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明成祖朱棣戎马一生，为什么谥号却是“文”？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之一，以血腥内战夺得帝位、并屡次御驾亲征的明成祖朱棣，其谥号居然为“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在朝野之中被明人称为“太宗文皇帝”。朱棣之所以能得到这一看起来与其人设不太相称的谥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下令编纂了一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朱棣以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给予支持，集全国之力，完成这次对中华文化的全方位总结，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么，朱棣为何对修这么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书有如此大的执念？宁愿不惜代价，投入不可估量的成本。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登基后始终存在的统治合法性危机。这一切，还要从他是怎么登上皇位开始说起。

不光彩的皇位之路

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奇一生，是从江淮地区的小农开始的，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底色，正因如此，他最重视家庭与亲戚关系。朱元璋对那些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功臣百般猜忌，通过兴起胡惟庸案、蓝玉案之类的大案，将他们尽行诛杀，但对自己的儿子却是一万个放心。立国不久后，朱元璋就把儿子们都封为亲王，派往各地封国，虽然他们没有行政权，却握有军权，特别是北方沿边的几个年龄较长的王相当于战区司令，个个亲统大军、公侯以下悉听节制。封在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就是其中的一位。

日后的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出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此时朱元璋还只是集庆（今南京）附近地区的一个军阀，被强敌陈友谅和张士诚左右夹击，离九五之尊的地位还很遥远。自然也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在战火中诞生的襁褓婴儿，日后又在战火中登上皇位。由于年纪较长，朱棣作为塞王之一，被封到前大元帝国的首都——北平，负责今河北地区的防务，确实是较受重视。这里直面蒙古威胁，其所属军队也多百战之师。早在洪武后期的金戈铁马中，他就已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若说朱元璋还能游刃有余地操纵这些权势惊人的藩王们，可皇太孙朱允炆登基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且不说他非常担忧自己镇不住这些叔叔们，接受正统儒家教育的朱允炆意在文治，在方孝孺等亲信的辅佐下，很想大刀阔斧地改变爷爷朱元璋所建立的开国体制。那么，那些手握重兵的藩王叔叔们，就成了最大的阻碍。建文帝朱允炆亲政的第一要务，就是削藩，这个过程并不平静，伴随着皇室内斗固有的严酷，最终周、齐、岷等王，或废或囚。

作为塞王之一，兵多将广的燕王朱棣，更是建文君臣的眼中钉、肉中刺。朱允炆已经开始暗中动手，朱棣的大批军队得到调令，北平三司也是来监视朱棣的耳目。眼看山穷水尽，不如先下手为强，更何况他朱棣不服这个文弱的侄子。建文元年（1399）夏，朱棣在北平起兵，随即控制了北平附近区域，靖难之役爆发了。

靖难之役持续4年，从实力对比来说，朱棣（燕军）与朱允炆（南军）相当悬殊，燕军不仅兵力远少于南军，而且朱棣的地盘狭小，长期只能控制北平布政使司的几个府（相当于冀中南地区）。

但朱棣在军事上有自己的优势，他本人极富军事才能，用兵棋高一筹，燕军又为久经战阵的边军，战斗力非南军可比，而且他还用计夺取了同是塞王的弟弟宁王的精锐蒙古骑兵，使得燕军具备极强的机动性。反观南军虽多，但朱允炆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又喜欢微操指挥，朝廷的统筹指挥很成问题，南军虽不乏盛庸、平安这样的杰出将领，也曾经有过东昌大捷这样的胜绩，但仍屡屡败于燕军。

建文四年（1402），朱棣抛弃之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消耗战，而是兵贵神速，绕过屡攻不克的重镇济南，直接奇袭南直隶。燕军铁骑飞速渡江，兵临南京城下，百官作鸟兽散，南京投降。朱棣九死一生，终于登上那本不属于他的皇位。

然而朱棣把侄子赶下皇位，却赶不走侄子的幽灵，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朱允炆的噩梦将会伴随他的余生。以下我们将要提到的两点，将和《永乐大典》的编纂有着莫大的关系。

篡位者的梦魇

建文帝去哪儿了？这是朱棣直到死都深受困扰的噩梦，甚至一直到今天，人们都在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按正史记载，朱允炆在听闻朱棣破城后自焚而死，朱棣以礼厚葬了朱允炆。但事实上，朱棣进入宫中，看到的只是焦尸而已，谁都说不清那是不是朱允炆。朱棣对外必须咬定朱允炆已死，否则这个皇位就无法名正言顺地继承，那就成了明目张胆的篡夺。然而，连他自己本人都不相信朱允炆已死，否则就不必派遣胡濙在外调查20年。综合各种史料，今日的历史学家基本达成共识：朱允炆没有死，而是逃出生天隐姓埋名。

朱允炆未死的传言，从永乐起就已流行开来，进而贯穿整个明代。明代中后期的大学者，从王世贞到钱谦益，都认为建文帝未死，张居正还曾向万历皇帝讲述朱允炆逃亡西南的故事。明初的史料到今天十不存一，明人如钱谦益能掌握的一手资料比我们丰富得多，这些明代大家都一口咬定，恐非空穴来风。再加上朱允炆消失时，玉玺也一同失踪，这就更为可疑。就如今日所传下的史料，分析之后，都丝毫不能得出朱允炆已死的结论。

那么逃，又能逃到哪里去？这也是今日历史学者争论的焦点。传言指向西南最多，认为朱允炆跑去了云南、巴蜀或广西，但对于他做了什么，各种传言版本却高度一致——在庙里当和尚。此外，全国各地甚至是南京眼皮子底下的江浙，都有建文帝归隐于此的传言。后世为争夺朱允炆在哪里避难的笔墨官司层出不穷，但对于他究竟去了哪里，实际上不可能考证清楚，也没有必要深究。关键是，我们要从如此层出不穷的朱允炆逃亡的传说中看出人心所向，正是施行文治和宽仁的朱允炆深得民心，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历代明人才会不断制造其传说，这其中隐含的是对朱棣暴力篡夺皇位与统治的不满，是其合法性不足的深刻写照。

所以刚刚登上皇位的朱棣，面对的是一大批拒绝合作的文臣。他的方法也很简单：杀杀杀。

但人是杀不完的，朱棣也明白自己缺乏统治合法性，所以他的应对举措是——我要做得更好，比我爹还要好，我要让你们看到，只有在我的带领下，大明帝国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永乐大帝的文治武功

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朱棣兢兢业业，与同样立足高远的其父朱元璋比起来，甚至更具开阔进取之心，敢于策划大手笔，办成了明代其他皇帝都没有、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大事——北平蒙古、南定安南、重开运河、编纂大典、舰队航海、万国来朝。正因如此，朱棣被尊称为“永乐大帝”。

朱棣把家里的事情解决了，可邻居却又来捣乱了。永乐初年，大明帝国的边境并不安定。南边有安南挑衅，北边有蒙古袭扰。作为军事天才，朱棣是不可能放弃横刀立马的，他巴不得让战争来得更猛烈些。永乐时期，明朝发动两次规模巨大的对外战争——五征蒙古与南灭安南。

南灭安南，朱棣并未直接指挥。曾经是我国一部分的安南，在朱棣登基不久后发生政变，胡朝取代陈朝。按理说，这是安南的私事，本与明朝无干，但安南是大明正儿八经的藩属国，不能不知会宗主国就随便造次，王位继承是要得到明廷承认的。这种篡位之举严重违背儒家政治观念，明廷当然不予承认，惊惧之下，胡朝道歉求饶，并同意明军护送陈朝后裔回国复位。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圈套，复国军居然被安南军队袭击，连明使节都随之被害。朱棣被彻底激怒，随即组织大军全力攻伐安南。安南能这样猖狂，归根结底是因为当年曾经抵抗住了蒙古铁骑，所以自信过度。但此时的明军仍然处于神挡杀神的境界之中，在名帅张辅的指挥下，明军不到一年时间便平定安南，俘虏了胡朝国主。朱棣也不再打算扶持什么新王朝，索性直接把安南全境改为了交趾布政使司，设立府州县，使安南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蒙古是朱棣的老对手，也是朱棣磨砺战争艺术的老师。此时北元不复存在，蒙古分裂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部的地盘是明朝之前的大宁都司辖区，对明朝还比较听话，没惹出什么乱子。瓦剌、鞑靼却经常袭扰边境。第一次北征，朱棣没有亲自出马，但全军遭遇了胪朐河惨败，可以说是丢尽大明军队的脸。不喜欢日常政务、只喜欢舞刀弄枪的朱棣找到了发光发热的新动力，自此之后，他先后四次御驾亲征蒙古，不管瓦剌还是鞑靼，谁不听话就是一顿爆捶，打得蒙古各部只能落荒而逃。此时的明军特别是京军三大营在朱棣的锤炼下，也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不将任何对手放在眼里。一直到正统前期，明北边都没有太大的威胁，这无疑是朱棣横扫草原的功绩。朱棣如此频繁的亲征，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帝王中是少有的，他如此痴迷于打击蒙古，归根结底是想将蒙古高原纳入大明帝国的外交秩序之下，彻底解决华夷之争，使自己能比肩汉武唐宗，立足于中国古代帝王的顶峰。

朱棣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屡次出征，离不开大运河的重新开通，这也是永乐大帝带给中国最重要的影响之一。龙兴北方的朱棣不喜欢南京的风土，从登基的第一天起就盘算着早日回到朝思暮想的北京，不过北京毕竟没有宏大的宫殿，必须等宫殿竣工，才能一锤定音。到永乐十九年（1421），随着今日故宫的彻底竣工，朱棣正式宣布迁都北京。但北京附近农业并不算发达，供养不起上百万人口的消费，需要从南方源源不断输送粮食北上。

正是为此，朱棣重新疏浚了已被淤废的元代会通河，他令工部尚书宋礼主持，经历艰辛的工程，解决了运河山东段的巨大水利障碍，京杭大运河随之全线贯通。大运河自此一通，一直到晚清，始终都是贯通全国南北最重要的交通线路，对于已经分裂多个世纪的中国南北的融合、对全国市场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内的大运河上，千帆驰过，络绎不绝，但海上也都是明帝国的巨舰。如果说明朝276年间有什么事情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最为闪耀，那郑和下西洋一定能列名于中。但要知道，没有朱棣倾其所能地热切支持，如此庞大的航海活动不可能实现。永乐大帝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创举，恐怕是令郑和下西洋，扬国威于万里。但他如此倾心支持烧钱的航海事业，原因也正是为争取合法性。

朱元璋为明代的外交创立了一套独特的体制——朝贡体制，他规定明朝只与明确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进行外交与贸易，并且来华需要经过烦琐严格的程序，所携的货物船只也受到严格限制。这套机制并不考虑大规模的贸易盈利，而是纯粹为了建立一套井然的国际秩序，凸显明朝天下之主的地位。但是朱元璋本人并不热衷于对外扩张势力，洪武时期缔结朝贡关系的国家极为有限。

朱棣却不然，看着来贸易的国家就这么几个，他非常不满，于是派遣太监郑和率巨型舰队，在20年内七下南海和印度洋出巡，这就是名垂千古的郑和下西洋。原因有二：一是为寻找可能逃亡至境外的建文帝；二是为从根本上缔造天下之主的局面——各种犄角旮旯的小国家都来拜我朱棣了，说明我才是天命所在的杰出帝王，你们还有什么不服的？

郑和舰队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其中的旗舰“宝船”一艘可坐上千人，远望如山一般，整个舰队有近3万将士与之随行，比今日航母舰队出巡还要有威慑力。但除去收拾自不量力的海盗和平息个别国家的战乱外，郑和舰队是一支和平之师，携带着大量货物，一路上以缔结外交关系和贸易为主。每到一国，郑和就和当地统治者友好会面，宣扬国威，邀请他们加入朝贡体系。正是有赖于郑和的不辞劳苦，东南亚、南亚的大量国家被纳入明朝朝贡体系之中，不少国家的国君亲自来到中国朝拜。宫廷里的各国使节络绎不绝，朱棣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这可是实实在在实现了自己策划航海的目的，所以更要不断地倾力支持下一次航海。

郑和下西洋实在是世界航海史和外交史上的壮举，但七次远航所消耗的经济储备也非常严重，不说制造船只和后勤的巨大开销，由于下西洋的目的是为发展贸易国而非赚钱，实际上朝贡贸易也是赚少赔多，这样的壮举之所以能最终实现，离不开朱棣的全力支持，但其他皇帝就未必有这样的心力。更重要的是，朱棣是一个真正具有天下之主雄心抱负的皇帝。在他看来，明朝不应仅仅居于东亚，而该是世界之主，他的各式对外开拓之举，都是为能让自己实实在在地成为华夷秩序的独尊统治者。

修《永乐大典》的根本原因

以上壮举，每一件拿出来，都足以彪炳史册，但这些真的就能赢得士大夫的心吗？恐怕不然，只有行为举止符合儒家伦理规范，才能堵住悠悠之口。可朱棣本身就有谋逆之举，大家是不会心服口服的。这些士大夫如果不跟自己同心同德，三天两头有人写书骂人，自己的合法性根本禁不住这样的冲击。那怎么办呢？朱棣想出的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就是修书。

《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12月下封面《永乐时代：篡位者的盛世图景》，全景式再现永乐皇帝从登上皇位到开拓治世的文治武功

对朱棣来说，修《永乐大典》绝不是心血来潮，或者是因为自己有多么钟爱文化，而是有着十分明确的现实意义。对他而言，能修这么一部书，可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总结起来，可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粉饰太平。自古以来，以国家力量修成大部头典籍，都是国力强盛、文教昌明的标志。想要修书，需要充足的财政支持，丰富的人力资源，良好的行政运转和繁荣的文化环境，金戈铁马的乱世或是昏君在位的衰世，自然不会顾得上修书，能修得成大书，本身就是国力的重要体现。朱棣想要追寻他的大帝梦，想要营造歌舞升平的社会气象，能修成《永乐大典》就绝不只是锦上添花了，而是建设永乐盛世的核心举措之一。

二是抓住士大夫的心。中华文明极重传承，而传承的主要载体，正是典籍。朱棣愿意以国家力量修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将世上现存的文献都保存下来，即使是再痛恨朱棣的士人，也得承认这是一件对文化极有裨益的大好事，也再难说三道四。这是一项非常能收服士大夫之心的举措。

三是给读书人找事干，让他们没空找自己的麻烦。在朱棣刚刚继位的那两年，士人阶层对他的敌意是非常明显的，何况建文帝还下落不明，搞不好哪天就有人举起反旗，振臂一呼。但如果能做些事情，把全国大量士人都集中起来，达成“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效果，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四是实现朱元璋未完成的心愿，提高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修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这个念头，并不是朱棣首创，朱元璋在位时，曾想要编一部《类要》。但很快朱元璋就去世了，人亡政息，当然没人再提这事。建文在位的四年，向内忙于体制改革，向外和燕军打仗，根本没有闲暇去想编书的事情。朱棣在位后，就想拿此大做文章，以此来证明建文帝是多么不拿太祖的话当回事，自己又是多么孝顺，把朱元璋的话一概放在心上。

五是追寻建文帝的下落。在参与修撰《永乐大典》的群体中，有一类人非常醒目——僧道。因为建文帝逃亡，变换身份为僧人的传闻天下皆知，朱棣自然也知道。而建文帝朱允炆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有着相当高的文化水平。那么通过编修《永乐大典》一事，召集有文化的僧人，并加以暗中筛查，也就成了朱棣不言自明的妙计。只是这个计策并没收到什么实效，他并没有从参与编纂的僧人中找到建文帝的下落。

设想，朱棣若是明太祖钦定的、毫无异议的接班人，那么是否会有《永乐大典》，也就难说了。历史的魅力也正在于此，看似简单的事情背后，都有数不清的暗流涌动。不过，朱棣的确完成了他的目的，《永乐大典》不仅成了永乐盛世，也成了中华文明史上绕不开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