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启年间,大臣杨涟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遭到迫害。屡受酷刑拷打后,杨涟对自己的命运已彻底了然:
“(杨)知珰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饮凉水,以求速死。”①
既然杨涟相信喝凉水有害身体健康,可知入狱之前的他,日常生活的首选是喝热水。
袁祖志是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孙子,活跃于晚清咸丰-光绪时代。他办过报纸,做过县令。1883年赴西欧各国游历了10个多月,回来之后在文章里写道:
“中土戒饮凉水,以防坏腹,泰西务饮冷水,以为除热。”②
既然袁祖志相信喝凉水会坏肚子,可知他在日常生活中的首选,也是喝热水。
但,杨涟和袁祖志们的首选,不是普通人的首选。
在长达千余年的时光里,普通中国人是喝不起热水的。
唐武宗年间,日本僧人圆仁来华。他见到,山东一带的普通百姓,“不曾煮羹吃,长年惟吃冷菜”,即便来了极贵重的客人,也是“与空饼冷菜”作为招待。③
燃料短缺,热菜热饭都没得吃,自然更喝不上热水。
宋元时代,大城市里出现了供上层人享受的茶肆、茶楼和茶坊。普通人承担不起烧开水的燃料成本,想要喝上一杯茶,仍得等着茶贩们提着茶壶沿门挨家挨户叫卖。这种生意有个名称叫“提茶瓶”,意思是卖一杯沸水给人泡茶。④
为了节省燃料,宋元时代的普通人家,“除了做饭(外)不生火,不准备热水。……一般家庭一年四季喝生水,只有老人和生病的人才煮开水喝。”⑤
到了清代,底层民众继续喝凉水。
乾隆年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他们注意到,天津白河两岸的民众,喝的全是河里打上来的冷水。只不过,因为河水实在太脏,他们取水时,会“用一些明矶放在一个穿孔的竹筒内,然后把这个竹筒放在水里搅动。”类似的喝冷水法,也见于黄浦江两岸。同治年间,日本人峰源藏游览上海,发现上海的底层百姓喝的也是冷江水。因江水非常混浊,他们“用明矶将浊泥之类的污物沉淀后,才渐渐可以吞咽”。⑥
明矾只能沉淀泥沙等悬浮物,杀不死水中的病菌。
进入民国后,细菌学说传入,“喝热水”在科学上获得支持。知识界呼吁民众喝热水,政府也意识到自己在公共卫生方面负有责任,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推广喝热水。
比如,京师警察厅在1918年曾利用媒体刊登文章,婉劝北京百姓不要直接喝生井水⑦。1929年出版的军事文件,也要求军人不可以喝生水,如果不得已非得喝,必须取得“军医或上官之许可”⑧。
再如,1930年代,褚民谊担任“国民卫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公开写文章劝全体国民,必须喝烧开了的热水,不能喝生水,因为里面有致病的细菌。熊希龄等人创办的香山慈幼院里,也严禁喝生水、喝冷水。⑨
宣传得很热闹。但,没有效果。因为问题不在愿不愿意喝,而在喝不喝得起。
上海、芜湖这些地方,经济比较发达。有一种“熟水店”可以部分满足底层民众喝热水的需求。据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为了节省燃料费,上海的工人是不自己烧水喝的。非但不自己烧水,连煮饭也选择直接去“熟水店”买开水,这样可以减少煮饭的燃料消耗。⑩
“熟水店”挣钱,靠的是薄利多销。买开水的人越多,烧开水的平均燃料成本就越低。所以,在上海、芜湖这类城市之外,普通民众仍只能继续喝生水。
1930年代,陈翰笙联合北平社会调查所,对河北保定清苑县的11个村进行社会调查。结果显示:
“一般农户的燃料,是树根、麦秸和干草。不过他们只在做饭时烧火,而且只要烧熟几把小米就熄火了。由于燃料不足,村民们喝不起开水,平时都是喝生水,直接饮用井里或河里的稍稍经过沉淀后的水,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是这样。1930年,11村2119户人家中,竟只有2个暖水瓶;1936年总共有4个;1946年有18个(农户此时已增至2595家),暖水瓶是颇为罕见的奢侈品。清苑农户有一个普遍的习惯,就是家里来客也不烧水,而是让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壶去水铺买开水,店主灌满开水,还常常捏上一小撮茶叶。当时一般村里总有那么几户专卖开水的水铺,对于只有偶尔情况下才消费开水的村民来说,一次花费一两分钱去买,当然是最经济的办法。集中烧水者也有一些微薄的利润。稍一留心就会发现,即使这样很小的事情后面,既包含着农民们很精明的计算,也反映着他们实际的消费水平。”⑪
那些比保定清苑县更偏远的县份,情况自然更糟。比如,民国时期修撰的《平坝县志》说,当地只有“中产阶级以上者”能够烧开水喝茶,“其余多饮凉水”。⑫
1949年之后,官方继续以极大的力度宣传“喝热水”、“喝开水”。⑬
在城市,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原因是城市居民的热开水供应,大多由其所在厂矿机关负责,凭票购买。多数工厂机关的开水供应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有些甚至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燃料短缺导致的喝冷水、喝生水情况,仍极为普遍。七十年代官方提倡“人工沼气”,宣传资料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沼气可以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可以改变“部分群众原来喝生水的情况”。八十年代在全国范围推广省柴灶,宣传资料中的一项核心内容,也是可以节约柴草和煤炭,可以解决“农村部分群众喝开水难的问题”。⑰
观测中国人何时实现“喝热水自由”,一个较为有效的工具,是保温瓶的全国年产量——1957年:0.3亿个。1975年:0.69亿个。1983年:1.38亿个。1984年:1.49亿个。1988年:2.07亿个。1994年:2.38亿个。1997年:2.66亿个。其中,1997年是中国保温瓶年产量的峰值。⑱
需求引导产量。保温瓶年产数加速增长,始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1997年到达年产峰值,大体可以视为市场已趋于饱和。
亦即,随心所欲喝热水,不过短短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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