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驾崩。
纵观整个明朝,万历在位的时间最长,同时也相当的懒惰,执政的中后期几乎不再露头参与政事,长期瘫痪了国家的政务处理和官吏任免。因此,万历死的时候,明朝可谓江山凋敝、吏治腐败、积重难返。
接替万历登基的,是一直不受他待见的太子朱常洛,史称明光宗,亦泰昌皇帝。
朱常洛从被册立为太子,到正式登上皇位,历经三十余年,期间备受万历冷落(亲妈是普通宫女,万历不喜欢),甚至还曾被朝臣和太监故意忽视。如今磨难吃尽,终于当上皇帝,朱常洛却只享受了一个月的帝王生活,就离奇病死。
关于朱常洛的死因,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源于其昼夜淫乐,不能自制。而之所以如此纵欲,又是因为“咸鱼翻身”后的心态失衡,沉溺于刺激性的后宫生活,结果很快就搞垮了身子,乃至英年早逝。
接着继位的是朱由校,也就是崇祯的哥哥,史称天启皇帝。
天启皇帝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外行皇帝兼大师木匠”。结合官方史料和民间野文的记载,天启皇帝朱由校简直是鲁班转世,在木器制作方面登峰造极。可惜那个时代上层社会并不待见手工艺人才,否则朱由校的木制杰作应该会更多地流传于世。
除了木匠天赋之外,天启皇帝在位期间另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作为就是重用著名太监魏忠贤。
天启重用魏忠贤,一开始是源于天启乳母客氏的推荐。朱由校生母死的早,从小缺乏母爱,客氏作为其乳母,对他疼爱有加,所以天启对客氏的感情很深。等到天启登上帝位后,就把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客氏的兄弟和子侄全都加官晋爵。
不过,按照古代皇家礼制,但凡皇帝成年登基以后,像客氏这样乳母身份的宫女,就得离开皇宫。然而,天启实在割舍不了这份亲情,竟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硬是把三十多岁的客氏留在宫内享福,而且对她言听计从,比对亲生母亲还尊敬。
当时的客氏身边有一个的“菜户”(明代宫廷中与宫女相好的太监被称为某宫女的“菜户”),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忠贤。
如果史料记载为真,那么魏忠贤的发迹史可谓传奇而另类。
魏忠贤少年时属于古惑仔之流,热衷于江湖义气和打架斗殴。但后来在一次打架过程中,魏忠贤吃了大亏,被人打了个半死。浑身伤痛的他躺在床上,竟开始对自己浑浑噩噩的少年人生进行了反思。那个时候,魏忠贤觉得自己并不甘心过这种没有意义的日子,他想出人头地,想干一番大事。
可是,魏忠贤也清楚,自己没文化(没读过书),不能考取功名步入仕途。同样,自己虽然天天打架,但也没有好身板,加上家里没钱没势,从军入伍可能也熬不出名堂。所以,想要逆转人生似乎只有一个途径。
魏忠贤几经斟酌,最终忍痛自宫,而后改名李进忠(发达后又改回魏忠贤),千方百计托人走路子进入宫中当了一名小太监。
进入皇宫内院打工,听起来挺有面儿,但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疯狂内卷的修罗场,对很多“初进职场”的打工仔(太监宫女)来说十分难熬。
我们不知道魏忠贤进宫之后的心境有何变化,反正他一进去就直接在低级太监的职位上卷了三十年。
进宫容易出宫难。魏忠贤在这三十年间肯定有过悔意,但毕竟自己给自己断了后路(自宫),就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熬。
幸运的是,魏忠贤后来得到了天启乳母客氏的赏识。在天启的亲自主持下,魏忠贤和客氏结为“对儿”——所谓对儿,是指宫中的太监和宫女结成名义上的夫妻。这样,魏忠贤正式成为客氏的“菜户”。
这是魏忠贤得以逆转人生的条件之一。
天启之所以厌恶管理国家,除了自己木匠的爱好过于旺盛之外,还源于他少年时缺少像样的教育(几乎没读过书)。这也不难理解。天启的父亲朱常洛本身一直都是一个备受冷落的太子,朝臣和宫人都很少愿意搭理他,更何况他的儿子呢。
因此,天启的童年确实没有经历过皇家子孙都少不了的拘束生活,以至于他几乎像一个野孩子一样任性发育,所以也有机会发掘自己的木匠天赋,并发扬光大。
登上皇位之后,天启的性格秉性及个人嗜好决定了他完全不能适应日理万机的皇帝生活。所以,他每天的主要日常就是跑去后宫,带着一群也懂点木匠活的太监一起钻研木工技艺。
但国家大事不能一点也不管啊,就算天启不管不问,那些内阁学士、六部官员也得天天堵着他签文件、盖印章。天启不胜其烦,于是极度渴求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帮他“抵挡”这些烦心的“琐事”。
于是,魏忠贤被选中了。
源于爱屋及乌,天启无比信任乳母客氏,自然也把客氏的“菜户”魏忠贤看成自己人。当然,魏忠贤当年也是看着天启长大的,期间也没少发挥自己的情商天赋,极力伺候讨好天启。同时,客氏也从没间断地在天启面前夸魏忠贤“忠心可靠、办事妥帖”。终于,魏忠贤成了天启心目中“信得过的人”。
登上皇位不久,天启立刻提拔魏忠贤为大明朝“顶级太监”——司礼监秉笔。
明朝太监机构共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职权最大的就数司礼监。司礼监秉笔的工作,就是代皇帝批示奏折。这个职位在明代非同小可,相当于有权代表皇帝签字盖章,那自然地位显赫,受人巴结,且具备左右朝政的影响力。
很快,大明帝国几乎成了魏忠贤的囊中之物。
另外,魏忠贤之所以能让皇帝把江山“拱手让给”他,还在于魏忠贤十分善于拿捏天启皇帝的心思:每当魏忠贤想要按自己的意愿来处理重大关键事务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天启做木匠活最嗨的时候跑去请示工作,而这个时候的天启眼里心里只有工具和木头,所以就会不耐烦地对魏忠贤说:“行行行,我知道了,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于是,魏忠贤成了拍板决定国家大事的“超级二把手”。
魏忠贤在把控朝政的过程中,逐渐聚合了一帮对自己忠心耿耿的所谓“阉党集团”。集团成员不仅包括太监,还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富有心计的、才能突出的投机钻营分子。其中最核心的那帮人被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而“五虎”是核心中的核心,由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礼部尚书田吉为辅,主要负责出谋划策;“五彪”由武将组成,包括锦衣卫都督田尔耕、镇抚司许显纯;“十狗”则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
当然,魏忠贤的集团不可能完全操控整个大明朝廷,他也有“反对党”——一帮知识分子官员群体组成的东林党。
魏忠贤采取的方法也不复杂。他先指使手下指控熊廷弼贪污,然后等那些东林党以及其他同情熊廷弼的正直官员出来为人家辩护时,魏忠贤就硬是说这些人全都接受了熊廷弼的贿赂。于是,包括左都御史杨涟、都给事中魏大中在内的大批东林党官员,纷纷被捕入狱。
一开始,这些人还是挺有骨气的,似乎要跟阉党集团斗争到死。不过,面对魏忠贤爪牙们施展的各种花里胡哨的酷刑,这些人又很快全部“招供”。
这些东林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认罪受诬,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扛不住各种“大刑伺候”(由锦衣卫系统提供),另一方面也是抱有一丝希望:按照当时明朝的惯例,犯人一旦招供后,就应由从锦衣卫那里送到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并可以获得申诉的机会。
魏忠贤当然明白大明朝廷的运作机制,也清楚东林党心里的“小九九”。所以,当东林党人签字画押招认了各种罪名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仍然走不出锦衣卫的酷狱,而接下来的待遇则更加恐怖。锦衣卫们拿着他们认罪的状子,开始追问“贿赂赃款”的去向。说不出来,就继续大刑伺候(几乎所有人都是被诬陷的,哪里有什么赃款)。结果,这些文弱书生出身的东林党官员们,几乎全部被折磨致死。
东林党的代表人物杨涟的尸体抬出来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压着一个装满泥土的大袋子,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铁钉。另一个代表人物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在牢里晾着,直到生蛆以后才通知家人认领。
东林党及朝廷各级官员只是遭受魏忠贤残害的群体的一部分,有些皇亲国戚也被魏忠贤打击过,甚至丢了性命。比如宁安公主的儿子李承恩,曾经得罪魏忠贤,结果就被诬陷处死(李承恩家里藏有他的母亲宁安公主从宫中陪嫁的器具,魏忠贤就说他家偷了皇帝的东西,判处死刑)。
官员和皇亲国戚都敢杀,就别说老百姓了。
魏忠贤倒台前的两三年,大明朝几乎成了魏家的暴力独裁政权,恐怖氛围弥漫全国。据说,当时老百姓日常聊天的时候都不敢议论魏忠贤,因为一旦说错话,轻则被逮捕,重则被扒皮割舌。以至于后来大家上街都不敢乱说话了,见了面也就点点头、使使眼色,算是打招呼了。(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像(戮),甚至剥皮、封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
当时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京城里有四个朋友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喝高了,大骂魏忠贤独裁残暴,另外三个人吓得不敢吭声。这时,东厂特务离奇地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那里。后来,骂魏忠贤的人被剥皮,不敢吭声的三个人则领了赏。
如此权势滔天,又残暴跋扈的魏忠贤,当然也免不了受到全社会的“畸形膜拜”。
当时,各级官员都在争先恐后地向魏忠贤或其爪牙表忠心,以此来保住官位或谋求升迁。后来,“上班时写奏折夸魏忠贤,下班后送红包给魏忠贤”的奉承形式已经显得落伍了,大小官员都在绞尽脑汁地翻新拍马屁的手法形式,来博得魏忠贤的青睐。
浙江巡抚潘汝祯在这方面的创新能力最突出:他为魏忠贤建了个祠堂,让大家到里面烧香磕头(一般只有为死了的且有重大贡献的人建祠堂,用来供奉纪念)。
魏忠贤得知潘汝祯的做法后,觉得这是在为自己歌功颂德,积累福报,因此极为高兴。于是,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一股“给魏公公建祠堂”的热潮,各地官员不惜花费重金、买来高级建材、聘请顶级设计师来建立祠堂,且为了能够选在风水宝地建立祠堂,地方官府还强拆民宅、强占民田、强毁民坟(老百姓的祖坟)。最后,除了官员以外,各地的富豪财主、恶霸流氓也加入了建祠堂拍马屁的行列。为此受罪而无可奈何的只有底层老百姓。(海内争望风献谄,诸督抚大吏…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下及武夫、贾竖、诸无赖子亦各建祠。穷极工巧,攘夺民田庐,新伐墓木,莫敢控诉)。
史料记载,短短一年之中,全国共修建“魏公公祠堂”四十多处,其中有两处甚至建到了朱元璋的孝陵和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旁边。
这些生祠(为活着的人建立的祠堂)里面都供奉着魏忠贤的雕像。雕像一般都用名贵的檀木雕成,且容貌华贵庄严,穿戴金银闪耀,俨然一副帝王之相。每座生祠建成以后,当地官员都要集体向魏公公的雕像行“五拜三叩”大礼,看起来简直成了孔圣人一样的人物。
当时,有一个叫陆万龄监生(国子监生员,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学生),竟然向朝廷提议:鉴于魏忠贤功高盖世,应当把他抬高到与孔子平行的地位,他爹也要跟孔子父亲的地位相同,并一起接受后人的膜拜。这种马屁可谓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尽管如此,仍然有少数官员看不惯对魏忠贤的奉承,坚决不同流合污,但下场自然也不好。蓟州知州胡士容因为不给魏忠贤的祠堂写颂词,遵化知州耿如杞因为进魏忠贤的祠堂时没有下拜,都被下狱论死。
这样一来,凡是想活命的官员都只得异口同声地歌颂魏忠贤。甚至于明朝宗室、朱家皇亲也畏惧魏忠贤集团,不得不向他低头。比如楚王朱华烽、中书朱慎等皇亲国戚在写奏章的时候,都把魏忠贤称作“厂臣”(魏忠贤管的是东厂),而从不敢提他的名字。
可见魏忠贤的权势已经可怕到了什么程度。可惜的是,魏忠贤幕后真正的“根基”并不牢靠。天启皇帝在位仅仅7年,就因一次意外落水丢掉了性命。魏忠贤也失去了权力的来源。
后来,天启皇帝的弟弟朱由检上位,即崇祯皇帝。崇祯不见得才干有多高,但最起码比较忠于本职,没有什么影响工作的业余爱好。对于嚣张了好几年的魏忠贤,崇祯既看不惯,也容不下。第二年,魏忠贤就彻底倒台,一命呜呼。
可惜,十恶不赦的太监虽然死了,但也挡不住明朝大厦即将迎来的坍塌。可叹的是,晚明士大夫们为了阿谀这位几乎是文盲的太监,竟无耻到了如此地步,这确实超过了魏忠贤本人作恶的产生的后果。
纵看当时的世界,欧洲人正向亚洲、美洲侵略扩张,东北的后金政权则拼命向明朝进攻,而中国各地民变也在风起云涌。这时明王朝的大多数官员,却在集体向一个宦官变态地摇尾谄媚。
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