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这些年号，就读懂了北宋的兴衰离合

即便金朝完颜亮这样，得位不正且很快被轰下台的“临时工”，或者隋朝纯粹被权臣把持，作为过渡人而登基的“玩偶”，也都有自己的年号。

可见年号实在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在位合法性的重要标志。

年号具体的文字选择，往往表达了在位帝王对于国家未来走向的美好愿望。

隋炀帝杨广为自己所取得“大业”年号，出自《易经》中的“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希望能够承继老爹杨坚的遗志，开创一番雄图伟业。

只可惜炀帝用力过猛，反而闹得民不聊生，自己的“好头颈”也被别人割了去。

一，建隆开宝

最能和时事相关联的年号莫过于北宋，北宋皇帝似乎都会根据当时朝局发明出“接地气”的年号，自开国到南迁，莫不如此。从中举出一些典型例子，便可窥见端倪。

赵匡胤一招“黄袍加身”，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他第一个年号“建隆”和最后一个年号“开宝”，都是一派建立新国，雄心勃勃的气概。

而太祖皇帝在此期间，向南灭了马楚、南汉、南唐等国，向北把北汉揍得大气都不敢喘，基本上终结了五代十国，的确可谓一代雄主。

但到了第二个年号“乾德”，却引出一段有趣的故事：

据说赵匡胤嫌原来的年号“建隆”太土了，下旨让大臣拟定新年号。群臣昼思夜想，总算交出了让太祖满意的答卷——乾德。

就在新年号投入使用后，宋太祖发兵灭了后蜀，后蜀的某位妃嫔也顺理成章进了大宋后宫，得到了天子的临幸。

赵匡胤偶然发现此妃的梳妆台上放着一面铜镜，铜镜背面铸着五个大字“乾德四年铸”。赵匡胤当时一脸懵：现在是乾德三年啊。

太祖雷霆之怒，全撒在了宰相赵普身上。赵宰相吓得回家脸都没洗，又和大家集思广益研究出了“开宝”的新年号，方才作罢。

二，太平兴国

太平兴国是宋太宗使用的首个年号，也是历史上所见不多的四字年号。“兴国”两字自不必说，“太平”二字却让部分阴谋论者犯了嘀咕。

除了“烛影斧声”中害死了兄长的传闻外，南唐国主李煜、吴越国主钱俶，宋高祖儿子赵德芳，还有太祖和太宗共同的弟弟赵廷美都是死得不明不白，而大量的线索又都指向赵光义这位“用毒高手”。

因此有人揣测，这“太平”二字也许不仅包含希望天下太平，也是对太宗采用非正当手段获取皇位后，内心太平的一种期许。

真宗赵恒留给后世的主要两件大事：澶渊之盟和封禅泰山。澶渊之盟褒贬不一，有说是中华帝国在蛮人面前承受了耻辱的，也有赞扬大宋用区区岁币换来了北疆百年和平的。

但对于封禅一事，则是一边倒地被后人吐槽。

为了实现封禅的宏伟大业，真宗在公元1008年正月的某天神秘地对王旦、王钦若表示：去岁某天朕在寝室见到一位神人，命朕在下个月的三日于正殿做道场，然后就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三篇。

随后，真宗还煞有介事地留下群臣一起“聆听天书”，里面自然都是夸奖赵恒如何恪守仁德之道，继承祖业之类的漂亮话。

在得到万千百姓到京城“封禅”的情愿后，真宗斥巨资修建了玉清昭应宫，并率领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开往泰山，年号“大中祥符”也应运而生。只不过这场闹剧并没有为大宋带来多少昌盛的国运，徒为后世贻下笑柄。

作为神神叨叨的赵恒之子，仁宗赵祯倒是被赞许为“百事不全”。

翻开史书，我们会发现赵祯往往给人以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却颇为宽厚的印象，而在他的朝堂上，大臣们也都史无前例地“放肆”。

但须知赵祯即位时年方十二，不过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年纪，而他最初的年号“天圣”“明道”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有人认为，天者，“二人也”，亦即朝中有二位圣人；“明”字由日月组成，说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掌权十一年的章献明肃皇后刘娥，由于《狸猫换太子》而被黑得巨惨。但正是这位平民出身的太后，辅助幼帝将丁谓、曹利用等权臣一一击败，为仁宗盛世打下了基础。

成年时期的仁宗皇帝较为重要的年号有“庆历”和“嘉佑”。

“庆历”意即“美好的年代”，而庆历年间也的确称得上北宋最繁荣富庶、才子能人辈出的时期。

此数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推行革新，史称“庆历新政”，囊括了明黜陟、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等十项整顿改革主张。

虽然新政因保守派的阻挠而未能成功，但此时华夏政治人文空气之自由开放却可见一斑。

而到了仁宗末年，皇帝本人的身体每况愈下。公元1056年，宋仁宗一度大病不愈。经过太医的精心调养，总算康复，遂改元嘉佑，意为喜获上天保佑。

可惜的是，上天似乎不再眷顾赵家子孙，八年后宋仁宗撒手人寰，大宋最美好的时代也宣告终结。

英宗并非仁宗亲子，即位时也是病病歪歪，勉勉强强，凡事都由太后决断。

虽然他年号治平，但天下却颇不太平。好在这位病弱的皇帝却有个一腔热血的好儿子赵顼，老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愿望，都交给了儿子。

宋神宗赵顼两个年号“熙宁”和“元丰”可谓他一生帝业的分水岭。

“熙”字意为兴盛、繁荣，年轻的宋神宗此时正与好伙伴王安石一起踌躇满志，试图从富国、强兵、取士三个方面，为大宋旧貌换新颜。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病逝。同年秋，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汴梁，从此不再过问政事。

而从年轻气盛逐步走向成熟的宋神宗，也对改革有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他从幕后走向前台，改元元丰，意在祈祷上天庇佑，让农业顺利丰收。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中改革重重阻力尚未解决，边境的战事又十分不利。

元丰四年和五年两次与西夏作战，宋军全部铩羽而归，神宗一度希望雪祖上之耻，节省“岁赐”的计划也彻底破产。大宋的命运走到这一步，已经隐隐露出衰亡之象。

作为神宗的儿子，宋哲宗的身上仿佛能看到父亲年轻时的影子。亲政后的哲宗赵煦将多年来对祖母高太后专权的种种不满发泄出来，改元绍圣。

“绍”有继承之意，意在否定高太后执政时期的“元祐更化”，而承继皇考神宗未竟的变法大业。

可惜的是，朝堂上激烈的翻腾，虽然让百姓的生活有了些起色，但更大的后果却是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导致朝局动荡不安。

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被一脚踹到岭南，永无翻身之日，元祐时期的老臣司马光已经去世多年，仍被追贬。

与其说是革新变法，不如说是哲宗和章惇君臣的以牙还牙，打击政敌，而王安石时代变法的精髓却被大量阉割，可悲可叹。

公元1100年，北宋最高的权柄终于落到了大艺术家、大才子赵佶同志的手里。

在北宋最后的二十几年间，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宣和”“政和”“重和”以及钦宗的“靖康”这样的年号。

“靖”者，安定也；“和”者，和平也。数十年党争的唇枪舌剑，北方女真人的刀剑狰狞，书法家赵佶只希望能够安稳度日，写写瘦金体，玩玩花石纲。

有人说他任用蔡京童贯这样的奸佞，最为可恨；有人说他被俘北上，最为可怜。

唯一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徽宗皇帝在李师师的富贵温柔乡里缠绵之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更不会预知自己死在冰天雪地的五国城的悲惨结局。

看罢北宋一百六十余年的兴亡，不禁感慨造化弄人。

当然，仅仅数十个年号只能用来点出这个时代施政者的一些思路和主张，并不能窥得一个王朝的全貌。

真正的北宋是立体多元的，它活在《清明上河图》中市井小贩的嬉笑怒骂中，活在“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的传世词句中，活在为了保卫国家安宁，向着异族獠牙发起冲锋的将军士兵的风骨中。

但这些看似乏味的年号或许可以作为一扇窗户，一只眼睛，透过它，那个被无数穿越爱好者憧憬的时代会显得更为生动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