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里找不到“夏”的记载?或许是名字惹的祸

120年前,就在人们纷纷质疑商朝是否存在时,殷墟甲骨的横空出世,让所有人都闭了嘴。

于是,一些心有不甘的人又把矛头转向了更早之前的“夏”。

半个多世纪后,河南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夏文化和夏都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但这并不能让质疑者打消疑虑,因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比较尴尬——公元前1735年,这是一个颇为微妙的时间点,你可以说它是夏朝中晚期都城,也可以说它是商朝早期都邑。

而质疑者最大的凭借,就是迄今为止,除了一些零星的陶文刻划符以外,人们在这里并没有发现成体系的文字,可以直接证明这里就是夏文化的遗存,并且,目前已释读出的殷墟甲骨文中,似乎也并没有找到“夏”的踪影。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夏朝根本不存在,它是周人编造出的谎言。

铜爵,二里头遗址出土

如果夏,以及夏商之间的恩怨都是虚构的话,在西周初期,大量商朝遗民仍然存在的前提下,周人是如何堵住悠悠众口的?

没有夏朝,周人的统治就会受到威胁吗?

当然不会,相反,一旦周人在这件事上造那么一丁点假,必将会失信于天下,等于主动把自己的把柄递给商朝遗民或者其他潜在的敌人。

那时的天下,虽然名义上是周人的,但实际上却是上千个邦国林立,大家的族群认同感并不强,有没有“夏”并没那么重要。

退一步讲,如果真的需要这么一个族群或国家来书写历史,以提高自家政权的合法性,周人完全可以从真实存在过的那些邦国中攀亲戚,为何一定要凭空捏造一个呢?完全没必要嘛!

西周方鼎

所以,说夏是周人编造出的谎言的类似质疑,本身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那么,既然周人没有撒谎,为何在二里头遗址中,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始终没有发现“夏”这个字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以下两件事:

一、夏人到底有没有文字?或者说,有没有像甲骨文一样,成体系的文字?

二、“夏”这个称呼,或者说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真的是夏人当时的国名或族名吗?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夏人到底有没有文字呢?

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24个刻划符,虽然没有完全破译出它们的具体含义,但它与6000年前的半坡陶文,在字形和结构上,都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说明它们之间存在联系性,这些刻划符并非毫无意义的符号,而是原始文字的一种。

但无论如何,它们基本都是单个出现,并不成文,从字形结构和书法艺术上看,比较稚嫩,无法与之后的甲骨文相媲美,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夏”并不拥有成体系的文字。

既然没有成熟的文字,我们当然也就无法从二里头或者年代更早的其他遗址中找到可证明夏族、夏代存在的文献了。

但你能因为一个民族没有文字,就否认这个民族的存在吗?

特洛伊遗址不是也没发现文字,可以直接证明它就是3600年前的那个由古希腊人建的特洛伊城吗?怎么就没人质疑它的真实性了呢?

土耳其特洛伊古城遗址

夏人没有文字,他们的族名就只能通过口耳相传。

如此一来,就可能因为发音或者描述的差异,产生多种不同的叫法。

就好比人们会以“毛割石”、“盲骨子”等各种古怪的叫法称呼蒙古一样,在文字尚未成熟的时代,出现多种代称一点都不奇怪。

据此我们可进一步推测出:甲骨文中之所以找不到“夏”字,那是因为在当时,商朝人压根儿就不是以“夏”来指代夏人或者夏族后裔。

他们会如何称呼夏人呢?

个人认为,对于不同性质的夏族后裔,商朝人在叫法上是存在区别的。

比如,对于夏王室的直系后裔,商朝人可能会称之为“杞”。

《史记·留候世家》里说过:“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陈杞世家》里也有:“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

也就是说,商朝代夏后,商汤挑出了一批比较听话的夏王室族人,把他们封在了杞这个地方,掌管族人的祭祀和延续香火。

周朝代商后,周武王又继续把他们封在了杞国故地。而在甲骨卜辞中,我们也能找到“杞”国存在的证明:

丁酉卜,贞杞候□,弗其祸凡有疾。

己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庚辰卜,行,贞王其步自杞,于口亡灾。

这几个分别是武丁、祖甲和帝乙时期的卜辞,从内容可看出,杞国在当时的地位并不差,还被封为了侯爵,并且一直存续到商朝末年,这与史书记载相符。

既然有归顺,当然也会有反抗,对于那些在商朝建立后,仍然与之作对的夏族后裔,商朝人又会怎么称呼他们呢?

他们或许就是甲骨卜辞中经常出现的“羌方”或者“土方”。

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后,曾多次率军征伐羌方

《史记》、《吴越春秋》等多部史书文献都记载了,大禹来自西羌。

也就是说,夏的建立者与西北的古羌族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很可能是同一族别。

国破家亡后,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一部分夏族人,会不会沿着当年大禹东迁之路回到西北老家,继续反抗商王朝呢?

甲骨卜辞中,目前已发现的“羌”字有39个之多,妇好当年亲自挂帅攻打的也是羌人,显然,“羌”是商朝的劲敌,而两族矛盾的源头,有没有可能源自于商汤灭夏的亡国之恨呢?

此外,著名史学家胡厚宣先生曾提出,甲骨卜辞中的“土方”指的应该是夏族的势力。理由是周代文献在提及大禹时,曾说“禹敷下土方”。

殷墟出土的卜辞甲骨

土方是商朝前期的一个北方势力,甲骨卜辞中多次提到武丁亲率兵马攻打土方:

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共人五千伐土方。

土方地处山西北部,从地望上与夏人的活动区域接近。此外,“土”和“夏”的上古发音比较相似,可成通假字,因此,怀疑土方是夏朝人建立的势力,也不无道理。

那么,人们何时以“夏”来指代夏族人及其所创建的国家呢?

从目前已有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夏”字的真正出现应该是在西周。

就如前面所推测的,西周之前,人们对于夏的称谓不成定式,太杂也太乱,为了统一称谓,也为了更好地歌颂夏,周人肯定会找一个,甚至造一个寓意好的字来作为夏人的统一族名。

金文中的“夏”字,从字形上看,就像一个头身手足俱全的人一样。

对比甲骨文里,其他表现人的形态的字来说,可谓是“仪表堂堂”。

因此,“夏”字,如果指代人,表示的就是一个庄严大方的人,引申成国家,又有“大”的含义(《尔雅·释诂》:“夏,大也。”)

在周人看来(不排除自带滤镜的可能),由大禹开创的“夏”,是伟大而又强盛的,是周边民族以及后世王朝需要效仿的楷模。

故此,周人选择用这个字作为夏的统一称谓。

从这个层面来看,夏的存在虽然不是周人杜撰的,但“夏”这个字,的确有可能是周人创造的,此后,这个字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统一称谓,直至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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