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曾历尽沧桑。回首往事,我喝过无数佳酿,写过海量诗歌,干过数不清的荒唐事……
公元701年,我出生在碎叶,这个城市和龟兹、疏勒、于阗并称为安西四镇。地理位置在如今的吉尔吉斯坦托克马克市,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商业城市,聚集着来自各国的商人,唐僧取经时曾经路过这个城市。按现在说法,我也许算海外华人。
父亲见我生的白,给我起名李白,小名白白,堂兄弟中,我排名十二,江湖人称“李十二”。出于面子问题,我后来向大家解释,出生前一晚,妈妈梦见了太白金星,所以我就成了李太白。妈妈是少数民族,所以我的长相有点混血特征,“私生饭”魏颢形容我“眸子炯然,哆如饿虎”。
我出生那年,武则天从洛阳移驾长安,将年号改为长安。政治于我老爸来言,是遥远的桌边故事。他是生意人,在丝绸之路上经营谷物、葡萄酒和生活用品。父亲自称李客,听起来就不像真名。不过,我喜欢这个名字,大文豪谢灵运的小名就是谢客,他是我的偶像。
在父亲眼里,搞钱是第一位的,在利益驱动下他可以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生意最好的地方去。5岁时,老爸把家搬到四川,一个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富庶省份。老爸赚了很多钱,觉得此地民风淳朴,适合做长久生意。老妈则认为蜀地湿润温暖,适合皮肤保养。于是,我们就在江油定居下来。
父亲自认是风雅之人,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因为常年经商,被朋友们嘲笑为附庸风雅。从扩大家族影响力和“资产配置”角度,他让我们兄弟几个从事不同的行业。我恰好被他从几个子女中选中来读书,希望能弥补他的缺憾。在父亲督促下,我“五岁颂六甲,十岁观百家”,琴、棋、书、画、诗、酒、花,各门功课都有所得。
懂事起,我就进入了“鸡娃”模式,父亲给我报了很多辅导班。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我已经记不清有哪些老师教过我了。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青年时代的导师赵蕤老师。赵老师有着四川人特有的侠气和义气,强调学问必须经世致用才行,他尤其擅长王霸之学和纵横之术。从他那儿,我对苏秦、管仲、诸葛亮有了很深入的了解,暗自下决心,他日若逢明主,一定要像先贤们一样“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身为学霸,我有一个隐秘的烦恼。因为父亲是商人,家庭成分不好,所以,我不能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这让我很苦恼。我和招考官员解释说我其实是飞将军李广后裔,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还是拿不到准考证。实际上,我的家庭成分比商人复杂得多。所以,对我来说,通过考试成为公务员的路已堵死。剩下的办法就是去“干谒”,去认识一些达官贵人,获得向皇帝推荐的机会。通常的做法是“行卷”,把自己得意的作品呈交给官员,如果对方欣赏的话,就有机会入仕了。
我喜欢月亮,对着月亮的李白是一个思想者。我和月亮有缘分,写过无数关于月亮的诗歌。我有个叫“月圆”的妹妹,大儿子伯禽的小名唤作“明月奴”。我承认,写诗就是靠天赋,这惹得小阿弟杜甫恭维我 “白也诗无敌”。
杜小弟家世好,诗也好,我俩一见如故,关系很铁,虽没有一起扛过枪,但一起同过床。只是我们的文学观点相左,他认为诗歌要不断打磨才能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相信诗歌要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人民生活和社会现实是诗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而我更愿意相信诗歌应该挥洒自如、直抒胸臆,对我来说,诗歌就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
天宝三年,我和杜甫,还有高适,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的生活。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我们高谈阔论,赋诗饮酒,相互揶揄又相互激励,相约“苟富贵,勿相忘”。
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国家元首带头写诗,诗人们很吃香,酒有得喝,饭有得吃,浪漫点的,也可以用来俘虏胡姬的爱情。明星诗人,走到哪都有朋友,走到哪都有粉丝。我的诗名本来就大,加之我英气逼人,有仙风道骨之仪,风流雅逸之表,算是个腕,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诗人都以认识我为荣。
贺知章就是其中一位,我第一次去长安的时候认识了老贺。他对我的诗欣赏不已。老贺读到《蜀道难》时,夸张地称我为“谪仙人”,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贺老师委婉地认为李白不接地气。
老贺为人旷达不羁,重感情讲义气。一次喝酒,因为没有带现金,竟将自己身份的象征“金龟”摘下来换酒钱,真是个可爱的老头。拜老贺夸奖,我有了 “诗仙”绰号。贺老师是很好的酒友,没有丝毫官架子。他是高官,我也希望老贺能在皇帝面前推荐个一官半职。
只靠老贺不保险,我还得走走其他路子。曾经的我也混过道家圈子,因为皇帝以道家思想治国,崇尚道教成为了一种时尚。这个圈子牛人太多,贺知章、皇帝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女儿都是圈内人,和他们混在一起,我身上也深深打上了求仙问道的烙印。
我的好朋友元丹丘就是道士,他的师叔吴筠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叫持盈道长的人,她就是当今皇帝的胞妹玉真公主,围绕她的周围,有一个名流云集的文化沙龙,张说、王维、高适都是沙龙常客,他们组成了“公主的客厅”。
据说,王维就是靠玉真公主的关系一举成为京兆府解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三观不合或者是玉真公主的缘故,我和王维总是混不熟,虽然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好友。对了,年轻时,我也曾开心地给公主写了两首小诗:《玉真仙人词》和《怀仙歌》。
说来大家都不信,我内心深处崇仰两样东西,天上的月亮和人间的功名。朋友们常劝我,“卿本诗人,奈何爱官”。其实,他们不了解我,我一向认为自己首先是像苏秦、张仪那样安邦定国的政治家,然后才是“醉圣”和“诗仙”。这一点我和喜欢隐居的赵蕤老师有点不一样,同样的任侠有气、博学韬衿,但我还是想出将入相,大展宏图。我相信,成功才是认知变现的终点。
同居的不算,我正式娶过两任太太:一个是前宰相的孙女,另一个也是前宰相的孙女。在唐朝,有两件事可以用来评价一个人:娶名门女,做清望官。
41岁那年。在老贺和玉真公主等人的推动运作下,皇帝召见了我。知道消息当晚,我很激动,整夜辗转反侧,想着如何在皇上面前纵论国是、指点江山,时而觉得自己是鲁仲连,时而觉得自己是诸葛亮。
走在长安的大街上,一样的是风景,不一样的是心情和故事。我不再是无所事事的的京飘一族,不禁认真打量起这个城市来:“紫阁连终南,青冥天倪色。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渭水银河清,横天流不息”。
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她是大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年轻人逐梦的帝都,日本人、新罗人、胡人随处可见,都城内外的名胜永远摩肩接踵。尤其是曲江边上,紫云楼、杏园、慈恩寺,景点连着景点,花卉环州,烟水明媚,游人如织。
皇帝爱才,热情招待了我。对我说,“虽然你只是一介平民,但我听说你已经很久了” ,这让我非常受用,一股暖流不由涌上心头。和皇帝喝酒让我既紧张又激动,很快就醉意盎然,灵感也随着酒劲不断撞击着脑袋,让我思如泉涌,意似飘风,在酒席上或笑或吟,独占鳌头。
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温馨的细节,皇帝轻手用调羹给我的晚里舀了勺蛋汤。倏忽的感动像冬日的暖阳一样熨到心坎,让我舒畅无比。我甚至借着酒意大声吟诵:“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那日,黄历上写着“宜赴任、祈福、纳财”。
皇帝认可我的才华,我和吴筠一起在翰林院待诏,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些画家、道士、医生等等,虽然不是正式编制,但离皇帝越来越近了。
应皇帝之邀,我又兴致勃勃去了几次皇宫。每去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赋,每赋必有佳作。“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宴”。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的高光时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又开始失望。喝酒和写诗只是我的副业,我的目的是封将拜相经世济民,然后潇洒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当然,我也不好意思主动索官,相反故作潇洒,自诩“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时间一长,我也觉察出来了,在皇帝眼里,李白只是文化宠物,需要陪着玩耍,帮他歌颂这大唐盛世。
我消极起来,走马章台,醉眠花柳,用狂饮豪赋、纵情声色来排解郁闷。醉生梦死的状况下我的肚子圆了起来,看上去壮实有底气,但我明白,里面的货色正开始减少。
我认真观察了一下周边环境,天空挂着上弦月,牡丹花开得热烈而风骚,著名艺术家李龟年正浅吟低唱。我头晕得厉害,花园里的花似乎飘了起来,变成七彩祥云,再眨眼,花又成了个羞花闭月的女人,一个真正的美女。我心荡兮如波,第一次体验到和酒精不一样的亢奋。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浓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一口气,我搞了三首。随后,眼皮重了,无力地软倒在地上。
我真是喝断片了。否则,我肯定不会让高力士穿鞋,吩咐杨贵妃捧砚。他俩都是皇上红人,清醒时,我岂敢如此放浪。
高力士爱搬弄是非,诋毁和他有过节的人。坏人我不怕,就怕坏人有文化。高力士晓得历史典故,从诗歌里解构出了讽刺意味,以我将贵妃比喻为出身下贱、不得善终的汉宫飞燕为由,说我含沙射影。于是,先前心情愉悦的贵妃讨厌我,不停对皇帝吹风,皇帝开始疏远我。
孟浪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信任这个玩意,就像爱情,你若信了就输在了起跑线。这种遭遇让我联想起一个古早诗人,喜欢干净,刚烈而多情,因奸人谗言所害而自沉于汨罗江。将心比心,我很能了解他的心情,只是除了工作,我还有朋友和酒。
我离开了长安,像蒲公英一样四处飘零,各地游荡,忘我地饮酒和作诗,看起来很牛B,但内心很苦逼。只能以“天生我材必有用”自勉,偶尔还会幸福地憧憬“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55岁那年,国家大乱,永王李璘被玄宗册封为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领江陵大都督,出来平乱。
自古英雄出乱世,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搏的机会。所以,当永王的门客韦子春找到正在庐山求仙问道的我时,头脑发热的我就去了他的部队,我们兴奋地谈论着永王不可限量的未来,仿佛功名唾手可得。
未几,肃宗李亨宣布我们是非法组织,永王南窜到大庾岭被射死。我也被抓了,关在浔阳。
身陷囹圄的日子,我记不得给多少人写过信,崔涣、张镐、宋若思……对了,还有好朋友高适,当时他是扬州大都督长史、淮南节度使,是新皇的红人。
朋友中有人四处奔走,有人袖手旁观,也有人落井下石。换位思考,这些都很正常。最后,御史中丞宋若思出面保释了我,不仅因为他父亲宋之悌是我铁哥们,更因为他也是我的粉丝。
肃宗还朝后,清算开始,我被判流放夜郎,这已是郭子仪、崔焕、宋若思共同运作的最好结果了。和很多政治犯相比,这个结局算是差强人意。从浔阳到夜郎,步行有两千多里,水路更远,差不多是当时最远的流刑了。
所幸,一次大赦中,我被释放了。那年,我59岁。
一年后,我回到了当涂。独居的日子,我经常在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脑海中常浮现出平阳和伯禽小时候的样子,也会想起小儿子颇黎,他和我长得真像。偶尔我也会想起小宗,跟着我实在委屈她了,“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
我经常做梦,梦见长安:笑颜如花的胡姬、庄严的宫阙、灞陵的杨柳、连天的芳草……画面轻柔而又稀薄,仿佛袅袅升起的炊烟,一阵微风吹来就不知去向。我依旧饮酒,依旧放荡,我已彻底堕落,只关心自己,关心粮食和酒。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李白终究也是过客。回首过往,我一方面汲汲于求仙问道 ,一方面热衷于功名利禄。到头来“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我很失望,李白终于活成了令李白失望的样子。
我的最后时刻是这样度过的。那是一个混杂着回忆和欲望的春天。那晚,夜空散发着空灵的异香,我和我的酒在长江游荡,摇摇晃晃的的水面盛着个破碎的月亮。
“扑通”一声!我,月亮,诗和远方,都坠入了柔软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