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后65年，北宋发生了什么

北宋时期，尤其是仁宗年间，中国古代文化逐渐臻于佳境。电视剧《清平乐》中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组成的“背诵默写天团”之风采，更是让无数粉丝为之倾倒。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当时，士大夫开明政治的成熟，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发明的奔涌，经济活力的释放，市民文化的勃兴，城市文明的兴盛，思想领域的转型，都标志着中国历史即将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

然而，北宋国势和仁宗政事的另一面，则是钱穆先生指出的“对外之积弱不振”“内部之积贫难疗”。北宋在与辽国、西夏对峙中的弱势被动地位，朝廷财政赤字的逐年增加，正是其积贫积弱的生动例证。

北宋文明昌盛与积贫积弱并存成一体两面的背后，是变法推力不足导致的进退维谷困境。进，无力开辟新天地；退，无法回到旧局面。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戛然而止，已经预示了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功败垂成；仁宗朝堂之上党争的此起彼伏，早已预演了此后历史中“新党”“旧党”的水火不容。一阕《清平乐》曲终之际，余音袅袅的却是王朝谢幕的前奏。

电视剧《清平乐》塑造了一个仰惧天变、俯畏人言，治国如执秤的宋仁宗形象。事实上，仁宗一朝固然是北宋历史上难得的太平时期，却又是政治经济军事各种矛盾潜滋暗长、社会危机已现的时期，也是在内外压力交加之下、对前期祖宗家法进行系统变法的改革窗口已开的时期。

然而，仁宗君臣如履薄冰，努力保持各种平衡，广开言路却党争不断，殚精竭虑但改革乏力，最终进退失据，错失变法时机，以致仁宗之后短短65年，赵宋王朝就发生了国破家亡的“靖康之耻”。

祖宗之法

当仁宗的伯祖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建立赵宋王朝时，接手的是一盘支离破碎的大棋。从907年唐朝灭亡到959年北宋立国的53年中，中原历经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更换八姓十三君，天下更有南唐、北汉等十国并立，是为五代十国。

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避免赵宋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是北宋开国时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围绕解决这一问题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和祖宗家法，又成为威胁朝廷长治久安、影响国家持续发展的原因。北宋在仁宗时期及之后的改革困境，正在于此。

太祖面临的开国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重建全国统一，夺回被东北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压制正在西北崛起的党项政权，重构北部边防线；二是重振中央权威，解决节度使尾大不掉、地方州郡财力过强、军队骄兵跋扈难制等问题。

太祖首先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手段收回禁军高级将领兵权，消除他们对皇权的威胁，接着按照“先南后北”的战略基本上平定南方政权，并对北汉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到太祖去世时，天下一统大局已定。

唐末五代分裂割据的主要原因在于节度使集地方军权、财权、行政权于一身，权力过大，朝廷指挥不灵。为扭转这一局面，太祖通过缩小节度使辖区、派遣中央文臣出任知州等地方官、设置通判牵制知州等，削弱节度使行政权；通过设立转运使，将地方财赋收归中央，削弱节度使财权；通过集精兵于中央、驻重兵于京师、频繁调换节度使等，削弱其兵权。由此，中央权威大幅增强。

太祖这一系列政策均是针对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均留有很大的余地：他虽对高级武将防范有加，但并非一概猜忌，尤其是对守边将领相当信任，对他们适度放权，允许他们有辖区财赋的自行支配权和军事上的自行处置权；他虽提倡文治，但一直文武并重，长期致力于加强武备；他虽削弱地方势力，但仍允许节度使拥有一定的权力，“太祖一朝，制沿五季，方镇仍旧”；他虽用在荒年招募饥民为兵的募兵制度来防止百姓聚众造反，但着力提高中央禁军素质，使之成为精锐的“武备之兵”，而非一味扩大军队；他虽重内轻外，对辽国不主动出击，但决不软弱退让，任命李汉超等14名大将沿边构筑了一道防御辽国的严密防线，甚至在辽军主动来犯时打得其大败求和。

而仁宗祖父宋太宗即位后，将重内轻外改变为守内虚外，将提倡文治更改为重文轻武，将削弱地方发展为强干弱枝，将荒年募兵转换为常年扩军，将太祖为统一天下而施行的权宜之计改造成基本国策。

太宗登基后，攻灭北汉，完成统一，但因其急躁冒进，不懂军事又喜欢亲自指挥，致使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由于处置失误，西北党项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多次打败宋军。党项还与辽国形成掎角之势，共同对付北宋。辽国对北宋威胁最大，党项对北宋疲困最甚。太祖留下的精兵猛将消耗殆尽，太宗无能为力，只得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北宋由此走上积弱不武之路，时人称之为“（北宋）一身二（辽国、党项）疾，不可并治”。

太宗是五代以来第一个非武将出身的皇帝，他“欲兴文教，抑武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北伐燕云失败后更是如此。太宗直接控制前线将领，甚至要求他们按照自己预授的阵图行军布阵，还用宦官监军。他大肆募兵扩军，但武将地位下降，军队士气低落，几成乌合之众。边将普遍受到猜忌，太祖手下能征善战的御边14将全部被撤换清洗，太祖给边将的各种临机处置权也被一一收回。太祖苦心构筑的北部国防线，被太宗戳得千疮百孔。

在强干弱枝方面，太宗更是不遗余力，扩大转运使职权，全面废除节度使兼掌治所附近若干州即“支郡”的权力，将州统一收归中央直辖，正式确立路、州、县三级体制。这些措施彻底消除了地方割据的可能，但也矫枉过正，抑制了地方发展的主动性和经济活力，使得地方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环卫中央。一旦外敌入侵，地方无法组织起足够有效的抵抗力量，如若外敌长驱直入直捣京师，地方必定因为失去主心骨而成一盘散沙，被各个击破。北宋后来的灭亡进程，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进行。

太宗建立的守内虚外、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等制度规范，被后继者们奉为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太宗时期，政治相对清明，这些制度规范的弊端还未充分暴露。其子真宗即仁宗父皇即位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祖宗家法一概恪守，朝廷死气沉沉。文臣地位继续提高，武将地位更加下降。强干弱枝政策进一步发展，不少州郡兵器缺乏，甚至只有十来名老弱残兵，真宗还强调“方今州兵亦不可太盛，须防之于渐”。

在对外上，真宗患有“深度恐辽症”，从太宗时期的消极防御转向主动求和。结果求和不成，反倒引来辽军大举南下，被迫签订“澶渊之盟”，每年赠送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不久，真宗又在西北与党项议和。边境恢复安定，虽有利于北宋展开对辽国、党项的经济竞争，但其在国防上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

更严重的问题是“冗官”“冗兵”“冗费”引发的财政危机。因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导致的官职增多，加上授予官员子弟亲属官位的恩荫制度等大行其道，北宋官员从太祖时期的三五千人，猛增到真宗年间的一万多人，一年俸禄开支就达9785万贯（宋朝1贯为770文——编者注）。军队总数从太祖时期的37万增加到91万，禁军就有43万，军费开支巨大，“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还大搞神道设教，通过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粉饰太平，各种盛大仪式几乎把太祖、太宗留下的家底耗光，“内之蓄藏，稍已空尽”。这样，到仁宗即位之时，北宋已经陷入到深刻的危机之中。

仁宗之政

仁宗登基时年仅13岁，刘太后临朝听政。她颇有政治才干，但晚年重用外戚宦官，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一切以祖宗成宪为依归，一些大臣的改革主张受到压制。仁宗长大后，围绕着太后垂帘还是仁宗亲政，朝廷官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强烈要求刘太后卷帘还政的范仲淹等变法大臣被调离开封。

明道二年（1033）三月，65岁的刘太后病逝，25岁的仁宗亲政，将范仲淹调回朝廷任职台谏，并欣然接受其提出的八条变法建议。当时政治上颇为保守的宰相吕夷简也建议革除八项积弊，朝廷君臣均颇有振衰起弊之意。

然而不久，仁宗得知其生母并非刘太后而是李妃，即《清平乐》中李顺容后，大为恼火；加上前期的权力之争，遂要废黜刘太后为其选立的皇后郭氏。吕夷简因与郭后有私怨，积极赞同废黜郭后。而范仲淹等人反对废后，甚至聚众要硬闯宫门，当面建言。仁宗大怒，将范仲淹外放浙江睦州。

景佑二年（1035）十月，仁宗将范仲淹调回，权知开封府。范仲淹推行新政，把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第二年五月，因吕夷简大肆任用亲信，范仲淹向仁宗呈上《百官图》，把吕夷简任用亲信情况标注图中，揭发其徇私舞弊；吕夷简则攻击范仲淹迂阔，有名无实。范仲淹劝谏仁宗防止宰相专权；吕夷简则给范仲淹扣上越职言事、结党营私、离间君臣几项罪名。由于仁宗对吕夷简言无不听，范仲淹又被赶到江西饶州。仁宗初年的变法还未启动，就因党争胎死腹中。

正当北宋朝臣陷入朋党之争，将变法大业抛掷一边时，西北边防骤然告急。党项首领李元昊正式建立西夏，公开称帝，并进攻北宋边境。宋军不堪一击，连续败于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仁宗调范仲淹、韩琦等人到前线后，才勉强稳住阵脚。后因西夏支撑不起长期战争消耗，庆历三年（1043）春，双方开始议和。在宋夏开战期间，辽国声言南下，北宋被迫每年增加“岁币”银10万两、绢10万匹，史称“庆历增币”。

北宋在西夏战争中的失利，撕破了歌舞升平的假象，社会危机暴露无遗。当时军队总数增加到125.9万，财政赤字每年在300万贯以上，各项税收大幅增加，“贫弱之民困于赋敛”。为弥补财政亏空，朝廷大量制造发行劣质钱币，货币发行量从太宗时的每年50万贯，增加到仁宗年间的300万贯，增幅达6倍。货币贬值，物价大幅上涨，米价从宋初的每石190文，上涨到2902文，涨幅达15倍多。百姓揭竿而起，起义此起彼伏。

面对空前严重的危机，有识之士纷纷建言变法，仁宗也清醒认识到变法迫在眉睫。庆历三年上半年，吕夷简被解除宰相职务。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韩琦、富弼先后出任枢密副使，主持变法的领导层形成。求治心切的仁宗召开天章阁会议，督促与会的范仲淹等人尽快拿出变法方案。范仲淹劝仁宗不可急于一时，“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九月左右，韩琦提出急需变革的八项政策和革除的七项弊事，富弼上安边十三策和当世之务十余条。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的明黜置、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措施，则成为变法的施政纲领，是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的十项变法措施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整顿吏治、加强武备、发展经济。但范仲淹主要着意之处在吏治方面，关于武备和经济的各项政策基本上没有付诸实施。因此“庆历新政”可以说是一次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变法。

范仲淹推行的变法新政主要有：加强对地方官的按察，将年老无才、贪污渎职的官员一概罢免，范仲淹经常亲自在名单簿上将不合格官员一笔勾销，富弼劝他“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范仲淹不为所动，“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改革磨勘即对官员的定期考察制度，当时官员升迁论资排辈，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升；范仲淹颁布新法，延长升迁期限，严格考核办法，政绩卓著者方可破格升迁。改革恩荫制度，缩小恩荫范围，限制恩荫对象，令其通过吏部考试方可授官。改革科举制度，改变科举重诗赋轻策论的倾向；兴办学校，将科举与教育结合起来。裁并州县，以减少官员人数，减轻百姓负担。

“庆历新政”的主要措施，剑剑指向官僚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很快，因变法派反对而丢掉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等高官因利益受损，遂对范仲淹等人群起而攻之，给他们安上朋党的罪名。仁宗起初不信，后有所怀疑，就在庆历四年（1044）四月间，亲口问范仲淹是否结党。没想到范仲淹一口承认，“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明确无误地告诉仁宗他们必须结党才能推行变法。范仲淹的好友兼同盟者欧阳修更是写下《朋党论》，将士大夫分为“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论证君子结党合理性，将他和范仲淹等同道者自封为“君子之党”，表示要退小人之党、进君子之党。欧阳修、范仲淹此举甚误，不仅将自己局限在小圈子中，更是触动了仁宗头脑中绷得很紧的大臣结党威胁皇权那根弦。

庆历四年六月，夏竦诬陷富弼、范仲淹企图谋反。仁宗虽然不信，但也让范仲淹、富弼在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职务的同时，外出到陕西、河东和河北宣抚巡视。“庆历新政”开展不到10个月，就因领导核心被打压而陷入僵局。十一月，御史中丞王拱辰又因私人恩怨，诬陷范仲淹、富弼提拔的苏舜钦等变法新锐写诗诽谤周公、孔子，是为大不敬。仁宗不但将苏舜钦等人罢官贬职，还明白下诏禁止百官结为朋党，禁止文人乱发议论，这些都是针对范仲淹及其所谓“君子之党”。

庆历四年十二月，北宋与西夏达成和议，西北边防燃眉之急缓解，各地农民起义又渐次平息。倒逼变法的内忧外患压力减轻，仁宗失去变法动力，又把“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的祖宗家法捧在手上，同时惧怕变法派结党妨碍他掌控朝政全局，遂于庆历五年（1045）正月解除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富弼的枢密副使职务；二月，仁宗下诏废除磨勘新法和恩荫新法；三月，废除科举新法。“庆历新政”至此宣告破产，仁宗“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一切几乎完全恢复原状。

志气消磨的仁宗在与西夏议和、停止“庆历新政”后，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承平气象。仅仅两年，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河北爆发王则起义，打出了“破赵”推翻朝廷的旗号。参知政事文彦博亲自到前线督战，才勉强把起义平定。仁宗再次祭出变法的大旗，于庆历八年（1048）三月下诏承认朝政不善，时局艰难，要求大臣提出重启变法的建议。鉴于仁宗之前对变法大臣范仲淹等人先用后废的态度，大臣们心有余悸，应者寥寥。

皇佑元年（1049）四月，广西爆发侬智高起义，波及两广，起义军攻占南宁，围攻广州，极大刺激了当朝群臣。朝廷上下要求变法的呼声再度高涨，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包拯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他们尽管思路各不相同，主张不尽一致，但均要求变法，都向仁宗提出过相关变法建议。

已经升任宰相的文彦博建议裁减军队，减轻财政压力。皇佑元年（1049）冬天，仁宗采纳文彦博之策，在陕西裁退老弱兵士3.5万人，节省财政开支245万贯，此后河北、河东等路也相继裁撤4.5万军队。

嘉佑三年（1058），入朝担任财经职务的度支判官王安石向仁宗上万言书，大声疾呼“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当下之患则是“不知法度”和“治财无道”，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凭此万言书，王安石名动京师。但因侬智高起义已于至和二年（1055）被狄青平定，仁宗恢复故态，没有采纳王安石的总体变法方案。

嘉佑六年（1061）七月，任职台谏的司马光向仁宗上了三道变法劄子，希望仁宗善恶分明，不要一味和稀泥追求所谓“仁君”之名，要“善无微而不录，恶无细而不诛”，对官员“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指出“当今国家之患，在于士卒不精”，要求改革军队，精兵备战。仁宗将司马光的建议交相关部门处理，但没有督办，以致没有下文。包拯也提出过严格科举、淘汰冗官、裁减冗兵、停止募兵等变法建议，也没有得到仁宗回应，最终不了了之。

就这样，到了仁宗后期，由于“庆历新政”的失败，加上之后大臣变法建议大多没有被仁宗采纳实行，使得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官员达到两万多人，军队数量继续增加，后宫嫔妃又以千计，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以致苏辙在嘉佑六年（1061）八月将当时形势描绘为“海内穷困，生民怨苦”。一年半后，嘉佑八年（1063）三月，54岁的仁宗因病驾崩，变法的接力棒只能击鼓传花地交到后人手中。

靖康之耻

因仁宗诸子都先后夭折，养子英宗继承皇位。垂帘听政的仁宗皇后曹太后面对危如累卵、险象环生的形势，只图维持局面，不肯革除积弊，强调祖宗之法不宜更改。英宗亲政后，“有性气，要改作”，力图变旧图新，着手去冗官、裁冗兵，再次改革磨勘和恩荫制度。但还没来得及实施，司马光等台谏官和欧阳修、韩琦等执政大臣，就因是否追尊英宗生父为皇帝，而陷入意气之争。两派官员激烈斗争，相互倾轧，根本无暇变法之事。英宗的变法理想化为泡影，各种积弊愈发严重。治平二年（1065），朝廷财政赤字超过1570万贯。

治平四年（1067）正月，在位仅五年、亲政只四年的英宗36岁英年早逝，20岁的长子神宗即位。血气方刚的神宗“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但当年领导过“庆历新政”的宰相富弼虽老成稳重，却锐气大减，神宗只能依靠王安石主持变法。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启动变法，次年十二月又拜其为宰相。由于王安石早已负大名于天下，当时天下人包括司马光在内，都认为王安石不起则已，起则可立致太平。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大刀阔斧破旧立新，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等变法机构，破格提拔吕惠卿、曾布、章惇等“新进少年”，强力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雇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马法、保甲法、太学三舍法等理财、强兵、育才新法。

由于新法推行过速，没有考虑到南北经济社会差异，在大幅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引发了朝政混乱，司马光等人开始予以反对。但司马光及其支持者只是具体地反对新法，而非全盘地抵制变法。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都要求对社会积弊进行改革，只不过一个主张温补、一个主张猛治，一个稳健一个激进。司马光等人认为积弊不可顿革，变法不可速成，是有道理的，不能视为守旧。王安石亦言，“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但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却是操之过急，欲速而不达。

然而，王安石、司马光都有宋代士大夫党同伐异的积习，尤其是王安石，非常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和团结持不同政见的官员，以致反对势力越来越大，在世的仁宗皇后曹太皇太后和英宗皇后高太后都加入反对阵营。围绕变法展开的两党之争愈演愈烈，就在变法派内部也因为争权夺利而争斗不已。王安石被迫罢相，变法功败垂成。神宗又因为对西夏的永乐城大败抑郁成疾，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郁郁而终，十岁的六子哲宗即位。

哲宗登基之初，由英宗皇后高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任用已经拜相的司马光将王安石新法全部废除。元丰九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对新法尽废的失望痛心中落寞去世；九月，司马光因废新法用力过猛，也积劳成疾过世。这之后，北宋在变法问题上就开启了“翻烧饼”一般的折腾进程。

哲宗亲政后，因对高太皇太后揽权的不满，再次起用变法派官员，恢复王安石变法各种措施。元符三年（1100），25岁的哲宗病逝，由于膝下无子，18岁的宗室赵佶继承大统，是为徽宗。神宗皇后向太皇太后垂帘，大肆打压变法官员，废除变法措施。向太皇太后撤帘还政后，徽宗以继承神宗变法事业自居，政策再次180度转向。神宗时期拥护王安石行新法、高太皇太后垂帘投靠司马光废新法、哲宗亲政再倡新法的投机政客蔡京任相，以恢复新法为名大行敛财之实，和徽宗一起将宋朝政治推向灾难。百姓不堪搜刮，北方宋江、江南方腊先后举兵起义。

徽宗君臣刚费尽全力将起义平定，又在女真金国迅速崛起的大变局之下，外交决策失误。北宋先联金灭辽，又不修内政军备，终于在靖康二年（1127）被女真灭国，是为“靖康之耻”。

从北宋后来的历史看，仁宗时期显然是对祖宗家法进行系统改革的最佳窗口期。当时与辽国、西夏的议和，使得边境基本稳定；国内农民起义虽此起彼伏，但都被控制在局部地区，全国范围基本升平；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司马光等大臣均处于政治思想成熟、身体素质强健，可以大有作为的年龄阶段。但仁宗只把变法当成应急之策，而非基本国策，只是在压力来临之时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无能也无力更无心去彻底变革祖宗家法，只能留下仁厚之名，而无中兴之业。

仁宗年间乃至整个北宋时期，朝堂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绝对保守派，几乎所有力量都主张进行变法，只不过变法的方向和力度不同而已。但北宋迟迟没能凝聚变法共识，集结朝臣智慧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变法，反而陷入一波又一波的党争之中，承平时期改革乏力，危机之下变法失误，屡屡错过变法窗口期，最终滑向土崩瓦解的“靖康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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