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位时间很长，所以年号也换得多。
他最后的一个年号是嘉佑，意思是上天的降福保佑。
仁宗这个温柔皇帝，干不出人定胜天的事。所以，只能跪下来求老天保佑。
他跟西夏打仗，打败了，而且是三连跪，所以签了庆历和议；他被大辽威胁，认怂了，而且特别怂，所以有了庆历增币。外面受气，内部也受气，好不容易搞了场庆历新政，结果一片狼藉。
仁宗死后，英宗继位。
于是，改元治平，意思是天下大治、四海升平。
但这纯属掩耳盗铃。
仁宗期间的弊政没能革除，治平元年就闹了大水灾，整个治平年间国家一直财政危机。
但这还不算完。
先是英宗与曹太后不和，再是英宗与大臣不和。仅一场濮议之争，就搞了十八个月。而英宗短命，整个英宗朝也才4年。
所以，治平，既无大治又无升平，白白耗费了4年光阴。
英宗死后，神宗继位。
于是，改元熙宁，意思是太平安定。
熙宁这个年号，用了10年。但这10年，既不太平也不安定。因为正是王安石搞变法的10年，岁月激情燃烧、朝臣同堂操戈，新旧党争自此开始。
熙宁之后，改元元丰，简单理解就是丰收了，咱们重新打起精神、重新团结奋斗。
斗是要斗的，但团结绝无可能。元丰年间，变法仍在继续、党争仍在继续。
所不同的是：熙宁变法由宰相王安石领衔，元丰变法由皇帝宋神宗领衔。这段时间里，新党处庙堂之高、旧党处江湖之远。
元丰后期，神宗皇帝终于历练成熟，所以懂得平衡政治的奥秘。于是，有意识地提拔旧党中左派大佬苏轼。
如果神宗能活得更久一点儿，那苏轼大概率会入朝为相。如果苏轼宰治朝堂，北宋的政治生态起码不会败坏的太严重。但神宗短命、苏轼坎坷。
神宗死后，哲宗继位。但哲宗年幼，所以高太后摄政。
于是，改元元祐，意思是受老天保佑的新开始。
元祐的意思不重要，“元”和“佑”的组合才重要。
宋神宗最后一个年号是元丰，宋仁宗最后一个年号是嘉佑，两相组合是就是“元佑”。组合后的意思是：要用仁宗嘉佑年间的政治来纠正神宗元丰年间的政治。
元丰年间的政治，实际跟熙宁年间的政治一样，都是变法。
所以，这是一个旧党上台、新党下的时代。
旧党的顶级大佬、极端右派司马光火速入朝，主持元祐更化，尽废新法。
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病故；九月，司马光病故。
新旧党争并未因为两个大佬的病故而缓和消弭，反而愈演愈烈，斗争的底线越来越低、政治的品质越来越差。
关键是旧党内部还闹了分裂，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同样斗得不可开交。
终于挨到哲宗亲政，于是改元绍圣，意思是继承父亲宋神宗的遗志，要把变法进行到底。
所以，接下来又是新党上台、旧党下的时代。
绍圣五年的时候，有人捡到一块玉石印章，据说是汉代的传国玉玺。这就是祥瑞。
于是，改元元符，意思是天降祥瑞、大大的祥瑞。
但还有一个元字。所以，新党处庙堂之高、旧党处江湖之远的局面没有变。
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向太后短暂摄政。
于是，改元建中靖国，意思是：既不新也不旧，咱们别搞党政、认真理政。但是，建中靖国只用了一年。
第二年就改元崇宁。
关键是这个“宁”字，它是宋神宗“熙宁”的“宁”。所以，崇宁的意思是崇尚神宗熙宁年间的政治。
熙宁年间的政治就是王安石变法。
所以，北宋宁左勿右、拒绝建中，自然也就新党上台、旧党下。
宋徽宗在位时间也不短，所以年号也是变来变去。崇宁之后，还有大观、政和、重和、宣和。
但政治风向没变，始终是新党处庙堂之高、旧党处江湖之远。但是，新旧党争并没断。新党对旧党的打压愈演愈烈、旧党对新党的仇恨与日俱增。
同时，制霸朝堂的新党，也闹了内部分裂、搞了内斗，但很短。因为蔡京这个人太有本事，或者说最无底线，所以快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这时候，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大家已经不再是主义先行，而是投机为上。
最典型的投机分子，当然就是蔡京。
王安石为相的时候，他就拥护变法；司马光主政的时候，他反对新法；哲宗改元绍圣，他又附和新法。
党争越激烈、环境越严酷、生态越贫瘠。所以，留在庙堂之上的，只能是蔡京这种既无主义又无底线的物种。
自仁宗到徽宗，北宋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忠臣，但所有人都身处党争之中。这期间，是和非、好和坏，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只有站队。
站队正确则处庙堂之高、站队错误则处江湖之远，甚至流放边地也是常有的事情。
到女真灭辽的时候，北宋朝廷甚至派不出一个合格的使臣，更遑论有见识有担当的大臣。
归化辽人马植竟成了当时唯一清醒的北宋官员。
宋钦宗继位，改元靖康，意思是四方安宁、百姓安康。
国家危亡之际，还要继续党争吗？
当然还要继续。
这时候，年号已经起不到预示政治风向的作用。因为形势太明显。新党把国家搞成这样，必须要成为千夫所指的头等罪人。
于是，最迂腐、最无能的旧党执掌国家权柄，而新党无论好坏则全部放逐江湖之远。
靖康二年，北宋亡国。
从最会当官家的宋仁宗到最不会当皇帝宋徽宗，这一串长长的年号名字，诉说了北宋从屹立巅峰到粉身碎骨的全部履历。
仁宗朝，步过巅峰时刻、进入问题时代。
虽然问题不严重，但宋夏、宋辽的矛盾激化了问题。于是，士大夫们猛然惊醒，搞了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是最朴素务实、最问题导向、最能见成效的改革。
但仁宗太温柔，稍遇到反对意见，就止步收手。
国家不折腾、大家要团结，秉持“不痴不聋，不做家翁”的态度，宋仁宗只能”嘉佑”老天，然后继续自己只会当官家的好人设。
英宗政治智慧没问题、意志品质也可以，但心性太躁，全部精力都拿去与人斗争。“治平”也就真心治不平了。
宋神宗只有性情，王安石只有主义，然后两个人就开启了一段不顾人情、只为理想的浪漫历程。于是，“熙宁”不宁、“元丰”丰斗，十八年变法、十八年党争、十八年折腾。
哲宗朝，高太后急踩刹车猛调头，司马光矫枉过正走极端。于是，“元祐”既不是重新开始、也不是求福于天，而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哲宗亲政，“绍圣”是只认父亲、不认太爷的革命，同样是一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向，王安石的旗帜再又高高飘扬。
向太后短暂摄政后，“建中靖国”的中间路线立即转入必须向左“崇宁”路线。崇尚的那个“宁”，虽然从前既不太平也不安定，但以后可以让他太平安定。
王安石的旗帜是否飘扬已不重要，天下是投机主义的天下。北宋的政治品质坏到不能再坏。本可有力回天却找不到回天救国的良臣；本可纵横捭阖却全是不作不死的烂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