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朝的九边军镇体制,就是在北方边境地区派遣大将镇守,将领在镇守的地方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理,并且对镇守地区的军民进行管理,属于军政合一的镇守模式。
由总兵镇守边境的制度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实行,明朝建立后也继承了这一体制,派遣总兵官镇守边境重镇,逐渐形成了九边军镇体制。
明朝的九边军镇自西向东依次为山西镇、陕西镇、延绥镇、蓟州镇、辽东镇、大同镇、宣府镇、宁夏镇、甘肃镇。《明史》中记载:
“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朝的军事制度中,应用最广泛的就是都司卫所制度,这主要是明太祖对中央集权巩固所做出的安排,但是这种军事制度也有唐朝军事制度的影子
相较于唐朝的藩镇制度而言,明朝的边镇制度规模上比较小,这样中央就比较容易控制,另一方面是边镇军事自主权有一定的放宽,这样能够提升边境的军事效率。
随着明初对北边疆域的扩展,明朝边境防线也随之增加,因此,明朝的军事战略逐渐由进攻转向了防御。
明太祖朱元璋在边境地区建立了都司卫所制度,开始了对边境地区进行军事化的管理,这些边境地区的都司卫所既能够加强边防地区的军事统治,也能够促进边境地区的农业生产,对边境地区的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些边境地区的都司卫所是边境地区的重要守备力量,同时派遣诸王进行镇守,将北部的防线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辽东地区设立卫所,加强了中央对边境的统治和控制,这些卫所为九边军镇体制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北部的主要敌人是蒙古诸部落,由于蒙古部落在元朝残余势力的控制下在元上都苟延残喘,明朝在出兵捕鱼儿海之后,将元朝参与势力进行了沉重打击,使得蒙古的势力不足以再对明朝形成威胁,因此朱元璋采用“彼不我扰,朕不伐之”的措施。
在北部边防地区采取了积极的防御措施,在北部边境建立了重要的军事重镇,驻扎重兵,以备作战。
在漠北的蒙古部落经过调整,迅速壮大起来,对明朝北部边境又形成了新的威胁,明成祖五次亲征,想将蒙古实力一网打尽,但是由于战线较长,收效甚微,并且频繁的军事行动搞得朝廷入不敷出,最终自己也在亲征路上病逝。
这次明朝的大宁都司迁到了保定,洪武时期建立的东西联防体系被打破。明朝的正统年间,土木堡之变更是让明朝面临灭国的危机。
成化年间,蒙古频繁滋扰辽东地区,明朝的西北门户也大开,和蒙古的战争一直不断,使得明朝的边境军队常年处于东西调守,来回抗战的局面,北部防御体系已经严重破坏。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不得不采取了“分地守御”的政策,将一边分为九边,划区防御,以备作战。
因此在原有的都司基础上进行整合,分成了九个军事重镇,派遣总兵官进行镇守,由驻边的地方官员担任,对边镇的城墙修筑、军队训练和防御抵抗都进行了明确。
九边军镇中,陕西四镇设三边总制府,驻固原,称为“西三边”,山西设总督,联络宣府、大同,称“中三边”,在蓟镇设提督,管理蓟、辽两地,称为“东三边”。
九边镇守的官员
“镇守皆武职大臣,提督皆文职大臣”
“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统兵镇守。”
九边军镇体制的形成,实际上反映出明朝对边防军事的由强转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其和洪武年间的北边防御相比,逊色不少。
二、明朝九边军镇体制的特点
自明朝永乐迁都北京开始,明朝对于北边的防御就更加谨慎和重视。北京的地形三面临塞,作为全国的首都,因此边防尤为重要。
永乐时期,朱元璋的藩王守边政策被废除,边境镇守的军事将领有了更大的权利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对于武将的信任感逐渐降低,开始派遣宦官来镇守边镇,起到制约边镇将领的作用。
九边军镇的总兵和宦官之间都缺乏有效的制约,因此明朝又在北边军镇设置巡抚,内地的巡抚制度也逐渐向北边军镇扩展。
九边军镇相互独立,但是在战略位置上相互依靠,但是长期处于相互独立状态,就会对其在战时应援、联系方面产生一定的阻碍。
为了能够加强九边一体化,明朝又在九边军镇实行总督制度。总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九边军镇防御一体化,打破了之前九边军镇内部制约的机制,九边军镇的权力又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
不过,总督制度的建立,已经将九边军镇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文臣又重新制约了武官,以文统武的规则逐渐在明朝后期的九边军镇确立起来,这种规则在清朝也得到了沿用。
三、明朝九边军镇体制的影响
九边军镇对于明朝的影响可谓巨大,其分地防守的原则不仅削弱了明朝的边防,还使得边镇军费日益增长,加深了明朝的财政危机,进而激化了社会的矛盾。
由于边境南移,明朝不得不将边境重点转为防御,军事防御使得明朝的军费日益增长。主要是由于九边军镇的人员补充上,出现了
“主兵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
“屯粮不足,加以民粮,民粮不足,加以盐粮……馈饷溢于常额……”。
除此之外,九边军镇的军事设施还要常年修筑和加固,这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大量修墙,一年就要耗费一百五十余万两白银,耗费二百三十余万石粮食,史料记载
“岂知明人防北狄,专藉筑城为长策……川原空耗内府费。”
除此之外,九边军镇是明蒙之间战乱的主战场,战事一起,调兵遣将,耗费军饷不计其数。比如成化八年,巡抚延绥镇右副都御使上奏
“虏寇相继犯边……须措备明年军费……共估银九十四万六千余两……”
在这样的情况下,九边军镇的防御工作也会大打折扣,边疆的危机也逐渐加深,明朝的边防逐渐衰弱。
朝廷出现财政危机,就会从百姓身上来补充,这样就会激化社会矛盾,使明朝内外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九边军镇无疑成为明朝社会动荡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是总的来讲,明朝的九边军镇体制也有自己的独特的一面,在中国古代军镇的演变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明朝的九边军镇体制,是一种在维持中央集权统治下实行的一种内部制约机制的军事体系。
之所以会出现九边军镇,也是由于明朝以武立国,重武是必然,加上蒙古部落的威胁,在综合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了这种军事体制。
它既是对唐、元军镇体制的继承,也是对自己军镇体制的发展,对明朝的国防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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