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9年，永乐七年，北平城外。即将出征北元，意气风发的永乐大帝朱棣为他自己百年之后的住所剪了个彩——长陵的建造在昌平正式开工。
皇帝的陵寝没有建在国都，而建在了自己的龙兴之地，给所有人都传达了一个几乎明确的信号——这位爷要迁都了。
关于朱棣迁都的原因，从朱棣本人的角度考虑，人们主要有以下几个论断：
其一，在南京，朱棣杀了不少建文朝时期的旧臣，而北平是朱棣本人的龙兴之地，周围都是“自己人”，在这里建都，皇位更加稳固。
其二，所谓“天子守国门”。作为藩王造反成功的典型，朱棣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后人步了建文帝的后尘。所以削藩也成为了朱棣能否稳固后世皇位的现实问题。“藩”者，篱笆是也——意为保护中央的一道道防线。不过，如果我这个皇帝亲自在一线抵御外敌，那么你们这些“藩”，是不是就可以撤了歇歇呢？
提起六朝古都南京，人们总会充满遗憾，怒其不争——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秦淮靡靡音，短命朝廷赛个儿忙。上有吴大帝“父慈子孝”，下有刘宋家“兄谦弟恭”；武有朱允炆拱手送江山，文有李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自东吴建都起，好不容易熬了将近1200年，成为全国性政权的首都，好日子也没过上几年，就被建文帝给送了。
那么，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历史，如果建文帝的削藩最终成功，他的叔叔们乖乖低下头颅任凭其宰割，南京能否维持住全国首都的地位呢？大明朝还会不会迁都？
完美的全国性都城——长安
我们将历史的时间轴向前拨动1500年，去游览一下中国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全国都城——长安。
《史记·刘敬传》记载，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弑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骨膄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刘敬的话传达了这么几个意思：长安地区依托四大关隘的防线，足以阻挡百万大军，而关中平原及其后方的巴蜀地区，天府之国，物资丰富，进，可以出函谷关扫平山东平原；退，可以依托完善的后勤保障打防守反击。所谓定都洛阳收服民心，场面话而已，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换言之，一个城市能否成为统一大帝国的政治中心，主要考量在两方面：其一，地缘形势，或者说军事地位。对内，要对全国各个地方有足够的掌控力，避免分裂势力从中作梗；对外，要能有效调配各地资源，御敌于国门之外。其二，经济地位。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基础物资保障，确保能够支撑首都地区的军队和人口给养；另一方面，要有足够便利的交通，以便形成贸易市场，汇集更多的人才。
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关中地区已经被改造成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秦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已然成为了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地缘核心为一体的集大成者。对内，函谷关、武关进则一马平川，退则万夫莫当；对外，天子据守国门，帝王督战甘泉，展示了雄心勃勃的扩张欲望。经济上，关中平原、巴蜀粮仓作为坚实后盾，依靠恐怖的后勤投送能力，前有强秦横扫六合，后有高祖力克霸王；同时，东有草原——太原——长安的贸易黄金通道，西有打通河西走廊，开辟丝绸之路的对外窗口，长安也成为集军事、农业、贸易、人才、人口为大成的超级都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都城。
依托长安城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西汉、大唐，既是全球范围内武德最充沛的超级帝国，也是所有中国人心心念念的伟大时代。
似乎不那么完美的首都——洛阳
公元25年，东汉建立。刘秀抛弃了长安这个完美都城，选择在洛阳建都。这也许也是一个无奈之举。一方面，长安连年战乱，被赤眉军扫荡一空，已经不具有成为都城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作为事实上由南阳、河北、颍川等关东豪族“选举”出来的皇帝，刘秀怎么可能去长安而抛弃这些基本盘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洛阳也是一个地缘和经济的集大成者——处于天下中心，可以辐射各个州郡；八关拱卫，自保也是无忧；中原自古产粮之地，也能自给自足。只有一个问题——洛阳距离边境实在太远了。
公元89年，窦宪出兵北伐。《后汉书》记载：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纵观《后汉书》的记载，你会发现，朝廷出兵时总有类似的字眼——“及羌胡兵出塞”。在东汉背景下，北伐部队的主力不再是西汉武帝时期的“良家子”们，而是大量的内附少数民族雇佣军。
一方面，东汉是以地方豪族为基础建立的政权，从开拓进取心来看，天生不及以中小地主阶级为帝国核心的武帝时期，是先天性的“基因不良”；另一方面，这又何尝不是远离边境的中央皇权对边关将领的担忧呢？
但是历史终究会走到这一步。公元57年秋，羌族首领滇吾率部入侵陇西郡，拉开了东汉百年羌乱的序幕。直到汉桓帝时代，在段颎、皇甫规、张奂三将的残酷镇压下，羌乱终被平定。但是由于中央对边境的控制力实在不够，因此数百年的羌乱也培养出了一个巨大的蛊虫——天高皇帝远的西凉军阀。
公元189年，西凉军阀头子董卓进入洛阳，正式敲响了东汉帝国的丧钟。
三、南北之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给新生的大明朝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地缘核心彻底分裂了。秦汉时期集地缘经济为一体的超级都城在理论上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孪生兄弟——北京、南京。
北京是东北、蒙古、华北和海洋的交汇点，向北，可以依托燕山山脉抵御外族入侵，进退自如；向南，幽州铁骑可以放马华北平原震慑宵小。
南京则是江南财富集中地，同时，经济发达带来的当地人民眼界的拓宽也使其成为人才的孕育篮——所以隋唐之前，中国人才以山西、河南为首，宋朝以后则大多出自江南。
你是朱允炆，你会如何选择呢？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大明的都城仍在南京，会发生什么。
朵颜三卫等外族雇佣军在帝国承平时可以为我所用，但一旦中央式微，他们将会效刘渊之故事，成为推倒帝国大厦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北方人民艰苦地在抵御外敌，而南方的统治者们却在秦淮佳人的靡靡之音中醉生梦死。偌大的帝国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严重的南北分裂，一旦出现天灾人祸，下一个六镇起义也许近在眼前。
如果朝廷放任边军做大，那么手握重兵的边关将领将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他们或是下一个董卓、下一个安禄山，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重现人间。
如果朝廷严格限制边军规模，那么也许，北京将成为蒙古、满洲的后花园，山西、河北将成为他们的狩猎场。去北京勤王？嘿嘿，王在南京呢。长城关外，瞧一眼都是奢望，朝廷上下，是战是和，是守是弃又是一地鸡毛。
承平日久的中央军失去战斗力，一旦敌人兵临城下，东京汴梁保卫战的故事或许将会重演。你在南京的皇位坐得安生吗？
人才、税赋是可以流动的，而地缘优势是天生的。北京可以通过大运河收取江南的资源，而南京却只能对北方防线鞭长莫及。
说到这里，我们发现大明迁都，或许是历史的必然。一个集地缘优势和经济攫取能力于一身的首都才能满足华夏这个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权的需要，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北京只能是、且必须是大明的首都。朱棣的出现，只不过是在这种必然之上增加了一点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已。
最后，你会发现，当华夏政权失去北方广大领土，衣冠南渡，成为一个南方割据政权的时候。南京，则摇身一变，成为了江淮防御体系的核心——进则依托淮河水网虎视中原，退则依托长江天堑坚守待变——地缘中心和经济中心又统一在了一起。
对历史悠久的南京城而言，怎样的政权性质成就了她怎样的历史地位。时也？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