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守国门就是个坑

天子守国门是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重合，有利于集中资源服务军事，但皇帝的个人素质却是个变数，如果遭遇军事失败马上就会引起政治层面的剧烈震荡。在不能量产雄主的情况下想要打好天子守国门这张牌，不断扩大战略纵深是唯一的办法。

本质来说，西汉也是天子守国门的模式，根据曾经出使匈奴的刘敬的描述：“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

可见，定都关中，刘邦虽然可以利用关中的地利、经济、军事优势控驭关东诸侯，但却时刻面临匈奴的外患。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刘邦在刘敬的建议下将六国屈、景、昭、田这样的大姓迁到了关中，一次性迁徙了十余万人，以增强关中的实力，防备匈奴。同时，也可以将关东豪杰就近监控，一举两得。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朝廷和异姓诸侯王的矛盾，洛阳才是西汉最好的都城之选，不仅可以居中钳制四方诸侯，还可以利用关中的战略缓冲缓解匈奴的军事压力。但为了保持对关东诸侯的绝对优势，刘邦只能迁都关中，天子守国门。

从此，关中就时刻面临匈奴的战略威胁，需要代代出雄主才能和匈奴持续博弈，所幸，文帝、景帝和武帝都是不世出的猛人，能够担起保护关中的重任。但大汉不可能量产武帝这样的雄主，所以，为了破局，汉朝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军事方式不断扩大战略纵深，以此来保证国都的安全。

所以才有了霍去病兵出河西将河西走廊纳入帝国版图的动作。完了武帝继续经略西域，实施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计划，至此，关中算是彻底安全了。

完了武帝又通过发动漠北之战，一举将匈奴赶出漠南，进一步解除了匈奴势力对大汉的威胁。

到了这一步，大汉已经不再是天子守国门，长安是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的高度重合，即使出现汉元、汉哀这样的庸主，也能照样安全运行。

可见，在不能量产雄主的情况下，天子守国门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扩大战略纵深，将防御线不断外扩，来保证国都的安全。

这是汉武帝用实践总结出的历史经验。

隋唐也面临西汉的困局，李渊初即位时甚至都有过迁都襄阳的想法，李世民即位时突厥都干到渭水岸边了。所以，还得复制汉武帝当年的方案，用军事手段一拳打开永久的安宁，因此才有了隋文帝利用连横之术分裂突厥、李世民兵出突厥大败突厥的事。都是在给子孙后代提前排险。

由于石敬瑭将幽云地区割给了契丹，所以定都汴梁的中原王朝实际上也是天子守国门，契丹骑兵跨过黄河就能直接威胁汴京，耶律德光南下灭亡后晋就足以说明问题。

为了破局，还是得复制汉武帝当年的方案，用军事手段来扩大战略纵深，所以，周世宗在打服南唐之后立刻就调转方向用兵幽云，就是在破解历史难题，解决生存危机。

但在收复瀛洲和莫州以及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两州三关之后，周世宗却突然生病，不得不回师。周世宗驾崩之后，中原王朝还是没能解除生存危机。

赵匡胤为什么想迁都洛阳和长安，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危局，以洛阳和长安的地利作为防御来保证国都的安全。但在晋王势力的阻挠下，迁都之事终是没能解决。

光义即位之后，连续两次用兵幽云，结果都遭遇了失败，自己都差点成了契丹人的俘虏。赵宋官家很难解决天子守国门的困局，而现实又是，大宋皇帝的素质肯定也会递降，更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最终，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握手讲和，等于是宋朝利用岁币来换取了国门的安全。但在金国崛起并灭亡辽国之后，北宋马上又面临生存危机，金军从河北是直趋汴京，以斩首行动直接就灭亡了北宋。

可见，北宋的天子守国门就是个坑，原因就是：赵宋官家的素质递降；北宋一直没能扩大战略纵深。只能接受靖康之耻这个结果。

这样看的话，北宋的唯一破局之法就是，迁都。只是在太祖之后，北宋迁都已经不可能。

继之而起的金国和元朝则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草原势力本身就是他们的势力圈层，不存在天子守国门的问题。但金国在蒙古势力崛起之后国都中都马上也就成为了军镇，屡屡被蒙古骑兵攻击。在没有雄主应对危机的情况下，金国只能迁都汴梁。可当中都陷落之后，汴梁也同样成为了国门，被攻陷是迟早的事。

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国都处于东南的经济中心，不用担心吃饭问题，但是却远离军事中心，既无法统筹抗击北元，就是西北也无法兼顾，这就极易造成北方凭借军事优势出现割据势力，威胁江南的政治中心。

为了破解难题，朱元璋就准备迁都，将国都由南京迁到西北的西安。从1389年开始，朱元璋就着手经略西北：让凉国公蓝玉在四川练兵、让魏国公徐祖辉等人在陕西备边、让靖宁侯叶升在甘肃练兵、在川陕设茶马司和蒙古人贸易、让宋国公冯胜等人署理陕西等地军务…

政治、经济、军事都在向西北倾斜，为迁都做准备。

1391年8月，朱元璋派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慰劳关中父老，考察西安，希望在自己手里将西北发展起来，然后在朱标手里完成迁都的动作。

这样，大明就形成了东南经济、西北政治、东北军事的格局，大明天子坐镇西北，不仅可以通过运河将东南的财赋运往西安供养京师，还可以利用西北的勋贵和军事优势钳制东北的藩王。

最重要的是，即使东北面临威胁，大明都不会太被动，因为，西北有足够的战略纵深，能够保证政治中心的安全。

但皇太子朱标的去世却改变了这一切。朱允炆即位之初，在落地太祖迁都西安的遗志之前，先打了削藩这张牌。由于朱元璋在生前几乎清空了大明有实力的勋贵，加上朱允炆抬高文官地位的做法得罪了剩下的勋贵，所以，即使朱允炆有兵力和经济优势，但在和燕王朱棣对阵的过程中还是输得很彻底，大明切换为朱棣的永乐朝。

朱棣上位之后，对太祖的迁都之策进行了调整，将西安改为北平，因为，北平是他的大本营，能够助力自己坐稳皇位，且能直接掌控抗击北元的东北精锐。

为了将迁都北平的战略进行落地，朱棣分别打了这样几张牌：徙民以充实北平、营建皇宫、巡视北平、疏浚会通河、营建长陵…

事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大明迁都北平就已经成为定局。在迁都北平之后，大明也成为了天子镇守国门的格局。

由此，大明的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高度重合，并利用京杭大运河将东南的财赋输送到北平，形成了皇帝直接掌控边军，经济上依赖东南的格局。

这也没毛病，只要大明有朱棣这样的雄主就行。但朱棣之后大明还能不能维持雄主坐镇的格局就很难说了，因此，为了国都的安全，朱棣就必须密集性北击蒙古，扩大北平的战略纵深。这就是朱棣后来为什么连续北伐蒙古的核心原因，最终还死在了军中。

朱棣之后，大明的防御线进一步内缩，由开平卫、大宁卫，内缩到居庸关、古北口一带。

这就很危险了，北平在没有战略缓冲的情况下很容易被蒙古骑兵兵临城下，而且，大明天子的能力还是断崖式下降的节奏。从这个角度来看，土木堡的悲剧似乎很难避免。

土木堡之变后，大明依然是旧车走老路，在战略纵深上没有多大突破，且内耗越来越严重，这时候，大明天子坐镇北平其实就是坐在火炉上被烤，最终烧死了崇祯皇帝。

可见，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天子守国门的方式能够集中资源对抗外敌，也能让皇帝掌握沿边精锐兵马，但这个模式却极度依赖雄主。如果雄主不能形成接力的话，那就只能不断扩大战略纵深。

但大明后来是两项主要参数都不达标，只能被动灭亡。

所以，就别再鼓吹什么天子守国门了，这个模式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能干的。

后来的清朝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和元朝一样，草原势力反而是保卫他们的外围势力。

这样看的话，天子守国门这张牌只有汉朝打得极好，在雄主在位时就完成了战略空间的外延，强化了国都的安全系数，而且还顺带重击了敌人。

大明呢，反而是被这张牌给连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