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事宜,争论激烈
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兵掳徽、钦二帝等北去。康王赵构于同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宣布登基,改元建炎,史称南宋。变化莫测的战争形势,迫使南宋帝国对新国家的定都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宋高宗与廷臣一致认为商丘为权宜之计,不适合新王朝的都城。但是国都定在哪里的争论?从建炎年初,一直持续到绍兴八年(1138)南宋都城正式定在杭州为止。
建炎元年 (1127) 六七月间,南宋朝廷第一次商议迁都,大致有三种方案: 主战派李纲设想三都制前提下,暂避南阳择日返汴京、老臣宗泽力主回汴京、主和派汪伯彦、黄潜善等趋避东南。争论关键是坚守中原还是迁都东南?
金军逼近南京应天府。建炎元年十月初一,赵构从商丘起程,暂避扬州。被南宋大儒朱熹评价为“扶得东边,倒了西边”的张浚,进言说:“中原是天下的根本,希望修葺东京、关陕、襄邓以待巡幸。”张浚的建议并无人理会。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人攻扬州,宋高宗仓卒渡江,想在镇江以援江北。南宋第二次商议定都事宜又展开。吏部尚书吕颐浩乞留建康。御营都统制的王渊异议:“镇江止捍得一处,若金自通州渡江,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阻。”“请幸杭州”的主张,正中宋高宗下怀,当即决定由苏州“径趋杭州”。
苗刘兵变后,南宋政坛扭转了自靖康之变以来的媾和心态。建炎三年闰八月,金兀术将入侵,十一日,移驾健康的宋高宗召诸将问移跸之地,张俊、辛企宗劝自鄂、岳幸长沙,韩世忠怒曰:“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建炎三年十月,宋高宗入驻会稽城,御史中丞赵鼎强烈建议宋高宗进驻荆襄。
绍兴八年(1138),南宋建都杭州,为了给百姓做个姿态,表示朝廷不想偏安一隅,时刻收复故都汴京,故以“行在”为名,临时的首都之意。
应急状态,商丘
靖康二年三四月间,臣僚和军民纷纷请求康王赵构在济州即皇帝位,适逢宗泽来信说,应天府南京是太祖兴王之地,“取四方中,漕运尤易”。于是赵构决定前往南京,于同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登坛受命,赵构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是为宋高宗。
对迁都事宜南宋朝野上下意见不一,新皇帝赵构犹豫不决。同年九月,秋季气候转凉,南方暑热渐散。金国又开始侵掠中原,商丘距离开封一百多公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骑兵转瞬即至。宋高宗怕落得像父兄城破被俘的命运。
此时,主战派李纲被逐出中枢,远谪荒野,再加上朝中主和派大臣的蛊惑。建炎元年十月初一,赵构最终颁布诏书趋避东南,顺着隋唐大运河南下,到了扬州。南宋朝廷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表明恢复故土的志向,又躲避了敌锋。此行被美其名曰“巡幸”,老爹跑路的优良基因得以传承。
激进悲壮,还都东京
李纲移驾南阳,伺机返回汴京,算比较温和的策略,而宗泽还都汴京则是激进的,甚至有些冒险。宋高宗下诏将巡幸淮甸,宗泽又20多次上书劝谏赵构,力主还都东京,并制定了收复中原的方略,均未被采纳。
义军一度曾集结起来归附在宗泽的旗下,其数量一度达到了上百万人。而乱世枭雄、地方割据势力和义军并不可靠。当时金军主要是在中原掠夺财富,并不是攻城占地,东京残破,再无可捞的财富了。宗泽以将领守东京,金军不会当主攻方向,若赵构回銮东京,金国会发举国之力来攻,女真骑兵战力强悍,北宋精锐的西军尚垮掉,宗泽收集的残兵义勇如何挡得住金军?
中兴之地与退保荆襄
南宋宰相李纲建议迁都邓州(今河南西南部),宋高宗已经同意,既而潜善与汪伯彦力请幸东南。李纲看出高宗滞留南京,对未来去向犹豫不决,又提出一个折中办法,既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中书舍人刘汪对定都南阳持反对意见,他说:“南阳密尔中原,虽易以号四方,但今日陈、唐之郡,新刳于乱,千乘万骑,何所取给。”
自古立国长江以南的王朝,多奉行”欲保长江下游以东地区,必建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峡”。建炎四年(1130)夏四月甲戊,宋高宗御舟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城外。赵鼎上言:“宜以公安为行阙,运江浙之粟以资川、陕之兵,经营中原。”
赵鼎等人还没领教到金军也善于水战,荆襄在长江边,很容易被突破防线,金军截断长江水运,江浙物质和军队也无法奔上游支援,若定都襄阳,每时每刻都会遭受金军威胁。
幻灭汉唐风,经略川陕
建炎三年五月初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五月十五日,宋高宗到常州,下诏张浚为宣抚处置使,经略川陕。
建炎三年冬十月,张浚至兴元(今陕西汉中),上奏曰:“谨于兴元积粟理财以待巡幸,愿陛下早为西行之谋,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张浚只是想到秦人骁勇,未考虑他们不善变。盛唐都守不住长安,弱宋尚能否?
建炎四年(1130)二月,宋高宗自温州回台州后,吕颐浩建议:“将来且在浙右为当,徐谋入蜀。”宋高宗也考虑到假若定都襄阳和蜀地,用淮浙榷货盐钱以赡军费,运江浙荆湖之粟以为军食。用江南的钱粮养育西北骁勇之士,确实是个好办法,但黄河已经失去,长江顷刻也会被切断。
范宗尹急忙劝皇帝:“若使车驾入蜀,恐两失之。”高宗笑道:“殊不知金人视朕所在而进,即使入蜀,纵有栈道可守,安保金人不能攻入?“宋高宗遂传令去越州。其实经过浮海避敌,宋高宗内心已经把南宋都城定于杭州了。
羞羞答答的扬州
汪伯彦等主张迁都扬州,赵构也认为暂去扬州可行,于是下诏:“成都、京兆、襄阳、荆南、江宁府、邓、潭州,以待巡幸。”建炎元年十月初一,赵构南下至扬州,称扬州为“行在”,意思就是朝廷的临时驻地。宋高宗开始以扬州为南宋首都,是以天子守江淮,还是有一定的勇气和决心。
金兵在河北、山东劫掠的差不多了,听说宋高宗在富饶的扬州,马上南下。建炎三年春正月,户部尚书叶梦得建议紧急时,皇帝乘舆或至两浙,则镇江、金陵尤当先治。同年二月三日,金军从天长军袭向扬州,宋高宗慌慌张张渡江去镇江。
虎踞龙盘之地,龙却不敢来
南京号称虎踞龙盘之地。南宋温和主战派和主和派大臣们都认为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南宋理想的都城。商丘议定都时,御史中丞许景衡言:“南阳无险阻城池,而密迩盗区,且漕运不继,不如建康天险可据,请定计巡幸。”
苗刘兵变平息后,宋高宗移驾健康,其间又几次商议都城问题。建炎三年闰八月十四日,高宗下诏:“敌人迫逐,未有宁息之期。朕若定居建康,不复移跸,与夫右趋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否,孰利孰害?”
张浚赴川陕,原去武昌之议,江、浙士大夫又动摇了。高宗又下诏随驾百官及诸统制赴都堂讨论,大致皆言:“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高宗就这样定东行之策。建炎三年,金兵毫不费力攻克建康,惊吓的南宋朝野感到健康时刻都是前线。
一场“斩首奔袭战”
长江三角洲地区地势低平,河网密布,湖泊星罗,对骑兵活动是不利的地形,金兵破扬州以后,辗转于浙西的宋高宗也说:“肤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
和州防御使马扩曾随父亲浮海辽东,与金人商讨签订“海上之盟”。后又在河北领导抗金斗争,非常熟悉金军的作战方式。建炎三年三月,马扩上疏谓上策入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江宁,并强调“犹豫迁延,候至秋冬,使敌人再举,驱集舟楫,江、淮千里,数道并进,然后悔其已晚,是为无策。”但是随后在苗刘兵变中,马扩由于立场不坚定,政治上被边缘化了。
建炎三年冬,金兀术提兵躏江东,发动“搜山检海捉赵构”的军事行动,钱塘之波涛,曾不能濡戎马之足矣。被追击走投无路的宋高宗,浮海避敌,逃到温州。这场快速奔袭战,给南宋的警示,那就是河网密布的扬州和建康守不住,只有大海能阻挡金军前进的步伐。
绍兴十年(1141)的“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两国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宋都城定在临安终成定局,苟且偷安、消极防御的地缘战略思想弥漫南宋王朝,再无北图之举。后人感叹“南渡衣冠忘北狩,西湖歌舞误中原。”
权衡政治经济圈,安全第一的临安
唐至五代江南已是中国经济的翘楚。临安有京杭大运河,又临海,船舶可将两淮江南的商品运输到南方各地,甚至东亚、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临安迅速崛起,一跃而为万物富庶。南宋初诸将力战于长江下游和两淮地区,又力争襄、汉,保川、陕,然后藩篱益固,杭州也算是易守难攻的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又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沿海路可再撤退到福建和广东,定都临安众望所归。
清初沿革地理学家和学者顾祖禹评议浙江:“其民习波涛,善弓弩,甲兵亦可用也。但以僻在东陲,湖山间阻,以此争雄天下,势有所难逮耳。“中国古代是农业支撑的政权,只有土地才是国家的疆域、战略意义上的根据地或作战基地。顾祖禹等封建士大夫们仅有大陆意识的延伸,重点是向西北方向的开拓与进取,而不是面向东南的海洋。土地面积扩大才是国家强盛,面向海洋,深入海洋的南宋在他们眼里是偏安一隅,不以恢复中原为念,岂知剩水残山已无足恃?
士大夫头脑国防重心不可能从西北转移到东南沿海,他们均没有脱离西北和中原为根本之地的地理优势。两宋向海洋发展,海外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弥补了国土上的损失,浙江已不是偏僻之地,况且南宋有坚固且巨大的海船,南宋战船若自钱塘而入大海,乘风破浪,可直捣金国的山东、燕云、辽东。绍兴三十一年(1161),海船副提督李宝率战船奇袭停泊于山东的金国水师,获得大捷。
重视海外贸易,却不知还有海权,懦弱的南宋朝野,奉行守与和,以妥协为主,尤其是不敢发挥自身航行海洋的强势,始终不敢从海上大举出击金国。”百年舟泛西湖好,一夕风吹大海干”,德祐二年(1276)正月十九日,一个新崛起的比女真骑兵更强悍的蒙古军陷落临安,偏安150年的南宋再现“靖康之变”的凄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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