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亲手打开了正阳门,专程迎接刘宗敏所率大顺军的前锋部队。
中午,在太监王德化的引导下,李自成从德胜门入并经承天门赶往内殿。
早就沦为了孤家寡人的崇祯,在前一天下了第六道“罪己诏”后便回到了乾清宫。
令他心碎的是,那些能言善辩的文武百官们早已溜得无影无踪。而周皇后的悬梁自尽,让本就敏感多疑的他彻底崩溃了。
在亲手砍倒了已到出嫁年龄的长平公主以及年仅6岁的昭仁公主后,披发跣足的崇祯精神恍惚地拖着一路的血光逃到了煤山,最终选择用一根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至此,明朝宣告灭亡
1)忘却初心的农民军
在大顺军进京之初,李自成不仅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还在告示中宣称“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因此,京城的秩序一开始还算说得过去,店铺营业如常。
1)恐怖的拷掠
但好景不长,二十三日以后,大顺军开始大肆拷掠京城内的各级前明大小官员,并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缴纳标准。
其中,“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或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为了逼迫他们交钱,刘宗敏特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可即便如此,他觉得力度还不够,于是又命人在门口树立了两根柱子,作为凌迟专用。
很快,北京城内的恐怖气氛达到了顶点,“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其中,“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
据《明史》记载,内阁首辅魏藻德在被夹棍夹断了十指后,不得不主动交出了白银数万两。可即便如此,刘宗敏依然不愿意相信,一个内阁首辅家中的存款只有这么多,于是继续用刑,以至于痛得他大声呼喊“悔之晚矣!”。
在被折磨了五天五夜后,魏藻德因脑裂死于狱中,他的儿子也因为交不出银子被处死。
数据显示,大顺军在北京城内强征的财产总数高达7000万两;作为对比,崇祯加派的三饷加起来差不多是2000万两。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财产至少可以给大明王朝续三次命。
2)一片狼藉的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素来以“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著称的李自成,在进入北京以后马上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和他的官员们不仅霸占高官们的豪华居所,还杀掉了它们的主人,强占了他们的妻女,甚至叫来了莲子胡同的优伶娈童为他们助兴。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据《爝火录》中的记载,大顺军的基层官兵们先从娼妓下手,后来扩展到倡优,眼见依然无人禁止,他们干脆成群结队地搜索百姓女子。
另外,追索银钱的行动开始向普通百姓家蔓延开来,以至于“青矜白户,稍立门墙,无幸脱者。”
一言概之,整个京城一片乌烟瘴气。而此情此景,令远在东北的范文程开始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2)为什么要入关?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清军入关之前,近5万名八旗官兵以及人数几乎与之相等的壮丁们,几乎从未得到任何军饷,因为他们一直靠着远征掠夺的战利品为生。
1)“快乐”的满洲军事贵族
坦诚说,相比于兢兢业业的辛勤劳作,抢劫来得更快一些。比如在崇祯九年(1636)六月,由阿济格率领的清军从独石口再破关而入,在宣府地域“攻取二城,败敌七次。俘获人畜,共计五千二百三十”。
七月初,大军越过内长城,在延庆完成集结后一举攻克昌平。见明军依然按兵不动,阿济格再度分兵攻略京畿州县,先后攻下了宝坻、定兴、房山、安肃、安州、东安、雄县、容城、文安、永清、顺义等州县,“至九月初一,获人畜十九万九千”,可谓收获颇丰。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清军再度入塞劫掠。资料显示,他们一度打到了淮河沿线并在当地安然过冬。
等到班师返回时,劫掠人口四十余万,黄金万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布匹无数。不夸张地说,倘若此时进攻京师,或许明朝的统治提前就宣告终结了。
有西方学者认为,这种越过长城进行抢劫的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满洲军事贵族的一种传统”。鉴于此,绝大多数满洲的王公贵族们普遍认为,“与其占领中原,不如将之作为劫掠之地”。
2)汉人知识分子的“觉悟”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皇太极去世。在经过一番复杂的政治斗争后,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拥立时年只有六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
可到此为止,这些王公贵族们依然没有对入主中原产生太大兴趣。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两点。
- 首先,对明朝展开打完即撤的劫掠行动,可以获取足够多的财富;
- 其次,纵观整个东亚地区,只有自己能与明朝相抗衡并保证占据绝对上风。简言之,他们完全可以为此而自豪。
但在以范文程为首的志存高远的汉人谋士们看来,这些只懂得抢劫和打仗的军事贵族们严重缺乏战略眼光。实际上,早在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前,他就向多尔衮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他将大顺军视为曾经横跨秦岭、统一天下但很快就会“失去了天命”的秦朝,并将战斗力更为强悍的清朝视为“得到天命眷顾的汉朝”。
根据他的判断,八旗入关后将会迅速扫平叛逆并占领中原,最终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伟大王朝。
对于范文程而言,倘若这一计划能够顺利落实,自己一定会以“开国元勋”的身份被载入史册。
伴随着北京城的陷落,这些汉人谋士们更坐不住了。尤其是得知大顺军在北京城内横征暴敛的消息后,范文程可谓欣喜若狂。他敏锐地意识到,清军南下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
首先,尽管李自成的军队号称百万,但无论是战术纪律还是单兵作战能力都无法与八旗铁骑相抗衡。
其次,李自成推翻明朝的统治本身就“有违天命”,大肆拷掠京城官员和缙绅的行为激怒了士人、地主和商人阶层,至于抢劫百姓、奸淫平民妻女、焚烧民宅等恶劣行为,更遭到了京城百姓的一致憎恨。
在得知吴三桂与清廷有所勾连以后,范文程在四月初四再度向多尔衮上书。
他在奏疏中指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在他看来,清军南下并不“有违天命”。
紧接着,他在奏疏中指出,“战必胜,攻必取,贼(大顺军)不如我”,旨在给“随遇而安”的满洲王公贵族们吃下一颗定心丸;当然,他也同时提醒,因为“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所以要“严禁军卒,秋毫无犯”。
在文章末尾,他乐观地表示,“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讨之,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3)多尔衮的决断与吴三桂的野心
因为皇太极生前没有立储,死前也没留下遗诏。因此,“谁来继承大位”成为了摆在爱新觉罗家族面前的一个棘手且必须迅速解决的难题。
1)皇太极的焦虑
在今天看来,最具这种实力的无疑是睿亲王多尔衮。
首先,在与皇太极并肩而坐的“四大贝勒”当中,只有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一个人健在,但他年事已高而且无心插手政治。
其次,在“四小贝勒”当中,多尔衮的同母兄阿济格与同母弟多铎二人一直醉心于作战和劫掠,并没有什么谋略和政治抱负。尤其是多铎,一直都是自己最信任的左膀右臂。
实际上,多尔衮的主要对手是皇太极的长子、和硕肃亲王豪格。
据史料记载,这位仁兄不仅战功卓著,而且亲掌正蓝旗,还有皇太极留下的两黄旗的众多勋贵大臣的支持,与掌有两白旗以及多铎支持的多尔衮相比,甚至略胜一筹。
但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诡异。在有大臣提出豪格具备即位资格时,他居然“谦虚”地表示自己并不具备治国之才。于是,他迅速被深谙政治艺术的多尔衮撵出了最高权力中心。
当然,为了维系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稳定,他也“主动”放弃了皇位。
由此可见,尽管多尔衮掌握着实际意义上的最高权力,但地位并不稳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开始对范文程的良苦用心产生了兴趣。
一方面,倘若真能够入主中原,取明朝而代之,自己将享有凌驾于其他所有王公贵族之上的权威;另一方面,以“顺从天数”之名执掌天下,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最终,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
2)吴三桂的野心
四月初九,他携多铎、阿济格等王公大臣们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次日,他亲率满、蒙、汉八旗官兵合计十余万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盛京(沈阳),兵锋直抵山海关。
十四日,镇守山海关、一直在多方政治势力之间来回横跳的吴三桂,再度派遣使者来到了多尔衮的账下。除了迎请救兵之外,他还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局势做出了分析和展望。
在吴三桂看来,尽管大顺军暂时占据着上风,但已经完全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原因很简单,他们虽然宣称“继承了天命”,但依然像过去的赤眉军和黄巾军一样大肆烧杀抢掠。
因为他们没有百姓的支持,所以未来一定会被四方的“义师”击败。
说到这儿,吴三桂话锋一转,坦言自己也想统率一支“义师”去拯救受苦的黎民百姓,像“重建东汉王朝的豪杰那样,与其他的义师一道镇压农民起义,使天下重新恢复秩序”。
不过话说回来,京师以东地域有限,自己无法募集到足以取胜的大军,所以只得“泣血求助”。
另外,吴三桂还指出,对于清廷而言,协助自己讨伐大顺军,不仅可以获取“大功”,而且还能得到“大利”。
简单地说,清廷不仅可以占领长城以北的广袤土地,还可以拿到足够多的战利品,所谓“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所有”一句,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按照吴三桂的设想,支持自己讨伐大顺军的清军,大概率像往常一样,在得到了大批人丁和战利品之后便主动返回家乡。当然,整个辽西地区也将归清朝所有。
3)皇太极的决断
尽管吴三桂的身段看上去十分柔软,但多尔衮依然十分谨慎。
他召集谋士们反复商议,甚至特意召回了在盖州养病的范文程;与此同时,派人返回盛京调兵,并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
对于清军入关之后的行为规范,洪承畴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
对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走则即行追剿,傥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
在他看来,要想顺利入主中原,八旗的虎狼之师至少要做到两个保证。一是迅速并彻底击溃李自成的大顺军;二是改变过往以掠夺财货、奴隶、牲畜为目的的传统战略。
洪承畴的建议,很快就被多尔衮全盘采纳。他颁布法令,要求八旗官兵不得无故烧杀抢劫,所有降者都要赦免,除剃发之外,不得伤害其身体,“旗人若有妄杀乡屯散居之人,或奸淫、抢劫、偷盗牲畜者,一律处斩,其扈从为奴,财产没官。”
为了安抚八旗勋贵们的不满情绪,他语重心长地表示,以往三次入关,都鼓励士兵抢掠,而此行却不同于过去,因为此次南下以“救民”为宗旨,目的是“定国安民,以成大业”。
出于安抚民心的需要,范文程也在写给中原百姓的布告文中特别强调,“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敌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尔害”。
在今天看来,这些布告为清军的顺利南下打开了胜利之门。
4)入关!入关!
没过多久,多尔衮给吴三桂致了一封回信。当然,这封信极有可能是范文程的手笔。
1)多尔衮的回应
他在信中指出,清廷一贯希望与明朝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但是“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至于清军之所以多次劫掠中原,“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
现如今,清廷上下已经知晓了崇祯皇帝惨死的消息,因而大家一致决定集合“义兵”南下,“期必灭贼,出民水火”。
值得一提的是,多尔衮不仅在信中对吴三桂一直以明朝忠臣自许并竭力报效其主的精神表达了高度赞赏,还表示二人尽管曾经是对手,但自己愿意忘掉过去的不愉快,将其收至麾下。
为了打消吴三桂的顾虑,信中甚至举到了管仲效忠二主的例子(由此可见,范文程的统战工作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之为相,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以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山河之永矣。
最后,多尔衮在信中表示,自己的大军已经抵达宁远,只要与吴三桂驻守在山海关的精锐部队顺利会合,一定会轻而易举地击溃来者不善的李自成大军。
2)改变历史进程的决战
实际上,吴三桂一直都是李自成努力争取的统战对象,而前者也一度倾向于投靠大顺军。
一方面,自己的家眷和全部家产都在北京;另一方面,既然连崇祯皇帝都已经驾鹤归西了,自己就更没必要为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王朝卖命了。
四月初,他按照既定计划赴北京拜谒李自成。但就在行至滦州时,情况突然间发生转折。
一个从北京城里逃出的人告诉他,他的父亲被杀了、爱妾也被刘宗敏抢走了。于是,他以“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刘宗敏),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为誓,彻底与大顺军一刀两断。
四月十二日,李自成亲率部队赶赴山海关。按照他的计划,倘若吴三桂投降,自己将对其既往不咎,并将之招入麾下;但倘若抵抗,就将之尽数诛灭。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李岩、牛金星、宋献策在内的多名谋士都不建议李自成亲征山海关,而是继续使用政治利诱、许以父子封侯的办法进行招降。退一步讲,即便是武力征讨,也只需派出一支偏师即可。
站在上帝视角看,如果李自成能够采纳这些人的合理意见,并调整农民军的过激政策,后果绝不至此。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大概在十九日前后,李自成的主力抵达山海关城郊。此时的形势已经对吴三桂极为不利。
不得已,他决定接受多尔衮的条件。在遣使致书多尔衮的同时,分派亲信将领守卫西城和北城,并将东城交给乡绅统领的乡兵把守。
吴三桂的信使赶到距山海关约160公里处临海的连山,将降书交给了多尔衮。见时机成熟,多尔衮立刻下令全军立刻急速南行,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推进了100公里。截至二十日傍晚,他们距山海关就仅剩8公里路程了。
在经过了短暂休整以后,将领们在半夜叫醒了熟睡的士兵,令他们继续前行。与此同时,多尔衮令阿济格和多铎二人各率1万精兵分两路作侧翼掩护,自己亲率主力连夜资本山海关。因为他从那里已隐约地传来了大炮的轰鸣声,说明大顺军已经开始攻城了
二十一日拂晓,清军主力来到了山海关外。吴三桂亲自骑马出城迎接,正式向多尔衮投降。之后,他命令部下皆以白布系肩,以便使清军的满、蒙、汉军在战场上能将他们与起义军区别开来。
不久,吴三桂将自己的主力部队排列在山海关西侧沿沙河排成数里长阵;李自成站在一座小山坡上,居高临下俯视战场,他的军队沿沙河排开,在岸边摆下了宽阔的战阵。
尽管大顺军的队伍稍显混乱,但是面对吴三桂的宁远精兵的高压推进,不仅从未后退还顶住了对方的多次攻击,使之遭到重大伤亡。事实证明,承担打头阵任务的吴三桂的军队倘若是孤军作战,被击败只是时间问题。
3)大顺军的迅速崩溃
但是,就在李自成即将获胜之时,一片风沙从东面的小山坡上滚滚而来。在遮天蔽日的沙尘之下,八旗铁骑迅速绕过吴三桂的右侧,扑向了李自成的左翼。
当大顺军的官兵们转向这支从沙尘中冲到眼前的骑兵时,惊讶地发现了他们们剃光的前额。
伴随着一声“鞑子兵!”的惊呼,大顺军的阵地迅速崩溃,李自成的士兵们一股脑地掉头向永平方向逃跑。
很快,退却变成了一场溃败,落在后面的士兵被尽数诛杀。
残军抵达永平后,李自成本打算重整旗鼓,但许多部下拒不听命,沿着通向北京的路一直向西溃逃。不得已,李自成也只能随军而去,将战场丢给了大获全胜的多尔衮和吴三桂。
现在看来,李自成显然不是那个“受命于天”的英雄人物。二十六日,他带领残军合计三万余人回到了北京。残兵败将们拖着疲倦和醉醺醺的步履回到可营地,但京城百姓的劫难远未结束。
这些泄气的士兵们在京城发泄着怒气,不仅继续劫掠城内的衙门和官员宅第,还四处放火,甚至将彰仪门(广安门)附近的民宅全部毁坏。
1)虎头蛇尾的即位
为了最后证明自己曾经真正统治过天下,李自成决定登基称帝。二十九日,他举行了正式但又仓促的登基大典。
次日,这位“大顺永昌”皇帝在将劫掠来的金银珠宝尽数装载上车之后扬长而去。临别之际,他在宫中放了一把大火,几乎燃遍了皇宫的每一个角落。
显而易见,这场大撤退缺乏严密的组织性,甚至显得颇为狼狈,这无疑给了京城百姓们以复仇的良机。于是,那些市落在后面的大顺军士兵成为了他们报复的对象。
比如一些人成群结伙地搜捕掉队和落单的大顺军士兵,要么将其活生生地投入燃烧的房屋之中,要么将之当街处斩。数据显示,共有2000人死在了这场报复行动当中。
2)来自北方的不速之客
伴随着皇宫硝烟的散尽,这座饱受创伤的城市渐渐恢复了寂静,人们紧张地等待着新的主人。那些与大顺“政权”合作过的人“有悔心失图,无可奈何,而静待吴镇处分者”。
值得一提的是,没有人会想到除了吴三桂之外,还会有其他势力能够占领这座城市。当有人说自己看到了齐化门外贴有题以“大清国”字样的布告时,越来越多的人再度陷入了不安。
截至四月三十日,北京城内的士绅和前明官吏们依然为迎接将要来到的“救星”而绞尽脑汁地寻找合适的礼服。他们认为,自己将要迎接的人是明朝太子及其保护者吴三桂。
但是,当这些人看到进城的“救星”是多尔衮时,那种惊恐的情绪一定是掩盖不住的。可即便如此,他们不得不再度以“顺民”的姿态迎接这群来自白山黑水的“客人”。对此,为清朝效力的朝鲜随从如是写道:
(北京)都民处处屯聚,以迎军兵。或持名帖来呈者有之。或门外瓶花焚香以迎者亦有之……入城之日,都人见之,或有叩马而流涕者。
多尔衮缓缓地登上了余烬未熄的武英殿,他打算在此住下。进殿之后,他转过身来命令在此聚集的前朝遗老们,推选出他们当中官爵最高的人。
很快,曾建议崇祯南渡的进士李明睿被推到了多尔衮的面前。
多尔衮彬彬有礼地请他出任礼部左侍郎一职。李明睿急忙以年老多病而推辞,但多尔衮打断了他的话:“尔朝皇帝尚未收敛,明日即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临,无神主,何以哭临?无谥号,何以题神主?”李明睿感激涕零,叩首接受了这一任命,答应负责安排先帝的葬礼。
与此同时,多尔衮立刻发布了范文程为他起草的告示,表达了对已故崇祯帝的哀悼:
当然,仅凭一纸文告还远不能使京城居民相信他们会长留于此。甚至在多尔衮入城数日之后,他们依然认为明朝太子和吴三桂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但在几天之后,他们陆续得知吴三桂已被派到西边追剿李自成残部的消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的现实:旧时代已成过去,新时代即将到来;至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变数与未知。
6)尾声:大清帝国的诞生
六月,多尔衮与诸王公大臣商议决定迁都北京。原因很简单,只有牢牢占据这个关口,才能进而统一全国,进而“建万年不拔之业”。
九月,人在盛京的顺治帝也抵达北京。他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赐穿貂蟒朝衣,同时命礼部为多尔衮建碑纪绩,加赐多尔衮册宝、上饰十三颗东珠的黑狐冠一顶、黑狐裘一袭以及金银和马驼等。
十月初一,在多尔衮率领的诸王及满汉大臣的劝进下,顺治在南郊天坛祭天并再次于皇极门(太和门)即皇帝位,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至此,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正式开启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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