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中国人对夏朝的存在一直深信不疑，但西方列强到来之后，以没有考古证据为由，认为夏商两代不存在，中国第一个王朝是周朝。
对此，不少中国学者有心反驳，但无奈缺少铁证。幸好，后来甲骨文横空出世，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否定了西方学者的部分观点，但夏朝如何证明？于是，从那时起很多学者前仆后继寻找夏朝，至今已有百年。
我们都知道，百年寻夏的过程中，我国并未找到夏朝文字，无法提供“自证性”证据。然而，夏“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说得非常清楚，2000年时正式出台了《夏商周年表》，将夏朝君主在位时间做了一次科学判断，无疑就是肯定夏朝的存在。但既然没有找到夏朝文字，找到“自证性”证据，那么为何还确信夏朝存在？其实，虽然没有发现夏朝文字，但以史书记载与如今可以印证史书的考古证据来说，已经可以确定夏朝的存在了。
根据史书记载，夏王朝首先始于大禹治水，其次是涂山之会，再次是建都阳城，其他的还有禹征三苗、太康失国等。而史书记载的这些内容，在考古上大致体现了出来。
关于大禹治水，当时周后稷、商契、东夷皋陶与伯益都参加治水，说明洪水波及了很多地区。现代学者通过科学手段，在河南、安徽、山西考察时，发现在4000年前的确有过一场大范围的洪水泛滥，现在还留有了一些遗迹。
本世纪初，在海外发现一件周初青铜器——遂公盨，上面记载的大禹治水，以及大禹由此得到了万民的爱戴，最终被推选为“王”，与文献记载的内容基本一致。可见，大禹治水在周初比较广为人知的事迹，在商朝时必然已有流传，只是可能史料逸散或没有被殷人记录。
大禹治水之后，得到了万民的爱戴，但真正确立他统治地位的是在“涂山之会”上。根据史书记载，上古帝王确立统治地位，往往都需要召开一次诸侯大会，黄帝时就有“釜山合符之会”，这一习俗后来延续到了春秋，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主地位都是在诸侯大会上正式确立的。
问题在于，“涂山之会”在哪呢？在安徽蚌埠西郊涂山南麓的淮河东岸禹会村，考古发现了一个面积挺大的龙山文化的遗址，其中一处为面积2500多平的大型祭祀台基，分别是用灰土、黄土、白土自下而上堆筑、铺垫而成，在南面的台基中央可以看到有密密麻麻的长方形柱坑，一共有35个坑，大小相近，距离相等，处在龙山文化晚期，距今4140年和4380年。
考古专家分析认为，这个祭祀平台就是涂山之会的主会场，35个坑洞是用于插旗的，每一面旗帜代表一个诸侯。
遗址所在地的名称，即“涂山南麓”与“禹会村”，而当地又发现了这样的上古遗址，就很难不让人将之与史书上的“涂山之会”、“禹会诸侯”相联系起来。从名称上看，史书记载与现实地名非常巧合，其中难道没有一点关系？
涂山诸侯大会之后，大禹回到都城——阳城，史书记载是“禹都阳城”。那么，阳城在哪呢？上个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考古发现了一座叫“阳城”的上古遗址。
根据史书记载，帝尧将鲧（大禹之父）封在了“崇”，所以鲧又叫“崇伯”，其中嵩是崇的异文，在嵩山一带，商代之后“崇国”迁到了陕西西安附近，最后一任酋长叫崇侯虎，据说陷害了周文王。非常巧合的是，就在河南登封（嵩山所在地）发现了一座“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上古遗址——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遗址中，里面是一座1万平方米的小城，距今4100多年；外围是一座30万平的大城，比小城略晚一些。距离王城岗遗址东北方向大约十五华里的地方，考古挖出战国陶文，清楚地记载着此地叫“阳城”。另外，王城岗遗址周围，还有围绕着一些小型遗址。
因此，根据上述信息判断，这座城名字应该就是“阳城”，文化风格为中原龙山文化，其中小城是鲧的都城，大城是大禹后来扩建的都城，周围的小型遗址是其部落居民。
大禹继位之后，继承了尧舜遗志，出兵攻打三面，就是“禹征三苗”。尧舜时代，一直都在与三苗作战，甚至据说帝舜死于湖南苍梧山。
《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也就是说，三苗基本分布在长江中游一带。
非常巧合的是，在湖北天门市石河镇，考古发现石家河文化遗址晚期，但在距今大约4000年时，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却出现了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因素，比如河南龙山文化的瓮棺葬习俗出现在了湖北，还有大量山东龙山文化风格的玉器出现于此地（之前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很少），文化风格变化较大，史学界将之称为“后石家河文化”。尤为重要的是，测序发现“后石家河文化”的时间，与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基本一致。
根据上述考古信息，学者的结论是：石家河文化晚期，长江中游的各个部落聚集区，几乎同时出现衰落现象，并出现龙山文化因素，说明石家河文化遭受了来自龙山文化的武力入侵。从史书记载来看，石家河文化晚期出现这些异常现象的原因，最可能的无疑是“禹征三苗”。
夏朝建立之后，第一场巨变是“太康失国”。其实，“太康失国”是夏族与东夷的角力，而这种角力早在大禹夏启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大禹曾禅位东夷人伯益，但夏启击败了伯益，于是夏启建立了夏朝。后来，东夷后羿、寒浞发动政变，由此导致“太康失国”，可以视为夏初角力的延续，过了数十年才有少康中兴恢复夏朝。这段历史距今太远，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让人很难搞清楚真相，但考古却打开了另一扇门。
在郑州新密刘寨镇新砦村西部，考古发现100万平的新砦遗址，在其下面是河南龙山文化层，在其上面是二里头文化底层。历史学家李伯谦指出：新砦遗址是比二里头遗迹要早、又比传统认识的河南龙山文化要晚的遗存，当时称之为“早于二里头一期的文化遗存”，或者叫“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新砦文化遗址涉及范围较广，比如洛阳巩义的花地嘴遗址，郑州高新区的东赵遗址等，里面出土了很多山东与豫东龙山文化风格（东夷文化）的器物。
由此结合史料来看，就是后羿寒浞代夏时，将东夷文化带到了河南地区，所以新砦文化遗址中才会出现东夷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晚期中才会出现大量山东龙山文化风格的玉器。
关于夏朝的最后一个考古发现是二里头遗址，史书记载夏朝都城位于“伊洛之间”，与二里头遗址区位极为吻合，但该遗址是不是夏都，如今争议很大，连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教授，都反对把二里头遗址和“夏都”联系在一起。因此，二里头遗址与夏朝的关系，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言了。
以上就是关于夏朝的重要考古遗址，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史书记载。但有些人肯定质疑，上述考古发现只能说“可能印证了史书记载”，而不是“铁证如山”，毕竟没有出土“自证性”的文字证据，因此不能由此得出夏朝存在的结论。其实，这种质疑没有必要，因为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史书记载！
中国有着较为丰富的上古历史记载，这是一笔中国独有的宝贵的财富，其中某些记载固然荒诞不经，但大部分是可信的。如果相信西方宣扬的“一切以考古证据说话”，对没有考古验证的中国史书记载完全不予信任，认为没有考古铁证就不能证实其真实存在过，那么我们还能相信什么，那么中国还有历史可言吗？这就必然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况且，很多历史事件也根本不可能通过考古得知。因此，只要没有确凿证据推翻史书记载，那么就该承认史书记载的内容，只要没有铁证推翻夏朝的存在，那么就该承认夏朝的存在。
其实，西方的“一切以考古证据说话”只是说说而已，《荷马史诗》、《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古希腊著作记载的事迹，有确凿的考古铁证印证吗？但西方学者还不是将书中很多内容当成正史来看！只能说他们宽以待己严以律人，习惯性的双标，涉及自己一个标准，涉及他人一个标准。
总而言之，史书记载夏朝是存在的，考古发现一定程度上又印证了史书记载。因此，通过上述考古发现与史书记载，如今已经可以确认夏朝的存在，只是在夏朝存在的细节上还有一些争议，比如二里头文物揭示该遗址中后期才有“王朝气象”，说明夏朝中前期可能只是一个“区域王国”，而不是“广域王国”，还有“夏朝”是不是叫“夏”（有一种说法夏朝叫“下土方”，与之对应的是上天）等，但这些问题并不妨碍夏朝存在的事实。
当然，这属于现阶段所能得出的结论，未来如果真有推翻夏朝存在的铁证出现，我们只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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