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VS秦朝——历史的否定之否定

秦隋两朝有着诡异而又令人着迷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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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隋两朝都是在结束长期割据的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政权。秦自孝公始，历经七代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在嬴政手中灭六国，结束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战国时代，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秦帝国。自西晋末期五胡十六国开始，中国历史又一次陷入割据时代。到隋文帝篡北周自立之时，中国仍处于南北朝对立的状态。公元589年，文帝灭陈，结束了长达两百多年的离乱，天下一统于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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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都以高度的中央集权为基本特征。秦一扫割据时期形成的制度差异，力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采用郡县制，避免了分封所带来的政权分裂的制度性风险。隋在中央政权建设中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在地方管理上基本继承了秦以来的郡县(前期称州县)制，以确保皇权的畅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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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都以暴政闻名天下。秦建阿房宫、始皇陵、修驰道、筑长城。隋建东都、开挖大运河、三征高句丽。两朝君主都曾兴师动众大肆巡游，并且为了维持穷奢极欲的生活，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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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存在的时间都很短，并且都是历二世而亡。秦自前221年统一于始皇，至前207年灭亡于二世，存在了仅仅14年。隋朝虽然号称历时37年，但如果从杨坚灭陈统一天下的589年起算，到炀帝丧命亡国就只有29年(两朝末代历时很短的几个皇帝，在此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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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朝都选择了今天的西安一地做为国都(炀帝后来东迁洛阳)，都以关中为统治集团的主要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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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显诡异的是，两朝都得政权于周(此周非彼周)。秦帝国建立前，虽然是战国七雄争霸，但大部分时间名义上仍然属于周朝。杨坚立国前虽然史称北周，但“北”字只是史学上区分同名朝代的惯用方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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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着两朝的终结，均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最为辉煌的封建王朝。人们在谈到历史时，经常会开口“秦汉”、闭口“隋唐”。清朝褚人获的《隋唐演义》 更是把隋和唐当作同一个故事来写，足见其间必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一明一暗，两颗划过历史天空的流星

如果一个朝代的伟大与其寿命正相关，那么秦隋早就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中了。而偏偏两朝在今人的眼里时时迸射出璀璨的光芒，特别是秦。

秦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其建立具有某种“创制”的属性，也可以说为其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立范儿”，确立了基本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皇权至上，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全部归于皇帝一身。皇位由家族内部成员继承。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有层级和明确分工，由中央政权任免，实行俸禄制，不得世袭。地方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权分级管理，不实行分封。后来不仅“汉承秦制”，历代王朝对秦制也是虽有变通，但以承袭为主的。秦为中国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为华夏基因植入了大一统的遗传密码，此后无论怎样的内忧外患，最终都不能把这个群体分裂开来，也无法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文明体系予以消灭或阉割。

与秦耀眼的历史坐标地位相比，隋似乎败给了“老二定律”：当太阳当空闪耀的时候，月亮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然而，果真如此吗？

秦隋两朝覆亡的共同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长期分裂，连绵战争的中国，其统一需要超出常规的努力。为此，一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位能力和人格魅力超强的君主；二是要开启一个以取得统一战争胜利为目标的强力治理模式。毫无疑问，秦始皇和隋文帝都具备前一个条件。通过商鞅变法，秦很早就进入了一个战时经济和政治体制，强君弱民，集中一切资源用于战争，同时强化律令，奖励军功，让军队具备较高的纪律性和战斗欲望，以至于在短短的九年时间内就一扫六合，令六国哀叹“秦乃虎狼之师”。

隋也采纳了均田制、府兵制，加快鲜卑与汉民族的融合，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从而一战荡平陈朝。然而，当天下一统后，秦隋都很难在短时间完成治理模式的切换，仍旧一味用强，把战时用于对敌的强势，极权、骄奢和横征暴敛强加到民众身上，结果造成民怨沸腾，天命殛之的局面。

贾谊《过秦论》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是成于始皇，也是败于始皇，始皇死后仅仅三年，秦朝即告灭亡。隋是成于文帝，败于炀帝。虽然文帝御下过严，滥杀功臣，而且传位非人，对隋的灭亡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炀帝在位十四年，穷奢极欲，横征暴敛，无疑是主要的责任人。恶谥为“炀”，表达了后世对杨广的批判：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一言以蔽之：善治一国者未必善治天下；善创业者未必善守成；未能以史为鉴者，势必难逃历史规律的惩罚。

隋，一个历史地位亟待重新评价的王朝

在隋蹈秦之覆辙的现象背后，隋与秦仍然有着重要的不同，很多不同在今天看来都显示出隋朝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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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同样是终结一个漫长的战乱时代，与秦代战国时期天下有共主(周)而不尊相比，隋面临的是天下无主，多民族割据，多元文化杂处的状态。隋需要首先解决好各民族融合的问题，还需要处理好统治者的内外矛盾，如此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攻城掠地统一天下。此外，秦面对的六国相互之间有可以利用的矛盾，而隋最后面对的则是长期割据江南半壁江山的陈。因此，相较于秦，其难度要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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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仿《周礼》设立了职官制度。《隋书·百官志》说：“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都水等台…，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 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五省之中，只有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才是真正的中枢权力机构（秘书省掌图书典籍，职任较轻；内侍省掌侍奉宫掖，委以宦官）。隋代朝官制集东汉以来朝官制度发展变化之大成，并使其规范化和固定化。官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相互监督制约，提高了治理效率。这一体系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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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开科举制。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初期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增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获取政治地位的要求，缓和了他们和朝廷的矛盾，对中央集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

科举制度最大的优点，在于确立了判别仕子能力的客观标准，避免了以人的远近亲疏选用官吏，造成所用非才，以及结党营私的弊端。科举制度取代了贵族世袭制和察举制等取仕办法，深刻影响了以后的历代。这一制度通过后世逐步完善，乃至今天，通过考试选拔录用人才的做法仍然通行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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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开大运河。大业元年至六年(605年至610年)，隋炀帝动用百万民工，疏浚历史上留下的河道，开挖和贯通了大运河。隋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跨越2700多公里，交汇黄河、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

大运河的贯通除了满足皇帝巡游的奢欲，方便军队的调动以维护统治者利益外，在客观上沟通了南北水路交通。中国古代运输方式落后，水路是最为高效的运输途径。中国地理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大都呈东西走向，而南北方向由于纬度不同带来的气候差别，致使物产的品种各异，互补性很强，因而南北方向对物产流通的需求远远大于东西方向。大运河填补了南北水运的空白(海运路途遥远，条件恶劣)，其经济价值不可估量。南方高产的稻米可以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这也是促成隋炀帝迁都洛阳的重要原因之一。后世通过浙东运河将大运河延伸至会稽(今绍兴)、宁波，唐、北宋长期坚持疏浚、整修大运河，保证了大运河可以持续续使用，因此自隋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运河时代。

古人理解历史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高明

《尚书》是我们已知最早的历史文件汇编，成书于两千多年前。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战乱损毁，大部分已经失传或者难辨真伪。此外古代较早的具有史籍价值的著述还有《春秋》、《左传》、《吕氏春秋》等。早期的史籍为数不多，完整准确的传世之作更是少之又少，这为我们的前人了解历史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隋蹈秦的覆辙而亡国，很大程度上说明它对亡秦的认知不足，反思不够。隋亡后，各朝代都对此有很多思考。唐《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意思是隋以官员是否听话为任用标准，导致灾祸的发生。又有苏辙的《隋论》：“…及观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于亡，然后知圣人之为是宽缓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明确指出秦隋是亡于对亡国的过度忧惧，以及因此而施行的高压统治。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印证小标题的结论。

纵观历代对秦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进，明显地呈现出不断拔高的现象。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念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基本上将秦始皇看做是暴君。但做为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学大家，司马迁对秦始皇的功业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谓“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非圣人意也，势也。”

明朝名相张居正说：“三代至秦，混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高度评价秦始皇：“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

清末思想家章太炎在《秦政记》里也赞扬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

秦的历史地位被后人不断拔高，与历代记载和品评历史的文献不断积累和丰富，使人们有更多先人的智慧可以借鉴，从而更容易认清历史规律，趋近正确结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推动历史进步的看不见的手

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秦亡汉兴，隋落唐起，处处可见历史人物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汉高祖刘邦只比秦始皇嬴政小十三岁，从秦统一六国直到灭亡，刘邦都是亲历者。唐高祖李渊和隋炀帝杨广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兄弟。秦隋之短命，在客观上使刘邦和李渊得以亲眼目睹，亲身参与一个朝代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能够不依赖于过往史籍所提供的间接经验，对秦隋的利弊有完整和了如指掌的理解，进而深知如何趋利避害。这或许是后来他们能够开创汉唐盛世的重要背景因素。

汉因否定秦而长久强盛，唐因否定隋而持续繁荣，而这一先一后两次否定，却是站在不同的历史高度之上的。隋在继承秦制的同时，不仅对秦制进行了发展和完善，更有科举制、大运河等诸多对历史的独特贡献。唐在继承汉代强盛的基础上，更加自由开放和包容。经济上通过丝绸之路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使大唐西市不夜城，街巷尽见胡旋舞，成为前无古人的长安盛景。文化上开创了以唐诗为代表的空前繁荣的时代，涌现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照亮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巨匠。

隋亡后三百多年，同样在经历了五代十国大动荡后统一中国的赵宋王朝，有机会通过更多案例的借鉴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成功地避免了秦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宿命，这确乎是又一次对以往历史宿命的否定。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看不见的手，让中国历史呈规律性的螺旋式上升，而每一次上升，都标志着中华文明又迈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