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世人皆以成败论英雄，只关注伟人的丰功伟绩，却忽略了他们其他伟大的地方。
秦始皇一统天下，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奠定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基础，煌煌伟业确实如悬天日月，光照万古。
但这些就是祖龙的全部光芒吗？
不得不说，秦的二世而亡掩盖了秦始皇太多的伟大，让他很多了不起的地方为人们所忽略。
他的很多施政纲领还有治国理念，如‘理性标准化’，‘法律至上’，将政治学和神学分开，这些思想在欧洲直到2000年后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才出现。
不夸张的讲，作为一名世界级的大帝，如果嬴政的很多理念能够得到继承和发扬，那么历史将会是另一副模样，甚至人类都有可能提前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
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秦始皇为人们所忽略的伟大之一：不以古非今。
什么叫“以古非今”？为什么要谈“以古非今”呢？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后世2000多年。
什么叫以古非今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存在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种是认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社会是发展的，科技是进步的，今天总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祖制难违，一切永远是老祖宗的东西最好，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心越来越坏，社会越来越糟糕，只有遵循祖先的道德和制度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社会上出现的一切负面的东西，都是因为没有听老祖宗的话，没有按老祖宗的规矩去办事才产生的，这就是‘以古非今’。
在先秦时代，这两种思想激烈的碰撞，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儒墨两家和法家之争。
从春秋时代开始，整个社会就逐渐的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如齐桓公想吃婴儿，文姜和国君哥哥不伦恋，国君绿大臣，大臣杀国君，诸如此类的丑事层出不穷。
人性越来越恶，社会也越来越动荡，到了春秋末期，更是直接发生了三家分晋的事情。
眼瞅着人们办事越来越没节操，儒家和墨家就试图改变这种糟糕的现状。
他们树立了“尧舜禹汤”等贤君作为道德楷模，呼吁大家重建底线思维，遵循伦理纲常，坚守道德。
不得不说，这两家的本心是好的，高尚的，但它们采用的方式是追求复古。
尤其是儒家，反复强调古代的一切都是好的，现在的一切都是差的，痛哭流涕的呐喊还原夏商周的‘三代之治’。
法家的思想则是一个反，他们认为社会发展是必然，应该‘法与时移’且‘法与时宜’。根据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社会、人口、经济、环境的不同，不断的改进管理措施，让法律与现实时刻保持适宜。
这种思维模式，跟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中，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文中的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
法家认为，尧舜禹汤的时代社会多少人？现在又是多少人呢？很多东西不能生搬硬套，管理手段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及时做出调整。
人们贪图利益那是天性，既然是天性，就该理性的去正视它，采取相应的法律进行管理和约束，通过激励和惩罚，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
如果只是一味的强调古代社会如何如何的好，那不是愚蠢就是在搞诈骗活动。
因为孔子和墨子都宣称自己得了尧舜的真传，但他们之间又相互矛盾，到底谁说的是真话？尧舜又不能复活过来给他们做鉴别。
儒家宣称的殷周之礼到了政哥时代已经过去了700年，墨家宣称的虞夏之德到了政哥时代更是已经过去了2000年，这事更无从考证了。
法家极其强调客观真实，没有得到验证的东西就拿来骗人，那是百害无一利的，应该就事论事的根据当下情况解决问题！
儒家的‘以古非今’，和法家的‘法与时宜’相互博弈斗争，伴随着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对后世都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那到底哪个更正确？哪个又能被继承下来呢？
‘以古非今’VS‘法与时宜’
‘以古非今’和‘法与时宜’的拳击赛，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了也没有结束，直到‘焚书坑儒’后才打完了第一回合。
而‘焚书坑儒’，也成了后世诟病秦始皇的重大槽点之一。
那么这个槽点到底是不是秦始皇的错呢？我们要先弄清楚他烧的是什么书？坑的是什么‘儒’？
首先秦始皇烧的书，旨在扫除一切“非愚即诬”的书籍。
什么叫愚？什么叫诬呢？
韩非子在《显学》中说的很清楚：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
意思是：没有验证就相信别人的话，那是蠢人，自己不能确信还拿来当依据，那就是在骗人！
要说一个人愚蠢，那是无心的，属于自然灾害，但“诬”，睁眼说瞎话，那就是存心的诈骗了。
儒家靠满脑子的冥想，编造出尧舜先王的故事来发泄，抱怨当下，说社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是老祖宗的原始社会好，奴隶社会好，从来也不说眼下现实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他们每天著书立传，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懒惰狡诈，以耳为目，避重就轻，满嘴的“先王之语”，“圣人之法”，说的虽然头头是道，但一遇见现实问题就逃避。
所以，秦始皇的焚书，就是要烧掉那些毫无历史根据的愚诬之言。
现代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孔子对殷商时代大规模的人祭人殉活动并不知情。如果他知道他所崇拜的‘先王’们，动不动就杀几百上千个奴隶求雨，占卜，贿赂神灵，毫无所谓的仁爱之心，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感想？
法家讲究客观事实，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视和稀泥，瞎编乱造为颠覆系统安全的洪水猛兽，那么烧掉那些愚诬之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焚书之举虽然确实有些用力过猛，起到了一定的负作用。在销毁‘非愚即诬’的传销语录的同时，也把‘私学’也给取消了，让天下读书人失去了批判政治的权力。但总体而言，绝不是后世抹黑的那么罪大恶极。
再来说说坑儒，秦始皇坑的儒，并不是真正的儒生，而是搞诈骗活动的方士，还有一些做的太过分的传销头子。
其实秦始皇对儒家的看法，并不像后世描绘的那样残暴无情。
他是法家不假，但作为一个帝王，秦始皇用人独具魅力，强调‘人尽其才’。对于儒家中坚守底线的精神，还有仁爱之心也是积极肯定的。
不然，他不会在泰山封禅的时候还带着70个儒生，更不可能给自己长子扶苏安排的老师是名大儒。
秦始皇的治国理念，实际上是想集百家之长，去其糟粕，汲取合理有用的成分，打造出一个完美永恒的帝国。
焚书坑儒之举，让‘以古非今’的势头得到了遏制，法家赢了第一回合。
但随着秦始皇的突然离世，秦帝国在胡亥的败坏下迅速灭亡，到了汉朝，儒家思想又卷土重来。
特别是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搞天人感应，“不师今而学古”，直接影响了此后的2000多年。
儒家思想作为主导，关系到的并不只是谁得势的问题，而是直接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
从两汉到明清，饱学鸿儒们皆以没有客观验证的圣人之法，尧舜之言作为行为标准。
一提到美好的‘三代之治’，宛如极乐世界，恨不得立刻戴着尧舜的草帽，披着禹汤的蓑衣，拿着文王的破碗，杵着周公的拐棍儿……然后痛苦流涕，感慨万千，说人心不古，世道不明，再也回不到那个美好的时代了。
而全天下的知识分子们，每天刻苦钻研的也是尧舜怎么唠嗑的？禹汤怎么穿衣服的？周文王怎么教育小媳妇的？而这些东西还都是以讹传讹，想象出来的，连最起码的考古价值也不具备。
最终这些‘圣人行为学’的科研成果也没能挡住洋人的坚船利炮，更没能换来法西斯的仁慈。
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虽然也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积极思想，但总体上‘以古非今’的思维并没有改变，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种思想氛围的影响下，严重禁锢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还可能开历史的倒车，等同于逆练武功。
比如明朝的建文帝在大儒方孝孺的劝诫下，刻苦研究三代之治，准备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搞的民怨沸腾，老百姓对他大有意见。
而井田制在远古时期到底是否真的存在过？有没有可操作性？在当今学术界仍然是个争议很大的话题。
大家看到了么？时间轴都已经到了明清时期了，‘以古非今’还在毒害着包括帝王在内的人，朱允炆也在没有得到任何验证的愚诬之言的忽悠下丢了江山。
从这个反面的例子，我们就能看出秦始皇的治国理念有多么的伟大，是否应该值得我们认真的反思。
虽然说，历史已经是既定事实，无法假如，但历史学科的最大魅力，恰恰就是假如！
光记是没有意义的，记吃不记打，永远不会吸取教训。
我们试想一下，不谈秦帝国是否灭亡，如果嬴政‘不以古害今’‘与时俱进’的治国理念能够继承下来，那么历史将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走向。
最起码国运修炼的方向是对的，甚至可能直接影响人类的发展史。
我们只看到了嬴政的伟大功绩，实际上他没来得及转化为成果的伟大，可能更令我们无法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