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版陈桥兵变:威化岛回军与李氏朝鲜的建立

高丽出兵辽东与威化岛回军

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西南方向,1371年消灭了四川的夏国。同年,明太祖从河北、陕西、山西各地出兵大举深入沙漠,击破扩廓帖木儿军主力,攻下应昌,元帝远逃漠北。第二年,明军攻下大理。到1375年扩廓帖木儿死后,明太祖乘机经营甘肃、宁夏一带地区。1381年,明太祖进攻云南,梁王兵败自杀。西北方面得到统一之后,明太祖把目光投向了东北。由于统一战争仍在进行,明朝尚无力分兵经略东北,明太祖鉴于女真对于分化瓦解北元的重要性,在纳哈出归降以前,对东北女真人主要采取招抚的政策。1369年,明太祖写信给纳哈出希望保持友好的关系。次年5月,明太祖再次致信纳哈出希望他归顺明朝,纳哈出再次拒绝。

1371年,元辽阳守将刘益来降,建辽东指挥使司。但同年5月,“故元平章洪保保、八丹等判杀辽东卫指挥同知刘益”。6月,洪保保逃走投奔纳哈出。明太祖派黄俦到金山宣谕,纳哈出不仅不理睬,还拘留了黄俦。明太祖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派马云、叶旺率师北上,进军平顶山,相继攻占辽阳、沈阳等地,元朝残余势力降服。同年7月,明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于辽阳,以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吴泉、冯祥为同知,总辖辽东诸卫兵马,修城池,以镇边疆。明军进入辽东后,纳哈出屡次出兵侵犯。为了对付纳哈出,明太祖加强了对辽东军事、经济的支援。明太祖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隔壁高丽的警觉。高丽一直都有北扩之心,直到朝鲜王朝末年也贼心不死。恭让王时期,高丽继续对女真进行招抚与安置。1390年(恭让王二年),高丽在西之委(临溟县)设置吉州万户府。1392年(恭让王四年)3月,恭让王对来朝的斡都里进行封赐史载:

“斡都里,兀良哈诸酋长,皆授万户千户百户等职有差,且赐米谷衣服马匹,诸酋感泣,皆内徙为藩屏。又榜谕诸部落曰: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差李必等。赍榜文前去女真地面豆万等处诏谕,当年,斡都里、兀良哈、万户千户头目等,既便归附,已行赏赐名分,俱各复业,所有速频失的,觅蒙骨,改阳实。怜八邻、安顿押、兰喜刺、兀兀里、因古里、罕鲁别、兀的改地面。原系本国公崄镇境内,既已曾经诏谕至今未见归附,于理不顺。为此再差李必等,赍榜文前去招谕。榜文到日,各各来归,赏赐名分,及凡所欲,一如先附斡都里,兀良哈例。”

高丽对来朝的女真各部一一颁赐衣物,又进行册封。公崄镇以内女真各部,都依附于高丽。

1391年7月,在东北面指挥使李成桂的建议下,高丽“遣人榜文诏谕东女真地面诸部落,于是女真归顺者三百余人”。高丽招抚的女真主要是斡朵里、兀良哈。在《高丽史》中可以看出,斡朵里、兀良哈多次到朝鲜朝拜、进贡土特产。高丽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斡朵里、兀良哈的管理与控制,首先从政治上给予名副其实的名分,提高官职,对女真部落酋长给予款待。其次,管理和调节女真内部的矛盾。在高丽的怀柔政策下,斡朵里、兀良哈纷纷表示归附高丽。

总之,这一时期因明朝势力尚未完全到达东北,同时在高丽东北面指挥使司李成桂的努力下,高丽对女真各部进行了一系列拉拢与怀柔的积极政策,成功地对图们江和鸭绿江流域的女真大部进行招抚并予以册封。而1388年,明朝建立铁岭卫后,彻底碰到了高丽的神经。

高丽与明朝关系日趋紧张。高丽王朝经过争论,根据门下侍中崔莹的建议,组成近4万人的攻辽部队,左军都统使为曹敏修,右军都统使为李成桂。5月,攻辽部队到达鸭绿江。李成桂认为这是一种冒险,可能贻误大事,以“前有大川,因雨水涨”等为理由,提议回师,但被崔莹和禑王拒绝。李成桂一派便迫使曹敏修改变主张,从威化岛断然回军,回师成了李成桂掌权和朝鲜建国的契机。

李成桂威化岛回军有“四不可论”,即“今者出师,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发兵二不可,举国远征,倭乘其虚三不可,时方暑两弓弩胶解,大军疾疫四不可”。

通过“四不可论”可以了解到,“以小逆大”是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分析,“夏月发兵”是国内经济问题的担忧,其他的是因国内军事形势而提出。不过威化岛回军有其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军事原因。

从政治上来看,恭愍王即位之后高丽内部政局也因国际形势变化受到影响。特别是明朝的建立给高丽的外交方针带来了变化。恭愍王利用大陆形势的变化施行了一系列反元政策,引起了高丽内部亲元势力和亲明势力的较量,他们的矛盾是威化岛回军的政治原因。在亲元势力的簇拥下即位的辛禑开始执政,这标志着高丽对明政策的变化。

明朝设置铁岭卫的决定,在高丽内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亲元势力与亲明势力间的矛盾公开化。辽东出师也是高丽国内亲明与亲元两派矛盾激化的结果。史载:“忠宣王之后,皆元外孙也,代有其国。大明兴起,恭愍王虽以义主事之,一时议论,多以不可轻绝北元为言,郑道传、朴尚衷等诸人,主事明;李仁任、池渊等诸人,主事元。互相诋斥,至有被罪者。及崔莹当国,天朝适有铁岭卫之举,遂昌事元之议,决计攻辽,竟至易名。”1368年明朝建立以后,元朝势力土崩瓦解,在这种形势下,高丽恭愍王迅速做出与明朝建交的决定。但高丽长期处于元朝统治之下,国内形成一批亲元的势力;而北元尚有一支力量蜷缩于东北一隅。恭愍王被弑后,以权臣李仁任为首的亲元派把持朝政,并继续与北元交通。1372年又发生了高丽人金义杀害明使的事件,双方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在辽东边界亦不断发生小的冲突。面对明朝入侵高丽的传闻、面对明朝的多方需索,以明设置铁岭卫为导火线,高丽以辛禑、崔莹为首的亲元派决定攻辽。

征辽的决定,招致国中上下很多人的反对,早在出兵之先,群臣已力加阻拦。4月,公山府院君李子松因亲至宰相崔莹府阻止征辽而遭杀害。出征后逃兵络绎不绝,虽一再斩杀,仍不能止。禑王和崔莹决定出兵辽东时与亲明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高丽选择了出兵辽东。在亲明派和亲元派进行争论的史料之中未出现李成桂的名字,但从与李成桂有密切联系的郑道传等人亲明倾向突出的表现来看,李成桂也是亲明派。

李成桂在恭愍王五年新任东北面万户,在恭愍王十年被任命为东北面兵马使,在咸兴平野战斗中击败纳哈出,恭愍王十二年与崔莹联手击败为罢免恭愍王而来的崔濡率领的元朝军队。

李成桂还在东北面击破女真的三善三介,在攻陷东宁府和辽阳城的战争中成为主将。这样,李成桂在高丽王朝成为战绩赫赫的武将,深受恭愍王的信任,自然地成为恭愍王反元改革中的有力支持者。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四不可论”中对亲明“事大外交”理念有突出体现。他在威化岛回军前给禑王的信中指出:

“臣等乘桴,过鸭江,前有大川,因雨水涨。第一滩漂溺者数百,第二滩益深,留屯洲中,徒费粮饷,自此至辽东城,多有巨川,似难利涉。近日条录不便事状,付都评议使司知印朴淳以闻,未蒙俞允,诚惶诚惧,然当大事,有可言者而不言,是不忠也,安敢避铁钺而默默乎。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我国家统三以来,事大以勤。玄陵于洪武二年,服事大明,其表云子孙万世,永为臣妾,其诚至矣。殿下继志,岁贡之物,一依诏旨,于是特降诰命,赐玄陵之谥,册殿下之爵,此宗社之福,而殿下之盛德也。今闻刘指挥领军立卫之言,使密直提学朴宜中,奉表启稟,策甚善也。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况今暑雨,弓解甲重,士马俱惫,驱而赴之坚城之下,战不可必胜,攻不可必取。当此之时,粮饷不给,进退维谷,将何以处之。伏惟殿下,特命班师,以答三韩之望,禑与莹不听。”

在这里李成桂提出回军是保国之道,系造福于子孙万代的事情。李成桂提出的以小事大,不仅是亲明派的理由,也是他对国际形势和高丽内部矛盾分析后做出的判断,这成为他回军的政治原因。

从经济方面来看,高丽末期随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大规模发展,小农经营的良人农民日趋破产,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奴婢,从而减少了国家掌握的公田和公民,进一步削弱了中央集权制。到14世纪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秩序的进一步紊乱,一些封建官僚和寺院更加紧了对土地的掠夺,很多土地集中到他们手里。

两班贵族扩大私有地有多种方法。例如:利用国家对土地支配权的削弱,把自己的受租地完全变成私有土地;掠夺良人农民的小块土地(这种土地向国家缴费租税,叫作公田);有些大官僚则掠夺良人农民的土地,而且也出现了统治者内部争夺土地的现象,土地兼并空前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恭愍王为了收拾残破的高丽社会,曾驱逐王廷内部的世臣大族,任用出身贫苦的辛盹主持改革。1365年,辛盹向国王提议设立“田民辨整都监”,宣布:

旽请置田民辨整都监自为判事。榜谕中外曰:比来纪纲大坏,贪墨成风,宗庙、学校、仓库、寺社、禄转、军须田及国人世业田民,豪强之家夺占几尽。或已决仍执,或认民为隶,州县驿吏,官奴、百姓之逃役者,悉皆漏隐,大置农庄。病民瘠国,感召水旱,疫不息今设都监,俾之推整。

 

辛盹改革限制了世臣大族的土地兼并,照顾了中小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改革受到世臣大族的激烈反对,世臣大族在王廷之内逐渐纠集势力,纷纷起来反对辛盹,1371年将辛盹以叛逆罪处死。改革完全失败,一切复旧。世臣大族的大农庄越来越发展,给农民带来深重灾难。属于国家的“田民”和其他向国家缴纳田税贡赋的农民,即公田和公民,都变成了大农庄主的私有地和私民,而且数量与日俱增。大农庄越扩大,公民就越减少,这就加重了公民的负担。由于频繁的战争和封建秩序的极端混乱,公民所承担的国家负担迅速增加。高丽末期的经济因田制的混乱处于濒临崩溃状态,国家财政短缺导致政治、社会、军事等机能瘫痪,继而军粮处于短缺状态,对作战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李成桂的“四不可论”中军粮问题体现在“夏月发兵不可”,李成桂提到:“待秋出师,禾谷被野,大军食足”。在其他史料中也可以发现军粮问题,而“收取功臣田的三分之一,社寺田的一半,为充当军粮”。

李成桂提出“四不可论”之后,禑王执意再次攻辽,遂在再启的辞中写道:“殿下必欲成大计,宜驻驾西京,待秋出师。禾谷被野,大军食足,可鼓行进矣。今出师非时,唯拔辽东一城,雨水方隆,军不得前,却师老粮匮,祸矣。”在这里李成桂提出出兵时机不适和军粮不足的问题。《高丽史》中《曹敏修传》中也有“军国之需不赡。凡给田及口分田寺社田租,并公收之,以补经费”的记载。

由此看来,土地制度矛盾导致严重的军粮问题。威化岛回军的经济原因就是国家土地制度的崩溃导致军粮的严重短缺。

从军事方面来看,高丽的军制是由20岁到60岁的良人壮丁义务服役的府兵制。府兵制的实行,意味着国家对全国良人壮丁的统治权已经树立。除中央军的京军正规军外,地方各主要地区还有由节度使(或兵马使)掌握的地方军,也就是外军(也称为州县军)。高丽兵制包括全国的农民壮丁,不属于京军的壮丁大部分分配到各地方军,也就是州县军。州县军是兵农合一的民兵,《高丽图经》中介绍的高丽兵力是京军3万,州县军60万。高丽军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国家直接掌握的常备军,其次则是兵农一体。

服军役的代价是军人田的所有权,这使得军人与农民有实质上的区别,军人对农耕地有支配权和收租权。但实际上得到农耕田的军人为数不多,即使得到土地也被贵族所霸占,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被提升为军官,大部分军人沦落为良人或奴婢。并且在田制出现紊乱的情况下军制也受到相应影响。总而言之,高丽兵制是中央和地方军队处于多元化的格局而非一体化格局,因此国家的中央军逐渐削弱,而地方兵日益发达并最终产生新的武人阶层。

在没有常备军的情况下出现战争,首先要动员农民参战,但因军制的混乱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农民逃亡不服兵役,无法召集兵力。

《高丽史》记载:

“金元帅甚家,令出多问,故体统紊乱纪纲不立,请依旧制置一元帅,余则罢之,加以他号,并听元帅节制。先王丙申之教以三家为一户统以百户……无所维声每于征发,散居之民山谷难以召集。”

从以上史料可以了解到高丽军队军纪的混乱以及兵源的短缺。

李成桂的“四不可论”中“举国远征,倭乘其虚”,是针对高丽当时日益严重的倭寇入侵问题而提出的。14世纪后半期,高丽与倭寇的矛盾非常突出。倭寇第一次大规模入侵是在1350年。对此《高丽史》记载:“倭寇固城、竹城、巨济、合浦……倭寇之侵始此。”从此以后,由数十艘甚至数百艘组成的倭船,经常入寇高丽,在庆尚道、全罗道等高丽南海岸地区大肆掠夺,严重阻碍高丽南部地区向开京运输租税和贡物的漕运。有时倭船直接逼近首都开城附近,威胁首都开京的安全。

14世纪70年代以后,倭寇对高丽的侵袭进一步升级。过去倭寇的侵袭,主要限于高丽南部地区,主要是袭击漕运船;而此时它的侵袭范围从沿海地区扩大到内陆,从海陆两方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掠夺。他们肆意杀掠百姓,给高丽造成极为严重的灾难。《高丽史》记载;

“倭四百余艘,寇吾叉浦,莹设伏。与战克之……十四年。倭寇乔桐江华,莹以东西江都指挥使。率兵镇东江,莹尝责密直金兰。倭入昌陵……倭乘夜入寇窄梁。焚战舰五十余艘。海明如昼,死者千余人。万户孙光裕中流矢,乘剑船仅免,莹尝戒光裕曰。耀兵窄梁江口,慎勿出海,是日,光裕才出窄梁,大醉熟眠,贼突至……童城等县所过一空,至童城。”

当时高丽军力已很衰弱,难以击退入侵者的屡次进攻。李成桂多次参加击退倭寇的战争,因而了解高丽在艰苦的环境里,几十年反倭寇战争使高丽军力大量消耗,随之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但倭寇的侵袭仍未停止。事实证明,当时高丽社会经济状况和衰弱的中央集权,担负不起征辽这一历史任务。再加上军队的作战意愿不高,在征辽途中有诸多逃亡的士卒。士卒厌战的心态,亦影响到将领求胜之心,因而李成桂决定率师折回以求自存。

高丽末期李成桂领导的威化岛回军是高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混乱背景下必然的结果。威化岛回军,首先避免了明朝与朝鲜之间一次严重的武装冲突。其次也使高丽朝廷内部原本模糊不清的分歧公开了,统治者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同时回军后掌握政权的李成桂为朝鲜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李成桂“四不可论”中的“以小逆大不可”的理由,稳定了政局,成为朝鲜与明朝进行“事大外交”的基础。

(二)李成桂的掌权与高丽局势的变动

1388年(禑王十四年)5月威化岛回军后,曾任辽东征伐军左右军都统使的李成桂和曹敏秀相继被任命为左侍中和右侍中,但实权已落到李成桂手中。威化岛事件使高丽统治者内部矛盾迅速激化,集中表现为以李成桂为主的新兴士大夫和原有的以李穑为代表的权门势族以及以禑王为主的宗室集团之间的矛盾。

李成桂掌握权力之后着手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追问辽东之攻的责任。崔莹被处死,禑王被驱逐流放到黄丽府,之后曹敏修不顾李成桂的反对拥立9岁的禑王之子昌即位。禑王的存在始终成为李成桂掌权的最大威胁,至此李成桂一派为了铲除禑王及其势力提出了“废假立真论”,即以禑王及其子昌不是王氏,是“假王氏”的理由,制造了昌王元年十一月发生的“金佇事件”。

对此,相关史料记载如下:A.“前太护军金佇,前副令郑得厚,潜往黄骊,见禑。佇崔莹甥也,随莹日久,颇用事,得厚亦莹族党,禑泣谓曰,不堪郁郁居此,敛手就死。但得一力士,害李侍中,吾志可济也。吾素善礼仪判书郭忠辅,汝往见图之,仍遗一剑于忠辅曰:今八关日,可举事。事成,妻以妃妹,富贵共之。佇来告忠辅,忠辅阳诺,奔告太祖。”

B.“八关小会,太祖在邸不与会。佇、得厚夜诣太祖邸,为门客所执。得厚自刎死,囚佇巡军狱,与台谏杂治。辞连前判书赵方兴,置下狱。佇曰:边安烈、李琳、禹玄宝、仁烈、王安德、禹洪寿共谋迎骊兴王,为内应。于是迁禑于江陵,放昌于江华,废为庶人。”

以上史料主要记载了金佇与辛禑谋反最终被流放到江陵的事件,金佇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禑王退位之后留在黄丽府,虽然是退位之身但其待遇一直保持原有的尊崇地位。禑王退位一年后的生日,有朝廷大臣判三司事沈德符、判开城府事裴克廉、门下评理郑地及李成桂等人前往黄丽府祝寿。李成桂一派认识到禑王的存在始终威胁着他们,所以利用“金佇事件”和明朝的咨文也就是“废假立真论”彻底铲除了禑王一派。

所谓“废假立真论”的“假”也就是废不是王氏的禑王和昌王,“真”是拥立王氏宗室国王的主张。禑王和昌王非王氏之论被提出的时间是昌王元年(1389年)十一月,在出使明朝的使臣尹承顺、权近九月回国带来的礼部咨文中提到的。大约昌王以异姓为由被退位的五十天之前。

实际上“废假立真论”是“金佇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提出的,事件发生后第八天金佇死于狱中,被牵连的边安烈、李琳、余玄宝、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寿等人招出与禑王共谋准备重新复位的事件。次日,李成桂与判三司事沈德符、赞成事池泳奇等人提出“禑、昌王本非王氏,不可以奉宗祀,又有天子之命,当废假立真”,把禑、昌两王废为庶人,禑王重新被流放到江陵府,昌王被流放到江华岛。次日,以恭愍王妃定妃的名义宣布,神宗第七代之孙定昌君王瑶即位,是为恭让王。

“金佇事件”是禑王果真想铲除李成桂试图重新复位,还是李成桂一派以强攻和设伏剪除反对势力,目前为止学界还有很多不同观点。笔者则认为金佇与禑王谋反这件事确实存在,但关键是他被利用为李成桂肃清反对势力的诱饵。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主谋金佇在狱中暴死,所以无法查明真相。

金佇事件是铲除禑王势力的导火线,“废假立真论”是废掉禑、昌两王的依据。李成桂等人的“废假立真论”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天子之命”这一句,出现在尹承顺和权近归国时带来的明朝礼部咨文中,其内容大致如下:

A.君位自王氏被弑绝嗣,后虽假王氏,以异姓为之,亦非三韩世守之良法。

B.古有弑君之贼,由君恶贯盈。凡弑君者虽在乱臣贼子,亦有发政施仁,以回天意,以安有众。今高丽陪臣等,阴谋叠诈,至今未宁。设使以逆得之,以逆守之可乎?若以逆为常,则逆臣继踵而事之,皆首逆者敎之,又何怨哉!

C.礼部移文前去,童子不必赴京,果有贤智陪臣在位,定君臣之分于上,造妥民之计于国,虽数十岁不朝。亦何患哉,连岁来朝又何厌哉。又命勿送处女。

上述咨文主要内容归结为三点:第一,恭愍王被杀之后王氏子孙断绝,异姓即位对三韩来说不是良策;第二,不管谁当君主,只要顺民心安抚百姓就可,但高丽未能做到;第三,只要君臣安定百姓,不必昌王亲自朝贡。

学界对明朝礼部咨文的内容有很多不同观点,特别是第一条内容,否定了高丽王位的正统性。明朝的礼部咨文是在昌王元年九月到达高丽,但一直没有公开,到了昌王元年十一月“金佇事件”爆发后第二天才公开,并以“废假立真论”为理由把昌王赶下了王位。很多学者认为明朝礼部咨文是被李成桂篡改的,因为在使臣到达已过两个月的时间内没有理由不公开此咨文。这一咨文左右了高丽政局,成为李成桂扫清反对势力的依据。李成桂以“天子之命”否定了禑、昌两王的王位正统性,随即恭让王即位。之后以拥立禑王为罪,李仁任被处死;以拥立昌王为罪,曹敏修被流放到昌宁。禑王势力大部分被流放或处死。随着对反对势力的铲除,李成桂又一步迈出了建国的步伐,李成桂不急于亲政,选择了王瑶为王。此举一方面可以稳定混乱的高丽朝廷,另一方面高丽朝廷虽已被李成桂掌握大权,但还存在着不少阻力,李成桂还需要一段时间消灭最后的阻碍力量,所以王瑶的即位有被利用的政治意图。

恭让王四年,李成桂为都总制使,总揽军政大权,对外积极与中国交往,定时入贡方物,进奉表笺,明朝与高丽关系得以修复。对内进行田制改革,倡办儒学,限制佛教,修武整边,使高丽王国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但此时的高丽王朝已走到了尽头。二十年来,统治者腐败日趋严重,国内矛盾不断激化,宫廷政治斗争剧烈,王位更替频繁。由于政局动荡,社会矛盾尖锐,经济日益凋敝,人民惶遽不安。

1390年春正月,高丽使臣入明朝,通报了再次易主的消息。朱元璋谕礼部曰:“高丽限山隔海,其人多诈,今云废黜异姓,择立王氏宗亲,则前者来言童子入朝,吾不听者,意必执国政者所为,今其情见矣。且其真伪莫知,若果为本国臣民所推,亦听其自为,傥阴谋诈立,一旦变更,尽为虚妄,必将祸起不测,皆自取之也。尔宜备咨其国人知之。”对高丽持观望的态度。次年,明太祖告诉礼部:“三韩之地,君臣悖乱,二纪于兹,然无争城野战,民安乡邑。旧岁来告王瑶嗣立王氏苗裔,宜遣使以礼物劳之,睹其署正如何。”明朝准备接受高丽新君。

王瑶即位到朝鲜建国这段时间,李成桂仍在经济、思想、组织等方面做必要的准备。李成桂夺得军权,这是他夺取高丽王氏政权最重要的一步。随即在经济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李成桂一派主张改革田制,将所有土地登入国家册档。1391年5月,李成桂一派在基本结束私田整顿事业的基础上,实行给田制度,将这些收租土地分配给国家机关、两班官僚和其他李成桂一派的支持者,史称“科田法”。虽然科田法没有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固有的矛盾,但是调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限制了大农庄的无限发展。它为即将建立的朝鲜王朝中央集权、国防巩固等方面奠定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李成桂的田制改革猛烈冲击了世臣旧族的利益,因而遭到旧势力的代表人物李穑、李琳以及政府官吏子弟的反对,郑道传、尹绍宗则持赞成态度。改革派开始驱逐对李成桂改革怀有敌意的人物,到1391年6月为止,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大部分被捕入狱。在田制改革的矛盾斗争中,两派分野清晰,为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做了组织准备。

随着李成桂势力的极度膨胀,高丽内部围绕李成桂争夺王位展开激烈的斗争。李成桂排除异己,“下禹玄宝等诸将于巡军狱,逮系李穑等于清州狱”。拥戴李成桂一派又发生了内部斗争,“流放沈德符、池涌奇于外地”。李成桂独揽大权,恭让王王瑶受到威胁,又有世臣旧族“怨革私田”,辛禑余党仇恨其地位之丧失,几股守旧势力联合,密谋除去李成桂。

恭让王四年三月,李成桂在一次狩猎中摔成重伤。守旧势力感到时机已到,将其亲信赵浚、郑道传、南訚、尹绍宗、南在、赵璞等6人流放。高丽守旧势力和李成桂势力的矛盾日益白热化,激化了李成桂的夺权活动。李成桂遂发动政变,其子李芳远同李芳果等人策划杀掉反对派首要人物郑梦周。至此,李成桂一派完全铲除反对势力,全面掌握了政权。1392年,李成桂受群臣推戴,登基为王。1393年奉明太祖圣旨,改国号为朝鲜。1394年定都汉城。宣告李氏朝鲜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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