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幻想着如果穿越回古代，一定要体验下古人“三妻四妾”的生活。
但殊不知，对于“一年饥荒一年蝗，一年打仗一年苛”的古代来说，“三妻四妾”属于稀有，娶不上老婆才属于常态。
当然，古代女性稀少的原因是复杂的：比如重男轻女的思想，又比如压迫女性把女性当做商品导致女性寿命短，等等。
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为了延续香火，古代娶不起老婆的穷人们纷纷开始寻求办法，“典妻婚”就此诞生。
清代典妻契
“典妻婚”直白来说，就是娶不起女人的男人，为了延续自家的血缘后代，找有老婆的男人去租借老婆。
双方用“一纸契约”规定租借的时间、金钱等内容，租借期间，穷人可以用租来的老婆达到“延续后代”的目的。
应该说，“典妻婚”就是古代的封建糟粕的典型。
因为作为被“典当”核心的女性，在典当的契约书上，被典当的女性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甚至签订契约书的姓名上，只有男性的姓名，女性在这个体系中是一件单纯的被买卖的“商品”。
那么，“典妻婚”是如何产生的？又在历朝历代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典妻婚”来源和发展
“典妻”最早从汉代就已经出现，由于灾荒、战乱和朝代更迭，古代的男女比例长期失衡。而在中国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观念较重，人们对传宗接代有着非常强的执念。
于是，讨不到老婆的穷人，就开始用“典妻”的形式来满足生育的需求。
比如北宋时期的庄季裕所著的《鸡肋编》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子想要钱，就怂恿妻子与他人“共度良宵”，甚至还将妻子“贴”给寺庙中的和尚。有的和尚甚至靠此得到了四五个女人。
南宋的《攻媿集》则记载了一个男人为了“一鱼两吃”，把妻子同时租给了两个人，结果一方没有付钱于是怒而告官。
还有的则是雇佣他人女儿的。比如《新唐书·李德裕传》就记载了兵部侍郎李德裕有一次奉旨入川，发现蜀地百姓多是将自己家的女儿租借出去或是卖给别人，以此达成卖者得钱，买者得香火的目的。
因此，在中国古代的这种“典妻”制度下，对于底层人来说，“典妻”多是用来传宗接代，而上层人士，如高官富商多是用“典妻”来纳妾。
比如南宋就记载过某个退休的高管，租借其他人的女儿来“照顾”自己，结果这一“照顾”就是几十年。
这种行为也常常导致高官的“正妻”与“典妻”矛盾不断，“正妻”经常大骂、侮辱、暴打“典妻”。
不过从地位上来看，“典妻”的地位还不如妾，因为“典妻”的妇女只是一种被买卖的“商品”，而妾尚且是需要明媒正娶的。
于是到后来，随着对“典妻”的歧视加深，到了清代，“典妻”完全沦为了生育工具。
“典妻”被租来后，经常要被租客的家人按在祖宗祠堂，跪下然后一边打一边问“能不能生”。
而迫于棍棒痛苦的“典妻”只能答应，并必须承诺“生儿子”。
但是，相对于民间的“传统”，朝廷对于“典妻”一般是禁止的。
比如汉代的《汉书·贾捐之传》就记载，当时的嫁妻卖现象官方虽然明令禁止，但是民间仍然盛行。
于是后来汉朝光武帝刘秀在平定叛乱后，对于当时民间的“典妻”行为，曾经颁布法令要求必须归还妻子。
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发，百姓民不聊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卖妻鬻子，于是“典妻”在民间逐渐成为了一种“正当”行为。
对于被典当出去的妻子，典当方如果还想赎回妻子，则不仅要给买方支付本金，还要按期支付利息。
对于到期无力赎回妻子的，妻子则就此归属于买方。
“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曾经记载过，有的典妻被殴打致死，有的则在被典当方满足欲望后，则将其再次典卖赚钱，直到被典卖的女性年老没有价值后才被抛弃。
于是到后来，典当行业将妻子、子女的典当当成一种正常的典当行为，甚至最终形成了，一旦男方无法按时将妻子孩子赎回，就将她们卖入妓院的行为。
当然，典当女性不仅限于民间，在宋代，皇室也出现了此类行为。
《续资治通鉴》就提到过，由于宋代皇室子弟繁衍过多，有的皇室子弟祖业凋敝，穷困潦倒，于是就借着自己的皇室身份去出租妻妾。
一些社会名流看重他们的皇室身份，于是纷纷来租。宋朝皇帝看不下去，于是提高皇室成员的赡养费用想要解决问题，结果发现底层皇室典当妻妾的行为完全无法禁止。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明朝中后期，也是因为皇室子弟太多导致典妻现象频繁。
当然，除了典当以外，妻子儿女还被当做赌债。
来俊臣
《新唐书》记载，一个叫蔡本的因为欠朋友赌债，于是将还有身孕的妻子作为赌债偿还给对方。结果妻子在对方家里生下一个儿子，也是后来武则天时期的著名酷吏，来俊臣。
元朝时期，由于苛捐杂税加上饥荒、瘟疫等，江南地区出现了除牛市、马市、羊市之外的“人市”。
老百姓在官府的压迫下被迫将妻子儿女出售，而这些“人”的价格却远远低于牛马羊等牲畜。
历朝历代都认为“典妻”是一种不稳定因素，将对朝廷的统治造成影响，于是都是明令禁止“典妻”。
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从来不去探究典妻真正的深层原因，他们往往认为，典妻只是老百姓穷苦，是一种陋习，完全不顾老百姓因为统治者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糟粕锁住人们思想，又用剥削压迫底层百姓。
宋明帝时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建成后宋明帝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功德一桩。
但一位大臣就站了出来讽刺地说道：这寺庙的一砖一瓦，都是老百姓典卖妻子儿女换来的。
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下，“典妻”成为了一桩正式的行业，一般分为长租和短租，也可以分为向典当行典当和与他人签订租借协议。
不论怎样，“典妻”都是一种封建社会压迫女性的手段，是将女性当做“商品”和“生育工具”的落后糟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典妻”作为“重婚罪”打击，但是“典妻”这种几千年来的旧风俗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消灭。
1979年，浙江一女子响应国家号召在生下一男一女后，落实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节育。
但丈夫却认为妻子没有尽到给自己传宗接代的义务，于是逼迫妻子到另外一个村给自己租借女人来生孩子。
事发后，男子被判处“重婚罪”锒铛入狱。然而哪怕如此，一些偏远地区的山村仍然存在此类陋习。
为了克服典妻陋习，1988年，全国妇联通过在全国对妇女开展科学技术和知识培训，让500万妇女能自力更生，脱贫致富。
妇女和家庭通过改善经济条件后，妇女也走上了自立自强的道路，典妻这一陋习于是失去了经济基础条件，最终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典妻或许已经消亡，将女性作为“商品”的新“陋习”却仍然在社会的角落中潜藏着。
如何抵御现代“典妻”
著名旅法作家边芹曾经说过，西方国家总是将自由包装成“道德的自由”，而非真正的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总是诱导人们将“毫无底线的道德”视为“自由”，而从来不将“自立自强”作为真正的自由。
于是一直以来，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我们总是以为西方“开放”的男女关系是一种“自由”的风气，甚至男女双方出轨等都是“自由”的体现。
但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典妻”式的陋习的苏醒。
荷兰作为一个将“卖淫”合法化的国家，并没有提高其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反而让许多女性走上了不归路。
尤其是伴随着俄乌战争，大量的欧洲女性涌入荷兰的红灯区，被迫成为被压榨奴役的对象。
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认为民间的“典妻”是自发行为，而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则将卖淫当做是女性“自由”的一种体现。
殊不知，这都是将女性作为“商品”的一种本质。
实际上，女性如何自立自强，国家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让女性通过掌握技能知识，早日脱贫致富，从经济上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
但某些资本总是放不下将女性当做商品，仍然在暗戳戳地包装着自己。
比如他们一方面宣扬着“男女对立”，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给男性宣传要将女性当做“工具”，例如用所谓的“PUA”手段去操控女性。
应该说，扭转社会这些不良风气，让把女性当做“商品”的陋习彻底从社会根除，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是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决不能重蹈“典妻”的陋习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