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元朝的“四等人”制度，出版于1993年的《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将之定义为“具有浓厚民族歧视与压迫色彩的政策”。
实际上，很多边疆史著作乃至历史教科书当中，基本也都沿用着这一说法。比如在最新的人教版初中历史教科书“元朝的统治”一节，编者们在“知识拓展”一栏中设置了对“四等人制”的介绍：
人教版历史教科书内页
不过话说回来，在《元典章》等档案当中，似乎从未出现过“四等人制”的相关字样。
那么问题来了，“四等人制”真的是后人杜撰的？元朝是否真的像一些人所说的那般“完全没有民族歧视”？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忽必烈在元大都
1）“四等人制”出自何方？
学界普遍认为，国内最早提出“四等人制”这一说法的，当属晚清知名学者屠寄（1856—1921）。
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二十五年期间，屠寄一直在黑龙江担任舆图局总办一职，主要负责修撰《黑龙江舆地图》。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工作经历同时还激发了他研究蒙元史的热情。鉴于此，他大力搜集相关著述，发愤攻治。
辛亥革命前后，沙俄阴谋策动“外蒙古独立”。
有感于边疆危机，从宣统三年（1911）开始，屠寄先后三次将写成的文稿在常州自家刻印，合计54卷。遗憾的是，全书尚未完成，他就于1921年因病离世了。
1934年，四子屠孝宦将已经刊发以及未刊稿本汇总整理后，以《蒙兀儿史记》之名正式出版发行。
资料显示，全书合计28册、160卷，称得上是鸿篇巨制；另据屠寄后人所藏的稿本，尚有已写成的40篇列传未刊入。
值得一提的是，在论及元廷退居漠北的历史事实时，他并未与大多数史学家一样将之归咎于民族压迫：
自秦汉以降，受命而王者数十，亡国易姓覆宗灭祀者比比也，岂独异种之蒙兀儿邪？元有中国百余年而亡，清有中国二百六十余年而亡，诿之曰胡汉异种不相容也，彼朱明者非华族同种耶？何以二百七十余年亦亡也。
一言概之，在屠寄看来，民族压迫固然可以视为元朝退出中原的一个原因，但绝不是最核心的原因。
由此可以猜测，书中出现的“于时大别人类，为四等，曰蒙兀人、曰色母人、曰汉人，曰南人”一句，很可能是出自对文稿进行增补修订的屠孝宦的手笔。
元末农民起义示意图
实际上，“四等人制”这一概念的理论依据，应该追溯至日本东洋史学者箭内亘（1875—1926）。
箭内亘于1901年毕业于东京帝大，师从那珂通世，主攻蒙元史。
1908年，他加入白鸟库吉主持的“满洲地理历史调查室”，并赴东北搜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1925年5月，升任东京帝大教授，但在一年后就病逝了。
箭内亘在对《南村辍耕录》当中“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汉人八种”这一说法进行考证后，于1916年发表《元代社会の三阶级（色目考）》一文，在详细论述了蒙古、色目、汉人在任官、科举以及荫叙、刑法等领域的待遇差异之后，最终给到了“元朝优待色目、冷遇汉人”的“元朝社会三阶论”。
《元代社会の三阶级（色目考）》日文版目录
1935年，倡导“蒙古至上”的历史学家羽田亨（1882—1955）在对箭内亘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后，于1935年正式提出了“四等人制”的观点，即“元朝的社会组织共存在四个阶级，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1938年，中国学者蒙思明（1908—1974）主编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其中第二章标题为“元代法定之种族四级制”，基本确立了“四等人制”的概念。
在完稿于1939年的《国史大纲》一书中，作者钱穆（1895—1990）指出：
（元朝的）政治情态与中国历来传统政治，判然绝异。第一最著者，为其政治上之显分阶级，一切地位不平等。元代依种类分为四种。
一、蒙古。亦称『国人』；
二、色目。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余族．亦称“诸国人”；
三、汉人。即黄河流域之中国人，原受金人统治者；
四、南人。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之中国人，为南宋所统治者
此四阶级在政治上之待遇，显分优劣。汉人、南人不为正官。
《国史大纲》截图
另一位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中也给到了与钱穆相似的意见：
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北方的乱汉，包括契丹、女真）为第三等，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江南人民）为第四等。不同等级的民族，在政治上享有不同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极不平等。
1985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国范在《文史知识》杂志上发表了《元代的四等人制》一文。
他不仅使用了“四等人制”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
同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四等人制”条目叙述，与丁国范的观点大致相同。
鉴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权威性，使得“四等人制”说法几成定论。以至于直至今日，认同这一观点者依然大有人在。
2）对“四等人制”的质疑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末开始，就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四等人制”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与优化意见。
现任教于广岛大学的日本学者船田善之认为，“所谓‘四等人制’，从来就不是元朝统治制度的基础。”
船田善之官网简介
首先，船田善之认为，“色目人”这一说法出自元朝初期，源于汉语“诸色目人”即“各种各样的人”，泛指“蒙古人、汉人、南人以外的人”。
但是，在同一时期的蒙古语或波斯语文献里，几乎找不到相当于“色目人”的词汇或概念。
由此他推断，“色目人”是汉族认知世界的产物，“所谓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人制，是汉族人虚构出来的。”
元朝的贸易经济以及航海技术，在当时也是位居世界前列的
其次，船田善之从“根脚”、“参用”等角度出发，指出地方志上注明的民族或部族当中，并未出现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种简单划分。
在他看来，所谓“元朝高级官吏多由蒙古、色目人充当”的事实，本质上是元朝统治阶层重视“根脚”的反映，并不是基于民族领域的“四等人制”；汉人与色目人“参用”的用人原则，也不是单纯地为了牵制和压迫汉人和南人。
另一位日本学者杉山正明（1952—2022）也对“四等人制”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在《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指出，
在统治阶层——蒙古人以外，并未特别设置身份差别或阶级制度。所以，元朝社会四阶级几乎是一个极端误解。实际上，元朝几乎未对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的差异有过什么限制。
对于“色目人是汉族认知世界的产物”这一观点，北大的张帆教授给出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这个对应词汇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在现存的“蒙文直译体”文书当中，“色目”一词就曾多次出现，这就意味着，“蒙古文原稿中一定有一个对应的词汇”。
与此同时，他对“四等人制”的概念进行了修正，进而提出了“四圈人制”的说法，并给出了两个解释。
首先，不应当称之为“制”。原因很简单，“制”容易被理解为一项正规的制度，然而元朝并未对此没有做出系统规定，只有一些因具体事例颁布的政策而已。
进攻襄阳的“回回炮”
其次，“四等人”的说法其实也不太准确。“等”字的出现，容易让人联想到印度的种姓制度，“四等人”一次让人感觉到的是高低上下的等级差别。
现实情况是，元朝实际状况其实是核心与边缘的内外差别，所谓“内北国而外中国”以及“内北人而外南人”等说法，反映的就是这种核心与边缘的差别。
最终，他得出结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圈层式结构。与其概括为“四等人制”，不如“四圈人制”更恰当一些。
在元朝，可以看到很多“异样”的面孔
3）不容忽视的“厚此薄彼
实际上，历代中原王朝都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歧视”。只不过在绝大多数时间段，居于边疆的少数民族是被歧视的对象。
比如一直对外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唐太宗李世民，制定的民族政策同样带有浓郁的歧视色彩。
根据《册府元龟》中的记载：
贞观二十年（646）十二月戊寅，铁勒、回纥俟利发等诸姓并诣阙朝见，帝谓之曰：“汝来归我，领得安存，犹如鼠之得窟，鱼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 纵令不能容受，我必为汝大作窟，深作水，以容受汝等。”
又云：“苍蝇之飞不过一二尺，及附骥尾日行千里，何以致然？为所托处远。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还如骥之受蝇，随其远近，不劳蝇身自然远去。”
李世民上述言论所体现的观念，很难说没有对边疆民族歧视的意思，与“爱之如一”的观念形成了一定反差。
鉴于此，我们也要冷静地意识到，元朝的统治者们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在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文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厚此薄彼”心态。
只不过，因为“被统治者”是数量庞大的汉族人众，因此更容易引发各界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热议。
结合史料看，在任用掌管兵权或钱谷的官员时，元廷一直都恪守着“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北方汉人）”的规定；在中央或地方官的任用上，一直讲究“其长则蒙古人为之，汉人、南人贰焉。”
元大都遗址公园
纵观整个元朝，出任过左、右丞相的汉族官员，只有忽必烈时的史天泽（1202—1275）和元顺帝时期的贺惟一（1301—1363）二人；至于手握实权的知枢密院事与同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的副手），终元一朝，无一汉族官员担任。
值得一提的是，至正六年（1346），元顺帝欲敕封贺惟一为御史大夫。但是，按照当时的基本法，“台端非国姓不以授，太平（贺惟一）因辞，诏特赐（蒙古）姓而改其名。”
也就是说，贺惟一有了“钦赐”的蒙古姓名以后，才具备了就任御史大夫的权限。
另外，路、府、州、县等不同级别的地方管理机构，均设有“唯蒙古人、色目人”才能担任的最高行政长官达鲁花赤。
元廷曾三令五申，“严禁女直（女真）人、契丹人、汉人、南人充任达鲁花赤。”。
大德八年（1304），元廷曾要求“诸王、验马所分郡邑，达鲁花赤唯用蒙古人，三年依例迁代，其汉人、女直、契丹名为蒙古者皆罢之。”
至大二年（1309），元廷再度发出提醒，“各投下多是汉儿、契丹、女真做蒙古人的名字充达鲁花赤，今后委付蒙古者，若无呵，于有根脚色目人内选用”。
延祷三年（1316），元廷更是放下狠话，“有姓汉儿达鲁花赤追夺宣救，永不叙用”。
在民事法令条文当中，也同样存在着很多带有“厚此薄彼”倾向的条例。
比如蒙古人、色目人在与汉人和南人发生冲突以后，前者即使犯了罪，也能得到明文保护；反观汉人和南人，即便是最基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无法得到充足保障。
从至元九年（1272）以后，元廷颁布了多条“禁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
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蒙古人砍伤他人奴，知罪愿休和者听；蒙古人打死汉人，杖五十七下，征烧埋银；汉人殴死蒙古人，不仅要被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官方给到的判决为何如此厚此薄彼？对此，官方居然给出了“因争及乘醉”的开脱理由。
此外，元朝法律还规定：“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附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
简言之，蒙古官员们即便犯了法，也只能由蒙古官吏负责断罪、行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重罪轻判的结果。
4）尾声
最后想说的是，纵观历代少数民族王朝当中，元朝的民族歧视现象还是比较厉害的。虽然“四等人制”的提法有问题，但要是就此说这个概念完全是胡编的，甚至说元朝没有民族歧视，肯定不是客观事实。
不过话说回来，元朝的法律虽然为蒙古、色目人规定了许多特权，但是真正钻法律空子到处横行的，主要是蒙古和色目贵族阶层。
作为对此，广大蒙古、色目劳动人民与汉族民众一样，长时间过着备受压迫的生活。
元朝主题壁画
比如在《通制条格》与《元典章》当中，贫苦的蒙古认定被贩卖到异乡与海外为奴的案例不在少数。
实际上，早在元朝初期，就出现了被当作商品，从泉州港贩卖到“回回田地里”或“忻都（印度）田地里”去的人口贩卖案件。不仅如此，元朝境内甚至发生过多起“回回、汉人、南人贩卖蒙古贫苦妇女和儿童”的恶性案件。
为了有效遏制这一行为，元廷于大德七年（1303）下令，凡是将蒙古认定贩卖到番邦的人众，将会被严加治罪；市舶司一旦发现上述情况，务必在第一时间将涉案人员拘留并“发付所在官司解省”。
从图片判断，被贩卖的大概率是边疆地区的儿童
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所谓的“民族矛盾”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反倒是“阶级矛盾”一直贯穿始终。
这就意味着，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元朝“四等人”政策的历史作用，不仅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