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七十三岁的太上皇唐玄宗，在儿子唐肃宗派出的精兵3000人看护下，回到了暌别一年的长安。
与其说这是一种看护，不如说是监视更为合适。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唐玄宗都是历史上极富戏剧性的人物：年轻有为，在武则天之后的乱局中拯救了大唐的命运；击败了野心勃勃的姑姑太平公主，登上天子之位；帝国在他手上繁盛到了极致，又在他手上崩溃；从儿子手中夺取绝世美貌的妃子，又在落难途中当作替罪羊将其赐死……欲望、权力、财富、内斗、巨变，在他身上充满了男女老少都爱看的话题元素。
而此刻，他人生最后几年，仍然无法从舞台上安然退场，或者这是历史剧情的需要，或者说是其角色本身注定。他还要和目前的天子，自己的儿子唐肃宗李亨，演完最终一目：尴尬的父子戏份。
为了理解两人的关系为何会走到这一步，仍然需要从安史之乱爆发开始说起。
在眼见唐军无法抵抗叛军的情况下，唐玄宗瞒着绝大多数人，只带着杨贵妃姊妹，部分后宫、宦官、子孙、及亲信，在禁军护卫下，神不知鬼不觉逃离了长安城。据说，那一天早晨，百官还照常去上朝，宫里秩序井然，没人知道皇宫里的主人已经溜之大吉。
“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这一次出走，目标是川蜀之地。史称“玄宗幸蜀”。
所谓“幸”，是史书惯常使用的一种为贵族挽回面子的说法。毕竟说“逃”，这让堂堂大唐的天子脸往哪儿搁。而这种为尊者讳的传统，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因为据说来自于《春秋》。在那部书里，周天子被迫出宫参加诸侯的盟会，被隐晦地写成了“天子狩于河阳”。而再往后，南宋的君主被金国追杀得落难乘船出海，还有“游于海上”这种委婉的说法。“幸”、“狩”、“游”，都是天子专用来遮丑的文字脂粉。
无论记载得有多么曲折掩饰，逃难的实际境况是惨不忍睹的。
食物短缺是其一。
“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
宰相不得不亲自去买烧饼给唐玄宗吃。
沿途也有老百姓争相主动敬献粗粮，但普通人家自己都拮据，所能贡献自然杯水车薪。
“民争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
除此之外，人心不齐更是致命要害。
“入蜀”是杨国忠的提议。之所以选择此处，是因为四川是他长期经营的根据地，同时他身兼剑南节度使一职，最安全的归属无过于此。只要回到大本营，至少可保唐玄宗做一方之主，而自己则仍可安然把持权位。
但同行人中，太子李亨的脸色可就不太好看了。
这一年，他的父亲唐玄宗已经72岁，当了四十五年的太平天子。而李亨自己，已经46岁。他的儿子将来的唐代宗，已经30岁。他的孙子将来的唐德宗，也已经15岁。
46岁虽然不太老，但也临近知天命的年纪。李亨细细盘算一下，自己已经在太子之位上十九年之久。是不是应该继续跟着长寿的父亲入蜀，拼一拼谁活得更长呢？
让李亨惧怕的，除了年龄的衰老，还有来自政敌的虎视眈眈。
他并非唐玄宗的长子，也并非最早预定的皇位继承人，在原太子罪死后，他才侥幸获得了机会。但从获得那一线希望后，就不断遇到挑战和威胁。其中最大的威胁，是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寿王名字有新证，此处且采旧说）。
而寿王的支持者之一，正是杨国忠。
蜀地，是唐玄宗的桃源，是杨国忠的老窝，却是太子李亨吉凶未卜的虎穴和陷阱。谁知道到了那里，还有多少莫测的风险在等待他呢，谁又能保证他的太子之位到了那里依然能牢牢守住呢？
越往前走，李亨的心情越是忐忑。无论如何，趁此时逃离父亲和杨国忠的掌控，和他们分道扬镳都是更好的选择。此刻，他急需一场政变。而政变，没有比逃难的路上，父亲陷入人生最低谷更好的机会了。
在马嵬驿，他郑重地选定了这一重要的人生抉择，也较好地实施了自己的计划。
他成功说服了禁军首领陈玄礼，获得了禁军士兵的支持，并煽动他们将怒火一齐倾注在杨国忠、杨贵妃等人身上，当众处死了这几只替罪羔羊。
为什么这里保守地用了“较好”两个字，是因为陈玄礼在最终的立场上，仍然坚定地站在了唐玄宗一边。他是玄宗几十年的亲信老部下，长期统领禁军。他只愿意帮助太子诛杀犯了众怒的杨氏一家，却绝不允许玄宗的个人安危受到任何伤害。
事已至此，本来一同入蜀的帝国核心集团围绕不同的主人，分裂成了态度迥然的两派。陈玄礼、高力士等人力保唐玄宗无恙，按照原计划西行。而太子派的拥护者，则夺取了更多的物资，决定北上迎战安史叛军。
太子李亨一行到了灵武，迫不及待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
从此，父子相隔山水，表明上维持着父慈子孝的美好局面，实际上却各怀鬼胎。
在肃宗，虽然名义上扛起了唐王朝的旗帜，但只要父亲一日不死，就随时有复辟的可能。毕竟四十多年太平天子的号召力，非同一般。比起他这个匆匆即位的皇帝，天下州县、黎民百姓恐怕更拥戴玄宗多一点。更何况马嵬驿一事，虽号称是诛杀乱臣，但毕竟理亏在他。难保父亲到时不以此为由，反过来讨伐于他。更重要的是，其时肃宗真正能指挥的天下，仍然有限。比如南方，就有永王李璘的势力存在。
而在玄宗，表面上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实则毫不甘心，仍然企图东山再起，好好收拾这胆大包天，兵变夺权的孽子。永王李璘正是在玄宗的授权之下，另树一支旗帜，打算控制广阔的南方，达到和肃宗分治对抗的目的。
命运的天平最终偏向了肃宗。他不仅很快以“反叛”为名剿灭了李璘，还夺回了朝思暮想的长安。
此两者，前者的实际意义大于象征意义，击败永王，是给不安分的父亲一记当头棒喝。别以为你还有实力与我抗衡，请早早死了那条心。而后者的象征意义则更大，长安，那是宗庙所在地。夺回这一圣地，既可以向祖宗表明我无愧于李唐的继承人，又向天下臣民表明了我是你们值得依赖的社稷主。击败永王，是为了让玄宗灰心死心；夺回长安，是为了赢得军心民心。
剩下的，就是让父亲乖乖回到长安来，老老实实呆在身边，不要再有任何轻举妄动。这自然也是一举两得之事，既可以控制玄宗于视野之内，又可以大秀孝心，修补那在马嵬驿破碎的父子关系，在天下人面前继续上演父慈子孝的帝国核心价值。
于是本文开头的一幕便上演了。
玄宗是在六百名护卫的保护之下，到了凤翔。前来迎接他的是肃宗派来的“精骑三千”。显然肃宗仍然不敢对父亲掉以轻心。
于是玄宗下令自己的护卫统统缴械，举手投降。
“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
唐人郑嵎的《津阳门诗》中，写父子这次相见，有个尴尬的细节。即进城门时，玄宗和肃宗忽然不知道该让谁先走了。问遍群臣也面面相觑，不知这一礼仪规范。最后高力士出来解围道：皇帝走正门，后走；上皇走偏门，先行。如此才照顾了双方的面子。
这个故事细节未必真实，但可见在唐人眼里，父子新旧两主同时存在的确造成了一些尴尬的气氛。这种太上皇和皇帝并存的现实，历史上虽然是少数情形，在唐朝却意外地有好几次。
《资治通鉴》里则以玄宗本人的话，点出了与肃宗间的隔阂。他在见到阔别一年的儿子后，第一句话是：
“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
上来先表明，“天数和人心”，我都不跟你争了。这样你总可以让我安全度过余生了吧。一句话写尽父子间的尴尬和隔阂。
玄宗回到长安后，先被安置在城东的兴庆宫，远离政治中心，但却能被长安百姓看到。
《常侍言旨》记：有一天玄宗登上宫楼，街上百姓纷纷大呼：今日再得见我太平天子！一时山呼万岁。
《资治通鉴》则称：玄宗不但赐食百姓，还召将军、剑南奏事官等人会面。
号召力仍然如此强，并私下接触军官大臣，这样的事实显然不能被肃宗允许。于是肃宗的亲信李辅国出面，决定将玄宗移到西内苑，更在肃宗的眼皮底下。
为免玄宗拒绝，这次的搬家并不是一件和平的行动。李辅国率领五百骑，亮出兵器拦住玄宗的马，差点把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太上皇吓得从马上摔下来。“上皇惊，几坠。”
这时又是高力士撑住了场面。他喝止道：
“李辅国何得无礼。”——《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七》
高力士在正史里的形象，远比他在民间要高大得多。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还有个这样的小事。
玄宗曾看着治下的帝国，自满地对高力士说：朕如今垂垂老矣，朝中大事有杨国忠，边境军事有诸大将，夫复何忧呢！
高力士忧心忡忡地回答：小臣听说朝廷近来出征南诏屡受挫败，边将又多拥兵自重，陛下将如何应对。臣担心一旦有变，不可收拾，又怎么能说没有可以担忧的了呢？
玄宗一愣，看着这个伺候了自己半生的奴才，没想到他会直截了当说出如此的话来。
而在数次玄宗面临危险时，高力士也都表现出了忠诚勇敢的一面，虽是以奴自居，但至少是个有担当且正直的忠奴。
不过此时的玄宗已经失了势，高力士也只能在气势上不输于李辅国。最终玄宗还是被迁移到了西内，且只允许老弱侍卫几十人陪同，陈玄礼、高力士等亲信都从此不得伴随在玄宗左右。
仅仅九天之后，高力士就被流放到巫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
显然，“孝顺”的肃宗要父亲无人值得依靠，“独尽孝道”。
当了六年太上皇的唐玄宗李隆基，于公元762年死去。在最后几年幽禁生活里，他郁郁地看着从自己手里夺去权力的儿子，不知道有没有想起遥远的以前，那时他29岁，也通过一次兵变，使得自己的父亲卸去了所有权力，当起了太上皇。
权力篡夺、亲属相争，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像个轮回，多么像个恶毒的诅咒。
李隆基死去的同月，肃宗驾崩。
不久，遇赦归途中的高力士听说玄宗已死，“号恸，呕血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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