习文化的目的也是最终为了朝廷和统治者的政治服务。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潮逐渐在社会范围内发生着潜移默化地影响，隐士文化本身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在文人墨客看来，隐居山林成为了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如果能够在世俗社会当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他们就不会选择成为一名隐士。
比如李白，他常常讲大隐隐于市，但他并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李白从一开始就是想着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当走科举考试这条路走不通时，他又会去寻求权贵阶层的举荐。所以从始至终，他的目标都是加入中央官僚体系当中，都是去维护唐朝统治者的统治利益。
后来李白为什么会选择周游大好河山呢？这是因为他无从选择，因为他被中央官僚体系所抛弃。
即使李白满腹才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那“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傲气，已经严重冲击了统治阶层，他也必然不再为他们所容。
所以李白的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隐。这并不是真正的隐士文化，但他又确实是唐朝社会的一个典型。他的故事正好可以说明，隐士文化已经在逐渐衰落了。
隐士隐或者不隐，已经不是隐士本人所能够决定的。他们都想参与世俗社会当中，都想在统治者左右扬名立万。可是，如果他们的诉求不被统治者本身接受，那他们最后也只能选择隐居山林。
隐士这个身份，是他们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层遮羞布。
而到了两宋时期，这样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社会本身就注重文化，文人阶层更是拼了命地想要进入官僚体系当中，隐士甚至已经不在大家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后来的明清时期，隐士文化则彻底消失。
这是因为，明朝时期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顶峰。统治阶层在全国范围之内说一不二，每一个妄图违背他们意志的人，最终都会被他们剥夺生命。
如果朱元璋想要任用一位文人，可这位文人始终不愿意出山，那么他不会再像刘邦尊重“商山四皓”一样尊重这位文人，而是会选择直接杀掉他。
所以，在统治阶级的绝对强权面前，隐士已经丧失了隐士的自由，隐士文化自然也就逐渐消失了。
结语：
中央集权的强弱，与隐士文化的兴盛和衰落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央集权加强时，统治者手中的权力也在增强，隐士的自主权相对来说必然就在减弱。
而随着中央集权达到顶峰，隐士文化也完全丧失了生存的空间。统治者剥夺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主权，隐士也就不能再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