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生命最后的戏份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七十三岁的太上皇唐玄宗,在儿子唐肃宗派出的精兵3000人看护下,回到了暌别一年的长安。

与其说这是一种看护,不如说是监视更为合适。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唐玄宗都是历史上极富戏剧性的人物:年轻有为,在武则天之后的乱局中拯救了大唐的命运;击败了野心勃勃的姑姑太平公主,登上天子之位;帝国在他手上繁盛到了极致,又在他手上崩溃;从儿子手中夺取绝世美貌的妃子,又在落难途中当作替罪羊将其赐死……欲望、权力、财富、内斗、巨变,在他身上充满了男女老少都爱看的话题元素。

而此刻,他人生最后几年,仍然无法从舞台上安然退场,或者这是历史剧情的需要,或者说是其角色本身注定。他还要和目前的天子,自己的儿子唐肃宗李亨,演完最终一目:尴尬的父子戏份。

为了理解两人的关系为何会走到这一步,仍然需要从安史之乱爆发开始说起。

在眼见唐军无法抵抗叛军的情况下,唐玄宗瞒着绝大多数人,只带着杨贵妃姊妹,部分后宫、宦官、子孙、及亲信,在禁军护卫下,神不知鬼不觉逃离了长安城。据说,那一天早晨,百官还照常去上朝,宫里秩序井然,没人知道皇宫里的主人已经溜之大吉。

​“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这一次出走,目标是川蜀之地。史称“玄宗幸蜀”。

所谓“幸”,是史书惯常使用的一种为贵族挽回面子的说法。毕竟说“逃”,这让堂堂大唐的天子脸往哪儿搁。而这种为尊者讳的传统,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因为据说来自于《春秋》。在那部书里,周天子被迫出宫参加诸侯的盟会,被隐晦地写成了“天子狩于河阳”。而再往后,南宋的君主被金国追杀得落难乘船出海,还有“游于海上”这种委婉的说法。“幸”、“狩”、“游”,都是天子专用来遮丑的文字脂粉。

无论记载得有多么曲折掩饰,逃难的实际境况是惨不忍睹的。

食物短缺是其一。

“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

宰相不得不亲自去买烧饼给唐玄宗吃。

沿途也有老百姓争相主动敬献粗粮,但普通人家自己都拮据,所能贡献自然杯水车薪。

“民争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

除此之外,人心不齐更是致命要害。

“入蜀”是杨国忠的提议。之所以选择此处,是因为四川是他长期经营的根据地,同时他身兼剑南节度使一职,最安全的归属无过于此。只要回到大本营,至少可保唐玄宗做一方之主,而自己则仍可安然把持权位。

但同行人中,太子李亨的脸色可就不太好看了。

这一年,他的父亲唐玄宗已经72岁,当了四十五年的太平天子。而李亨自己,已经46岁。他的儿子将来的唐代宗,已经30岁。他的孙子将来的唐德宗,也已经15岁。

46岁虽然不太老,但也临近知天命的年纪。李亨细细盘算一下,自己已经在太子之位上十九年之久。是不是应该继续跟着长寿的父亲入蜀,拼一拼谁活得更长呢?

让李亨惧怕的,除了年龄的衰老,还有来自政敌的虎视眈眈。

他并非唐玄宗的长子,也并非最早预定的皇位继承人,在原太子罪死后,他才侥幸获得了机会。但从获得那一线希望后,就不断遇到挑战和威胁。其中最大的威胁,是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寿王名字有新证,此处且采旧说)。

而寿王的支持者之一,正是杨国忠。

蜀地,是唐玄宗的桃源,是杨国忠的老窝,却是太子李亨吉凶未卜的虎穴和陷阱。谁知道到了那里,还有多少莫测的风险在等待他呢,谁又能保证他的太子之位到了那里依然能牢牢守住呢?

越往前走,李亨的心情越是忐忑。无论如何,趁此时逃离父亲和杨国忠的掌控,和他们分道扬镳都是更好的选择。此刻,他急需一场政变。而政变,没有比逃难的路上,父亲陷入人生最低谷更好的机会了。

在马嵬驿,他郑重地选定了这一重要的人生抉择,也较好地实施了自己的计划。

他成功说服了禁军首领陈玄礼,获得了禁军士兵的支持,并煽动他们将怒火一齐倾注在杨国忠、杨贵妃等人身上,当众处死了这几只替罪羔羊。

为什么这里保守地用了“较好”两个字,是因为陈玄礼在最终的立场上,仍然坚定地站在了唐玄宗一边。他是玄宗几十年的亲信老部下,长期统领禁军。他只愿意帮助太子诛杀犯了众怒的杨氏一家,却绝不允许玄宗的个人安危受到任何伤害。

事已至此,本来一同入蜀的帝国核心集团围绕不同的主人,分裂成了态度迥然的两派。陈玄礼、高力士等人力保唐玄宗无恙,按照原计划西行。而太子派的拥护者,则夺取了更多的物资,决定北上迎战安史叛军。

太子李亨一行到了灵武,迫不及待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

从此,父子相隔山水,表明上维持着父慈子孝的美好局面,实际上却各怀鬼胎。

在肃宗,虽然名义上扛起了唐王朝的旗帜,但只要父亲一日不死,就随时有复辟的可能。毕竟四十多年太平天子的号召力,非同一般。比起他这个匆匆即位的皇帝,天下州县、黎民百姓恐怕更拥戴玄宗多一点。更何况马嵬驿一事,虽号称是诛杀乱臣,但毕竟理亏在他。难保父亲到时不以此为由,反过来讨伐于他。更重要的是,其时肃宗真正能指挥的天下,仍然有限。比如南方,就有永王李璘的势力存在。

而在玄宗,表面上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实则毫不甘心,仍然企图东山再起,好好收拾这胆大包天,兵变夺权的孽子。永王李璘正是在玄宗的授权之下,另树一支旗帜,打算控制广阔的南方,达到和肃宗分治对抗的目的。

命运的天平最终偏向了肃宗。他不仅很快以“反叛”为名剿灭了李璘,还夺回了朝思暮想的长安。

此两者,前者的实际意义大于象征意义,击败永王,是给不安分的父亲一记当头棒喝。别以为你还有实力与我抗衡,请早早死了那条心。而后者的象征意义则更大,长安,那是宗庙所在地。夺回这一圣地,既可以向祖宗表明我无愧于李唐的继承人,又向天下臣民表明了我是你们值得依赖的社稷主。击败永王,是为了让玄宗灰心死心;夺回长安,是为了赢得军心民心。

剩下的,就是让父亲乖乖回到长安来,老老实实呆在身边,不要再有任何轻举妄动。这自然也是一举两得之事,既可以控制玄宗于视野之内,又可以大秀孝心,修补那在马嵬驿破碎的父子关系,在天下人面前继续上演父慈子孝的帝国核心价值。

于是本文开头的一幕便上演了。

玄宗是在六百名护卫的保护之下,到了凤翔。前来迎接他的是肃宗派来的“精骑三千”。显然肃宗仍然不敢对父亲掉以轻心。

于是玄宗下令自己的护卫统统缴械,举手投降。

“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

唐人郑嵎的《津阳门诗》中,写父子这次相见,有个尴尬的细节。即进城门时,玄宗和肃宗忽然不知道该让谁先走了。问遍群臣也面面相觑,不知这一礼仪规范。最后高力士出来解围道:皇帝走正门,后走;上皇走偏门,先行。如此才照顾了双方的面子。

这个故事细节未必真实,但可见在唐人眼里,父子新旧两主同时存在的确造成了一些尴尬的气氛。这种太上皇和皇帝并存的现实,历史上虽然是少数情形,在唐朝却意外地有好几次。

《资治通鉴》里则以玄宗本人的话,点出了与肃宗间的隔阂。他在见到阔别一年的儿子后,第一句话是:

“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

上来先表明,“天数和人心”,我都不跟你争了。这样你总可以让我安全度过余生了吧。一句话写尽父子间的尴尬和隔阂。

玄宗回到长安后,先被安置在城东的兴庆宫,远离政治中心,但却能被长安百姓看到。

 

 

唐玄宗生命最后的戏份

《常侍言旨》记:有一天玄宗登上宫楼,街上百姓纷纷大呼:今日再得见我太平天子!一时山呼万岁。

《资治通鉴》则称:玄宗不但赐食百姓,还召将军、剑南奏事官等人会面。

号召力仍然如此强,并私下接触军官大臣,这样的事实显然不能被肃宗允许。于是肃宗的亲信李辅国出面,决定将玄宗移到西内苑,更在肃宗的眼皮底下。

为免玄宗拒绝,这次的搬家并不是一件和平的行动。李辅国率领五百骑,亮出兵器拦住玄宗的马,差点把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太上皇吓得从马上摔下来。“上皇惊,几坠。”

这时又是高力士撑住了场面。他喝止道:

“李辅国何得无礼。”——《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七》

高力士在正史里的形象,远比他在民间要高大得多。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还有个这样的小事。

玄宗曾看着治下的帝国,自满地对高力士说:朕如今垂垂老矣,朝中大事有杨国忠,边境军事有诸大将,夫复何忧呢!

高力士忧心忡忡地回答:小臣听说朝廷近来出征南诏屡受挫败,边将又多拥兵自重,陛下将如何应对。臣担心一旦有变,不可收拾,又怎么能说没有可以担忧的了呢?

玄宗一愣,看着这个伺候了自己半生的奴才,没想到他会直截了当说出如此的话来。

而在数次玄宗面临危险时,高力士也都表现出了忠诚勇敢的一面,虽是以奴自居,但至少是个有担当且正直的忠奴。

不过此时的玄宗已经失了势,高力士也只能在气势上不输于李辅国。最终玄宗还是被迁移到了西内,且只允许老弱侍卫几十人陪同,陈玄礼、高力士等亲信都从此不得伴随在玄宗左右。

仅仅九天之后,高力士就被流放到巫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

显然,“孝顺”的肃宗要父亲无人值得依靠,“独尽孝道”。

当了六年太上皇的唐玄宗李隆基,于公元762年死去。在最后几年幽禁生活里,他郁郁地看着从自己手里夺去权力的儿子,不知道有没有想起遥远的以前,那时他29岁,也通过一次兵变,使得自己的父亲卸去了所有权力,当起了太上皇。

权力篡夺、亲属相争,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像个轮回,多么像个恶毒的诅咒。

李隆基死去的同月,肃宗驾崩。

不久,遇赦归途中的高力士听说玄宗已死,“号恸,呕血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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