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大海上,风浪渐高,大宋出使高丽的官船在风浪中摇来荡去,如一苇败叶,似乎下一个浪头过来,就会被埋没浪底,船上的人惊恐万状。而此时吕端却独坐舱中,手捧一卷,凭案展读,如坐书斋。多年以后,这位于倾危之际端坐读书、毫无惧色的吕端成为太宗的当朝宰相、讬孤重臣。而他果然不负厚望,辅佐真宗顺利登基。
宰相之职,辅佐天子,总领百官,亲附万姓,镇抚四夷。责任如此重大,必然非其人而不处。《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自然,宰相之器全在有德。而所谓宰相之德,则在正大,在威重,在器量,今观吕端、王旦、李沆一辈宋初名臣,俱为宰辅之大器。
早在拜相前,吕端就处处显露出不平凡的过人之处。
一次吕端为某事牵连被贬商州,太宗命人给他带上木枷,临行前正值有几份公文有待处理,吕端坚持要处理完毕,镇定自若的说道:“只管拿来,戴枷判事,古亦有之。”而贬去商州的路上,吕端谈笑如故,不以得罪为苦。又如淳化三年(992年),开封府尹皇子元僖暴毙。朝庭降罪审查,一时官员广受牵连,时任开封府判官的吕端亦不免祸。不过,其他官员纷纷请求减轻处分时,吕端却说自己是“罪大而幸甚”,主动自求外贬。吕端故事,皆此类也。于是到了至道元年(995年),宋太宗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论威重者,莫若吕端,而论正大者,莫若李沆。史载李沆为人有骨鲠之操,临大节而不夺,不苟随人主之意以取宠,平时处事,皆守法持正,虽危言抗论,孤立特行,亦无所畏惮。
一天夜里,真宗派人送来手诏,让李沆拟旨封刘氏为贵妃,李沆以为不合法度,于是当着使者的面,就着烛火把诏书烧掉了,并请使臣回复真宗,只说“臣李沆以为不可”。于是真宗便不再坚持。又一次,驸马都尉石保吉求为使相,真宗几次向李沆征求意见,李沆始终以保吉既无战功,也无资历,认为不可予以使相之衔。
李沆面君入对,从不密奏。一次真宗问李沆:“别人都有事密奏,你却从来没有,这是为何”。李沆答道:“臣身为宰相,所行皆为公事,公事自然要公言之,何须密奏?但凡人臣有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最厌恶这些,又岂能效尤”这一段不长的对话,载于宋史之中,使今人读之,仍可想见李沆端凝宏远的正大之气。所以李沆立朝之日,朝中无小人,而李沆殁后,则被宋人尊为圣相。
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讲的是器量。宰相者,为百官之首,万民所瞻,自然要有包荒含垢、兼容虚受的德行。而宋初名相中,王旦的器量最为人所共知,能恕小过,能忘旧恶,而在这一点上,刚忿不能容物、严毅几至苛刻的寇准亦深服之。
王旦与寇准是同榜进士,故而以同年互称。寇准喜直谏,不留情面,连他的王同年也免不了被他批评指责,而王旦却常对真宗称许寇准。真宗不解,王旦答道:“我久在相位,政事必然多有阙失,寇准直言无隐,更见其忠直,这就是我推重他的原因。”
彼时,寇准在枢密院,见中书省公事有违条例,便奏报真宗,中书官吏包括王旦在内一并受罚。不久,枢密院亦有违例之事,中书堂吏送呈王旦,希望他也奏寇准一本,王旦没有这样做。事后,寇准惭愧地对王旦说:“同年,你怎么这么大的度量。”后来寇准被罢枢密使时,认为自己资深功高,曾向王旦求使相之衔,王旦断然拒绝道:“将相之任,岂可私求。”令寇准很是下不来台。过了几日,真宗降旨,授于寇准使相,寇准入朝告谢,没想到真宗对他说,这是王旦所荐。寇准回来后,感而叹道:“王同年的器识,非吾所可以测度。”
大川之济,舟楫之利。回顾北宋前期的这段太平之世,先后主政中书的除吕端、李沆、王旦外,又有如李昉、毕士安、向敏忠等诸多贤士,俱是一时名臣。在中书省深静的公堂下,这些贤士大夫两两相继,开创了一段君臣同心、朝野太平、经济富庶、政治清明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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