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历史上的大忠臣为何也被人黑,是标新立异还是哗众取宠?

文天祥: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

现在新版的历史教科书中,文天祥已不再被称为民族英雄了,因为,他抗击的是元蒙,自家兄弟;那岳飞当然也算不得了,他的对手是金,满族的先祖,当然也被一并摘掉;算来,在中国历史上,只剩下打过日本的戚继光和从荷兰人手上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了。

我不知这是几位专家的看法还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但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割裂历史的观点,历史人物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中去评价,南宋和元蒙,是两个民族之间发生的战争,文天祥为了汉民族同异族入侵者血拼,誓死不降,难道连个民族英雄都不配?这是什么逻辑!

同西方人将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不同,中国是一个讲气节和忠义的国度,历代先贤为此而赴死殉国者多多,在这众多的先贤中,文天祥无疑是首屈一指之人,他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是融入民族血液中信仰的榜样,也是中华民族灵魂的导师。

现在,黑英雄仿佛是一种时尚,岳飞、于谦这些人物,不时有人写文进行评价,我不知道是标新立异,还是为吸睛吸粉,他们故弄玄虚,不惜无中生有,夸大事实来贬低这些早有定论的英雄人物,这其实是个很不好的现象。

文天祥也是被黑中的一员,着眼点大概就在“愚忠”二字上,当然,更有些人说,还是应该“识时务”,如果在元朝为官,可以帮助更多的汉人,所以,他的死毫无意义,是为了成全自己的名节而死的。

和文天祥同时期的陆秀夫也是一样,不但也有着今人对文天祥这样的负面评价,而且还多了个“弑君”的罪名,因为,是他背着7岁的小皇帝投海了。

这类的评价自然是毫无道理的,想想,当时崖山之战,十数万军民投海自尽,誓死不降,海面上浮尸数十里,连数百名皇帝的嫔妃和宫人们都跳了下去,这些人难道都是被逼的吗?

不过,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从这“宋末三杰”殉国后,国人的气节和忠君的意识似乎发生了断层,当又一次被异族入侵时,明末那些口口声声以文天祥为榜样的士人们,除江南陈子龙和张苍水等少数人外,整个华夏大地都上演着“无数衣冠拜马上”的闹剧,于是,我大汉民族又被满清统治了三百年,于是有了“崖山战后无中国”的说法。

大宋王朝实在是个悲催的朝代,尽管很富裕,但自开国以来,这边境就一直不靖,特别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给辽国后,这宋王朝一直就处于守势,先是辽,后是金,中间还夹了个西夏,国土面积是一再缩水。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是行宋太祖“重文抑武”之国策,这也是后世将其归于宋王朝孱弱的根源,继北宋狄青,南宋岳飞、韩世忠及孟珙以后,几无战将,最后是连理学大师魏了翁都带兵御敌去了。

文天祥,状元出身,正宗的文人一枚,他的家境是相当好的,元蒙来袭,他毁家纾难,散尽家财募兵,一募便得四万人,可见那是相当的富裕。

在血雨腥风,大厦将倾之时,很多人是投靠了新主,如那吕文焕、留梦炎之流,如果文天祥也与这些一样,凭他的声名,定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

但是,正是这文丞相,不屈不挠,几起几落,去同元人谈判被扣押,冒死逃出,辗转各地,坚持抵抗,最后是兵败被俘。

面对元人的劝降,看着张世杰和陆秀夫他们即将到来的失败,他知道大宋已是亡国在即,“殆天数,非人力”,但在文天祥心中,那颗赤诚之心,却永远支持着他不屈的信念,于是,一首中国最著名的诗歌在他笔下挥出。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诗就不用解释了,只要是中国人都熟悉,尤其是最后这两句,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斗志。

在被元兵押解着去大都的路上,文天祥望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心如刀绞,“从此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带着遗憾和绝望,抱定尽忠殉国的决心,告别了他为之奋战的南方。

忽必烈也是个爱才之人,他是一心想招降文天祥,但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想用时间来磨灭文天祥的意志,软硬兼施,一会儿待若上宾,一会儿又加以折磨,并用了一堆的人来进行劝降,这其中还包括已降的小皇帝,也包括文天祥在元宫中为奴的女儿。

然而,“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他高歌“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面对元人许下的高官厚禄,他不屑一顾,正气干云。

四年后,全国的抗元浪潮渐渐平息,山河改色,蒙古统治者也从原来的屠戮调整了相应了政策,对原宋朝臣子及文人摆出了拉拢的姿态,而对文天祥这位状元丞相,当然更是不遗余力的诱降,甚至皇帝都亲自出马,但也无济于事。

现在对文天祥有个说法我不好评价,但却很有市场,即文天祥实际上是被自己的同胞给逼死的,是迫不得已的。

这个说法对主流观念当然是相悖的,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文天祥的形象,但如果细细分拆起来,却也有一定的道理。

首先,文天祥自己是不想死的,尽管他早已抱有必死的决心,但他在被押解到北京后,写下“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的诗句,这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昂,已是有些消沉和感叹之意了。

而元人也不想他死,不然,就不会对他的处置一拖就是数年之久,在全国还时有抗元势力时不处死他,反而在反抗浪潮平息后将他斩首,这里面自是有着必然的缘由。

决不仕元,这是文天祥的底线,但出家或做个平民,也不失为一个选择,《宋史·文天祥传》中有记载他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

“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

这《宋史》是元人编辑,可信度有几多不好说,只能说,如果这真是文天祥所言,那至少可以说文天祥并不想死,至少是有过迟疑,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生与死的选择中挣扎,是人的最自然不过的了,展现的反而是最真实的文天祥。

但有些人却不这么看,他们是生怕文天祥投降,即使是活着当个平民百姓也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作为大宋王朝的精神象征,文天祥必须死节。

于是,在关押在北京是时间中,有很多人去看望过他,这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劝降之人,一是鼓励他死节之人,前者很自然,而这后者,如诗人汪元量一类,“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

这些人一再劝说和鼓励文天祥要守节死义,如曾同文天祥一起兴兵反元的王炎午还作《生祭文丞相文》,其目的很清楚,是“以速丞相之死。”

无论是元蒙高官或是南宋降臣,都不想杀文天祥,忽必烈想放其一马以示怀柔,曾想让文天祥出家,但却被一个叫做留梦炎的给劝阻了。

留梦炎是文天祥的老师,也是南宋丞相,他在危急关头丢下朝廷跑路了,后来投降元人,他以如果放了文天祥,让这些众多的降将和降臣们无以在元廷立足为由,建议只给文天祥两条路,即或降或死。

忽必烈采纳了留梦炎的建议,于是,文天祥只有一条路了,在一个秋风萧杀的日子里,北京柴市,他问明了哪边是南方后,跪而三拜,然后引颈受戮,慷慨就义。

向南而拜,那是南宋都城临安,此时早已失陷,文天祥拜的不是皇帝,他拜的是那些舍生取义的英烈忠魂,他拜的是沦陷在异族统治下的臣民,他拜的是大宋王朝的万里河山,他以自己的言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正气歌》!

而留梦炎卖主求荣,身为宋元两朝执宰,连蒙古人都看不起他,编写《元史》的脱脱都没有给他立传,及明朝朱元璋即位,留氏后人不得参加科举,永生为贱民,而清乾隆亦明文规定:凡留姓子孙参加科举考试,均需查明非留梦炎后代,才有考试资格。

在他的老家浙江衢州,也以有这等无耻之人而蒙羞,有谚言云:“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

至于有人说文天祥是“愚忠”,因为他效忠的是皇帝,效忠的是朝廷,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样的看法纯粹是一种道德绑架,是一种不了解历史的无稽之谈。

在中国历史上,忠君和爱国是紧密相连的,文天祥的慷慨赴死,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所谓“华夷之辨”,而是忠君报国的具体表现,忠君是第一位的,“唯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心情,唯有如此,才被称为忠臣。

其实所谓忠臣也是要分三六九等的,最极品的当然是如文天祥这样,皇帝喜欢,人民热爱的忠臣;如岳飞,则是皇帝不喜欢,但民众颂扬。

而史可法就有些不太好说了,明知扬州不可守而勉为其难,自己不思如何更好的御敌,始终抱着“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意念,最后造成后来扬州一攻即溃,扬州十日,惨不忍睹,尽管后世对史可法大力赞扬,但当时扬州的百姓是不喜欢的。

至于最糟糕的是如张勋这样的“忠臣”,皇帝不喜欢,百姓也不爱,闹复辟虽然让皇帝喜欢了几天,但却被架到火上烤了一把,差点连那几百万大洋的优待费都给弄没了。

最终,文天祥走了,面对元人的威胁利诱,他没有“识时务者为俊杰”,文天祥走了,亲眼见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大宋朝灭亡了,他没有“良禽择木而栖”,任何痛苦,都没有夺其志,任何绝望,也只能成就他为国效忠的理想!

文天祥作为一介书生,自然是不能完成拯救国家的愿望,但是,他“明之不可为而为之”,正是这毁家纾难,勇于担当的言行,是一个臣民对民族和国家的交待。他没有能力改变历史,但是,他发扬和光大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能绵延千年的根本,而文天祥就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民族前进的道路,正如臧克家诗中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文天祥,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天祥,华夏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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