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有无数我们找不见也读不完的书，也有太多见不到也识不透的人。但我们知道他们，因为有些故事还是被口口相传，有些著作还是被代代翻阅。这其中，他们本人留下的真迹更是弥足珍贵。《指南录》，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指南录》，是南宋名臣文天祥的一部自编诗集。这其中虽然没有我们最熟悉的那首《过零丁洋》，却仍真实地反映了文天祥在当时的种种遭遇和心境。通过这本诗集，我们大抵能认识一个更真实，更鲜活，也更让人尊敬的文天祥。
《指南录》，文天祥之所以给自己的诗集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部诗集中的作品写于他从出使元营到南返福州期间。德祐元年（1276），文天祥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出使元营。
虽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元人还是将文天祥扣留了下来。在被元人向北押解的时候，在行至浙江镇江时，文天祥从元人手中逃出。随后他辗转南下，”间以诗记所遭……道中手自抄录”，便汇成了四卷《指南录》。”南”，即南宋王朝。文天祥此刻冒死南归，便是因为心一直都指向南宋王朝。
在诗集中，文天祥写下的第一首诗作便是五言律诗《赴阙》。”楚月穿春袖,吴霜透晓鞯。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役役惭金注,悠悠欢瓦全。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自始至终，无论处境如何，文天祥都从未想过要做一个苟且偷生之士。他不仅在濒死前仍旧愿意”留取丹心照汗青”，在为官为民时更是想着为百姓谋安生，为南宋做实事。
在诗集的第一、二卷，文天祥多抒见闻感怀，愁闷之中仍旧满怀希望。不过在离开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境内）后，他的诗处处都生出了一个”难”。《定计难》、《谋人难》、《踏路难》、《得船难》、《绐北难》……
正如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所言，此时他在元人的围追堵截之下，前路渺茫，生死难测。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乱局之中是如此的渺小，渺小到他都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才能把自己的这份力用在扭转时局，守卫南宋上。
在此期间，他曾写下一首长达千余字的五言古体长诗《高沙道中》，并辑入《指南录》。在这首长诗中，文天祥用平易晓畅的散文化的语言，再现了他在离开真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境内）后的惊险逃亡经历。因为记述周详而不琐碎，后人每每读起这首诗，都易生出恍如亲身经历之感。因为《高沙道中》亦有沉郁顿挫之风，所表达的情愫也似感慨自己的遭遇和流寓他乡的悲哀，所以也有人将此诗视作另一篇《登高》（唐·杜甫）。
而《指南录》这部诗集能产生，能流传，其中的曲折也并非是一首《高沙道中》所能涵盖的。编辑这部诗集，文天祥本人感慨良多。在《<指南录>后序》中，他写道：”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
可写作和收编这些诗作，文天祥所经历的又何止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患难”所能一言以蔽之的呢？毕竟，用文天祥自己的话来说，他在途中是”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
作为南宋的使者去元营和谈，文天祥便被南宋人骂作”逆贼”，此时他就觉得自己应该以死谢罪。在元营与元人争辩，捍卫南宋的利益时，他也被元人视作仇敌，差点被处死。好不容易从元营逃脱，开始往南逃亡，文天祥也受到追捕。
行至京口时，文天祥曾想用藏以自卫的匕首了断。在乘船遇到追捕时，他又差点葬身鱼腹。在过桥遇到哨所时，他也差点被人识破身份。在踟蹰不得入城时，他曾想自暴自弃被元人逮捕……无论是《指南录》还是其后序，文天祥数次提起自己与死神的擦肩而过。
或许在未通读《指南录》之前，看着一个大老爷们儿一次次地”抱怨”自己差点死掉，我们会觉得有些滑稽。但待体会到文天祥一路逃亡时心境的变化，我们就能理解到底什么是”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能理解为何文天祥最终还愿”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值得崇敬的伟大。
《指南录》虽然是一部诗集，却也是文天祥对自己的人生的亲手撰述。分开来看，这些诗作各自独立。但合在一起，《指南录》更像是文天祥的一篇”自传体小说”。文天祥在颠沛流离之中留下他的故事，正如他留下他的一片丹心。我们的先祖是如此伟人，我们能看到他亲手写下的《指南录》，何其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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