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思想家邵雍在临终前写下一首《病亟吟》，其中写道：
“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
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
所谓的“太平世”是指宋仁宗在位的那四十二年。
邵雍对这段时期非常满意，认为此时国家经济繁荣，官民相安无事，邻国间和睦相处，没有发生战争和饥荒。庙堂之上，百官皆励精图治，即使有庆历新政的纷争，也没有出现刀光剑影式的政变；朝野之间，百姓大都衣食丰足，自得其乐。而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下，也过得优哉游哉，无意于功名，不急求进取。
《邵氏闻见录》记载，邵伯温曾问其父邵雍说：如今仁宗作皇帝，富弼为宰相，可谓是大有为之世了，为什么您不可应征出仕呢？邵雍回答说：“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极矣。前或未至，后有不及也。吾出尚何益？”
宋仁宗赵祯（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日）
邵雍在宋仁宗还在为位时，就断言这个时期是北宋一朝的巅峰时代，是空前绝后的盛世，自己只要点缀太平就行，不需要出来追名求利。
后来，历史奇妙地证实了他的预言，自从宋仁宗驾崩后，英宗时代的“濮议”就出现了党争的端倪。之后神宗当政，王安石施行变法，折腾得举国上下不得安宁；接着又经“元祐更化”和“绍圣绍述”的更迭，新旧党争日益激烈。最终由蔡京等奸臣借着王安石的名义把持朝政，将宋朝制度全部毁坏，导致国家灭亡。
因此，后人大多认同邵雍的观点，认为宋仁宗时期是整个北宋最好的时代。
明末史学家王夫之在《宋论》中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说：
“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
“宋政之乱，自神宗始。”
他认为，宋仁宗与宋神宗施政理念的最大区别就是：“不折腾”与“瞎折腾”。
仁宗能够认清自己的历史定位，做到承上启下，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神宗则好大喜功，老是想大干一场，以便功盖先帝，结果反而越搞越糟。
宋仁宗的统治为什么被称为“盛世”？
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盛世”的时代，必然要在文治和武功方面都有出色的成绩。例如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和康熙盛世等。
西汉发展到汉武帝时期，“文景之治”的果实已经成熟，综合国力显著上升，汉武帝得以借此来南平百越、北击匈奴，使国家的版图空前扩张。类似的，唐玄宗结束宫廷内乱之后，在姚宋等名相的辅佐下，开元、天宝终于恢复了昔日贞观、永徽的荣光；康熙在位之时，大清也结束了自明末以来纷乱的局面，国家发展步入正轨，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但是，这三个盛世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给后人留下了烂摊子。
汉武帝南征北战，耗尽文景时代积蓄下来的国库，又重用桑弘羊，以平准、均输等手段来搜刮百姓；在他统治末期，天下户口竟然减少了半数，这迫使武帝不得不下罪己诏，反思悔过。
与此类似，唐玄宗重用九大节度使，积极开拓疆域，反而造成国家内轻外重，亲自酿成了安史之乱，给老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康熙王朝的末期，朝中党争不断，西北用兵不停，国家财政亏空、近于枯竭，被雍正评为“百弊丛生”。
无论是汉武帝、唐玄宗还是康熙帝，都有着奢华浪费的作风，由他们这些统治者打造的盛世，是建立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之上；以消费前朝的积蓄为基础，以超前耗费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粉饰出来的伪盛世，故而可以称为“消费型的盛世”。
宋仁宗时期的盛世全然不同于此。在那四十二年里，虽然没有什么军事功绩，却能让百姓安享太平；皇帝虽然也不是什么“雄主”，但他具有“恭俭仁恕”的美好品德，愿意以民为本，让朝廷过紧日子以便百姓过好日子。
《宋史》记载说，有一次宋仁宗半夜饥饿，想吃烧羊，但他仍然克制自己的食欲，告诫旁人不要为了讨好自己而去膳房索取食物。因为他知道，如果让膳房的厨师知道皇上晚上有时会饥饿的话，那么他们可能每天都会烧烤羊肉以备不时之需，难免会徒耗人力。这种推己及人的仁心，形成了仁宗的施政理念。也是他被称为“仁”的原因。
宋仁宗的盛世不是奢侈消费型，而是节俭生产型。它不是建立在百姓的痛苦之上，不是通过搜刮百姓然后消费出来的，而是建立在百姓的福乐之上，通过牺牲官府利益而生产出来的。
最能代表宋仁宗“让利于民”的政策出现在嘉祐四年。
仁宗在大臣的建议下，一举废除了自唐朝中叶以来，施行长达两百多年茶叶由官府垄断的政策。宋仁宗认为“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茶叶由官府垄断的话，会造成寻租与腐败，在私藏盗贩猖獗的情况下，也会促使国家法令变得更加严格与残酷。官府不该与民争利，而是要让利于民，财政通过征税来维持即可，不需要大肆搜刮聚敛。
所以，仁宗才下令废除这项弊政，说：
“损上益下，以休吾民。”
对老百姓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仁政了。然而，在王安石变法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便开拓疆土，又在四川恢复了官府对茶叶的垄断，严禁私人交易，导致“茶户被害，不可胜穷”。
根据《会计录》的记载，宋仁宗统治中叶的皇祐年间，北宋总共垦田228万余顷，到了他驾崩几年后的治平时期，垦田面积涨到了440万余顷；皇祐时赋入之数总441.8665万，治平时增加到1417.9364万。局面可以说依然大好，没有给英宗留下烂摊子。
为什么说宋仁宗时期是北宋的巅峰？
宋仁宗统治时期，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
政治方面
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四十二年中先后出现了二十多名宰相，其中不乏吕夷简、文彦博、韩琦、富弼这些历史名臣。在唐宋八大家里，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等六人都是这时候走上仕途、入朝为官的。大臣中还有范仲淹和包拯这类一流人物。
当时有个叫石介的思想家就写了一篇《庆历圣德诗》，感叹人才之盛。
宋仁宗统治的时期，朝野无事，平平淡淡。对西夏用兵，只是将其驱逐出境，没有陷入兵连祸结的持久战；对辽国增币，也只是不想挑起事端，破坏和平的局面；四十二年里，“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
朝中虽然也有小人，但君子仍居主流，上下同心同德，治理有序，主流方面还是好的。用《宋史》的话来说，这种政治就是“忠厚之政”。
经济方面
北宋耕田面积持续扩大，人口数量超过了汉唐时期。一年织布15.55万匹，京师漕运1173万石，海外贸易发达，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53万有余。全国养兵125.9万，其中禁军马步82.6万人。在小说《水浒传》第一回里，曾形容宋仁宗统治的时期为“三登之世”。
文化方面
宋仁宗下令编纂了《新唐书》，欧阳修又写成了《新五代史》，形成一套庞大的“十七史”系统。北宋的著名词人柳永、苏轼等人都生活在这一时期，而晏殊与欧阳修领导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正在展开。教育领域，胡爰与孙复成为了最早的两个理学先驱，他们的门生弟子满天下；周敦颐写出《太极图说》，邵雍完成《皇极经世书》，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
科技方面
曾公亮奉宋仁宗之命，编纂了《武经总要》，这本书里记载了火药在军事中的应用；毕昇在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而根据《梦溪笔谈》与《萍洲可谈》等书籍的记载，宋仁宗年间人们已经懂得用指南针来进行航海了。
因此，总的来说，由于社会经济繁荣、政治宽松、文化教育普及，造成宋仁宗时期各方面都高度发展的现象。对比前期和后期来说，这四十二年是整个北宋的黄金时代。
邵雍先生生于宋仁宗登基前十年，死于宋仁宗驾崩后十四年，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四十二年中，所以他自称“生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
“不折腾”是宋仁宗统治时期的主要特征
宋仁宗是一个忠厚的皇帝，有一次吃饭时，他吃到了一粒沙子，赶紧吐出来。但他不是发怒要问责，而是一心想息事宁人，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说我曾吃到了沙子，这可是死罪啊。”
在宋仁宗看来，自己忍一忍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必要把问题搞复杂，折腾得上下都不得安生。
所以，王夫之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
“宋自建隆开国，至仁宗亲政之年，七十余岁矣。太祖、太宗之法，敝且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数也……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时，愈改之，则弊愈丛生。”
他认为祖宗所立之法，在时代变易之后，自然会出现各种弊端，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执政者需要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历史潮流中的位置。要弄明白自己究竟是做继往开来的守成者还是做开创新局面的革新者？要知道，改革也是要看时机，看方向。在国家发展势头很好的时候，只是为了消除某些小弊端而肆意变更制度，这种改革往往会因瞎折腾而归于失败。改革不应出现在国家发展迅猛、局势依然大好的时候，而是要在陷入停滞之时才适时做出改变。
宋仁宗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不理睬王安石的奏疏。
对于宋仁宗来说，他统治的年代，法之弊端虽然呈现，但国家的发展势头依然良好，不能贸然决定变法、放弃过去取得成功的经验，否则会有“愈改之，则弊愈丛生”的危险，因为当前还不是“鼎革之时”。他所能做的应是守法不变，然后再适当的补救这些弊端，而不是开倒车、退回去。只有认清了自己的历史定位，才能做出符合时代的事情来。
在历史上，那些打着改革的美名瞎折腾的人比比皆是。
例如汉宣帝曾告诫汉元帝要遵守汉家制度，不要因为向往周朝而轻易变革既定的政策。在昭宣时期，汉朝的发展势头一直都很好，经济增速很快，但汉元帝不甘于做守成之主，在石显等近臣的挑唆下，肆意改革、变更制度，导致国事日非，经济逐年下跌，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又如北魏以蛮族之姿而入住中原，凭着彪悍的传统，得以欺凌南朝，然而孝文帝仰慕汉文化，且好大喜功，强迫群臣同意迁都洛阳，结果在他死后仅三十余年，国家就陷入分裂，最终灭亡。
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果然证实宋仁宗的判断，变法引起了党争，出现朝令夕改、小人当政的局面。蔡京等人都打着变法的旗号，利用青苗、保甲等名号来搜刮百姓。而王安石在晚年罢官之后，对变法所造成的局面也很不满意，他写了《熙宁日录》，在里面暗示责任全在宋神宗一方。
由此可见，宋仁宗乃是大智慧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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