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瓜分了晋国公室最后残存的土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约不祀”，曾经“天下莫强焉”的晋国，彻底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但是三家分晋，能够成为春秋与战国交替的分水岭，就意味着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代表一个诸侯国的消亡。它所表明的，是以晋为代表的“改良分封制”的彻底失败。
而这也意味着分封制已经不可能通过自我改良解决其自身的固有缺陷，分封制的消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而合法性完全系于分封制的周王室，也必将成为这一制度的陪葬品。
一、兴于分封，衰于分封
分封制并非西周首创，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夏代以及更早的时代是否真的存在分封制目前难以确证，但是在商代，其已经确定存在。
甲骨文中已经明确存在“封国”与“方国”之区别，以将自然产生的方国与分邦建国建立的封国加以区别。《殷墟卜辞综述》中指出，甲骨文中已经记载存在由于战争等原因臣服于商而接受封赐成为诸侯的方国。
但是，商王朝并没有成系统的进行分封，更多是对独立一方的势力予以承认的结果。其建立的封国在甲骨文中只有少量的模糊记载，如果当时分封制已经是一项重要的制度，那么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史官制度的商朝绝不止于对此鲜有记载。
而不同于商朝，西周初年的大分封是在有明确目标指导下的战略规划下进行的，其影响之深远也远超商代分封。
1. 封建诸侯以藩屏周
西周的封国的首要任务便是作为军事上的桥头堡，拱卫周王室。商王朝自武丁以来不断对外作战，商纣王甚至曾经不远千里征伐东夷。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控制周边地区的意识。虽然依靠武力夺取了相当多的土地，但随着主力的离开又随即丢失，王朝边境几乎是永无宁日。
不同于商朝，周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荀子·君道》称，周公“兼制天下，立71国，姬姓独居53人，周志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
数量众多的诸侯国背负着巨大的责任。例如被分封于东方的齐国，其就肩负着控制东夷的艰巨任务，《左传》记载：“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这里的“五侯九伯”指的便是东夷诸国。此外还有控制原本夏代故地的晋国，监控“楚蛮”的谷、邓等国，监视箕子朝鲜的燕国等等。这些封国帮助周王室有效的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避免了和周边无穷无尽的战争消耗。
2. 宗法制度与分封制相辅相成
西周的分封制区别于商代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其是以宗法制为原则的。
商人无法分封，并非其本身缺乏政治智慧，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建立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严密宗法制度。商代统治者多用异姓贵族，血缘政治意识比周人更加淡泊，比如《尚书》中记载的商纣王的罪名之一就是“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商人无嫡庶之制，也无宗法制度，其统治核心远比周人松散，这使得他们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分封。
也许在我们今天看来，周人“任人唯亲”的行为是绝对不正确的。但是在那个交通极度落后的时代，任何政权能够直接管辖的范围都极其有限，任何属下离开中央一定距离，就自然获得了独立性，正是所谓的“天高皇帝远”。
这种情况下，如何约束外派的人员？除了天然的血缘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事实上严密组织的宗族确实是周人最终击败商人的关键武器。
初期分封的诸侯大多数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至亲，比如鲁、蔡、卫等都是周武王的弟弟们的封国，晋国是周武王儿子的封国，凡、蒋、邢等国则是周公旦儿子们的封国。而那些异姓诸侯国，周王也通过联姻予以拉拢，例如周武王的王后就是姜子牙的女儿。
西周初年，整个周王朝就像一个有着血缘关系的大家庭，而周王便是大家庭的家长，通过紧密亲戚关系，周王室极大减少了内部的争斗，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
3. 无法避免的衰落
宗法制的根基是血缘关系，这种来源于我们基因的亲密情感固然在西周初年将周王室与诸侯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纽带是会日渐松弛的。
古人有“五世亲尽”的说法，刚开始的诸侯们和周王都是三代以内的血亲，自然可以非常亲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也不可避免的疏远。一般认为西周末年开端于周厉王，而周厉王距离周武王已经180多年，相距至少九代人。这时候，周王与诸侯之间的亲缘关系早已十分淡漠，宗法制的约束效果大大削弱。没有了宗法制这一润滑剂，矛盾与冲突也必然逐渐公开化。
另一问题在于嫡长子继承制。该制度是宗法制稳定运行的核心，但是在西周末年这一制度却遭破坏。
《诗经·小雅》中有“赫赫周氏，褒姒灭之”的诗句，背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可谓是妇孺皆知。尽管这一故事几乎可以肯定是后世编造，但是周幽王为褒姒破坏了当时被视为铁律的宗法制却是不争的事实。
《国语·晋语》记载“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在西周这一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周幽王废长立幼的行为破坏了长久以来的政治规则，最终导致了权力结构的暴力重组。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分封制下，周王室难以长期保持对诸侯的绝对优势。西周前期，周王拥有对诸侯的绝对优势，王幾方圆千里，人口与面积远高于任何诸侯，天子六军兵力远多于任何诸侯国。
但是昭王南征中，周六师遭遇毁灭性打击，周王丧失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随着周幽王废长立幼引发的内斗，镐京被攻破，平王被迫东迁，周王朝失去了6成的王幾土地，实际掌控的土地面积已经远不如齐、楚、秦、晋等大国。周王室统治的崩塌在所难免。
二、晋国的兴衰
周成王年幼的时候，与弟弟唐叔虞一同玩耍，随手摘下一片梧桐叶，削成玉圭的形状，笑称：“以此封若。”虽然只是一句玩笑，但是天子无戏言，唐叔虞还是得到了一块不大的封地，这里便是后世大名鼎鼎的晋国。
晋国所处的地方有山地阻隔，商人的势力始终没能深入，得以保留下了大量夏代的风俗。因此晋国在治理中“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即启用了夏代的政策。这也让晋国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于其他诸侯的治理风格。
1. 曲沃代翼的争斗
西周的灭亡，本质上是由于原本能够继承大宗身份的宜臼被剥夺继承权，其与其背后势力心生不满而发动的反叛。类似的内斗在晋国也发生过。被昭侯分封于曲沃的植叔不满足于小宗的身份，于公元前739年指使晋大臣潘父杀昭侯于晋都翼绛, 妄图以小宗取大宗而代之。
昭侯之宗自然不会把地位拱手让人, 从此两宗长期征战, 使晋国陷于大动荡、大内乱, 长达67年之久。最后, 植叔之孙曲沃武公在公元前 679年消灭晋滑侯, 终于以小宗代大宗的形式夺取了晋国的君权, 是为晋武公。前678年，曲沃武公又伐晋侯缗，并灭之。用抢掠来的珍宝器物贿赂新立的周釐王，周釐王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曲沃一系夺得晋国正统地位。
2. 晋国的改革
夺得正统地位之后仅仅一年，晋武公病死，其子晋献公即位。出身于小宗的晋献公自然明白那些掌握有巨大权利的同姓的威胁，于是“尽杀群公子”，同时“始为令,国无公族焉”，将对公族权力的剥夺制度化，消除了同姓贵族的威胁。
晋献公清除了原本的公族后，趁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核心就在于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在西周，官员的选拔任用基本只有世卿制，公族长期垄断权力。而这些人的权力被剥夺之后，不可避免的产生权力真空，那选择什么人来填补空白呢？
晋献公选择了因功选任的方法，在灭公族举措中有功的士蒍，在取得胜利的灭耿、灭霍、灭魏的战争中有功劳的赵衰、毕万，在灭虢、灭虞战争中有功的荀息，都受到了重用。也许现在看来有功则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宗法制的时代，任用非贵族的异姓无疑是大胆的进步举措。
这种举措被后世的晋公继续发扬，到晋文公的时候以功劳为标准选官已经成为定制。晋文公即位后赏从亡者，制定了分封赏赐的标准，起用了大批的异姓或血缘较远的同姓贵族，如赵氏、魏氏、荀氏、士氏、狐氏、先氏、郤氏、胥氏、栾氏、韩氏、知氏等。
除了以功授职外，他人的举荐与自身的贤能也成为了晋国选官的重要标准。
例如非常著名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晋国。祁奚请求告老，晋侯询问祁奚可以代替中军尉职务的人选，祁奚举荐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之后晋侯再次问他时，他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时人评价祁奚：“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这可以看作当时晋国举荐制的典型范例。
而当时晋国也很注重对贤明人才的挖掘。《国语•晋语九》记载：“简子许之，使少室周为宰，曰：‘知贤而让，可以训矣。’”原本担任车右职务的少室周，没有胜过力大的牛谈，便将职位让给牛谈。
之后因为他拥有让贤的品质，被人用为家宰。《左传》载臼季出使路过冀地，因看见冀缺与其妻子相敬如宾，以为贤，举荐给文公，文公任冀缺为下军大夫。这些都是由于有某些出众品质而被授予官职的例子。
异姓异氏本无政治地位，他们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在异姓异氏的相互竞争中立足于晋国社会，这种竞争激励着各异姓异氏加强身的建设，他们要讲求德行才能赢得社会的赞誉获取政治资本，在他们的主要对手楚人看来，晋国“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更高素质的官员让晋国在与各国的争斗之中取得了优势。
比如晋文公重创秦国的崤之战，其指挥官便是因功授官的先轸。而上文因为和妻子感情好而被选举的冀缺，在晋灭狄之役立下大功。
3. “新分封制”的巨大成就
通过对分封制的改革，晋国形成了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的政治局面，卿大夫阶层地位大大提高，一大批有能力的人被选拔上来，晋国的国力迅速强盛。
晋献公时期迅速扩张，先后攻城略地，灭耿、魏、霍、虞、虢等周边多个诸侯国，历史记载“并十七。服三十八。”使得疆域大幅度扩展。晋献公“作二军”，突破了周王室为其制定的只能拥有一军的限制。
而晋国最快速崛起的时代当属晋文公当政时期，在短短八年的执政时间中，他“勤王平乱”，进一步夺取周王剩余不多的土地，城濮大战击败与其争霸的楚国，实现了“定天子之位，成尊名于天下”。同时他“作三军”，进一步扩充军事力量。公元629年更是进一步扩展为五军。
之后百余年间晋国始终是霸主级别的国家。“鞍之战”大败齐国，“麻遂之战”重创秦国，“鄢陵之战”击破楚、郑、陈联军，到春秋末年，晋国疆域北达到河北河间县，西到秦岭，南到山东省冠县，总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
4. 走向分崩离析
晋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姬姓诸侯的同时牢牢占据着霸主地位，以自己强大的国力塑造起了新的秩序。这个秩序里，周王室虽然实际权力低下，但天下共主的身份无可撼动，因为晋国的法统来源于周，挑战周即为挑战强大的晋。事实上，晋成为了周最有力的保护伞。
可是，晋国对分封制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却始终无法解决其根本问题——被分封的臣子们独立性极强，权力也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随着各路诸侯的势力不断增强，周王的地位日趋下滑。而晋国的命运也如出一辙，春秋中期开始，晋国国君日渐式微，权力被异姓世卿大夫逐渐把持。公族与异姓世卿这种权力的彼长此消，不是短期内通过激烈形式爆发的，而是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相对平缓的渐变。
晋灵公执政的时候，为了和中军将赵盾争夺权力，几次三番的想致赵盾于死地。可是都被赵盾逃脱，后来赵盾逼急了，派自己的弟弟赵穿发动政变将晋灵公弑杀了。这是晋国第一次发生公卿弑杀国君的事件。
晋厉公时期，国君与卿族斗争更加激烈，晋厉公到大夫匠骊氏家玩，栾书、中行偃带领党徒袭击逮捕晋厉公，将他囚禁起来，并派人到周京迎回公子周拥立为君，是为晋悼公。最终厉公被弑，悼公回国即位。
晋君权力进一步下降。
最终，晋国的卿族完全占据了国家的主导权，互相征战，兼并，形成了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的局面。晋国走向了灭亡。而周王室也失去了能保护他天下共主身份的最大倚仗。
至此，历史已经证明，分封制的固有缺陷无法通过简单的改革来解决，其能够治理的国家规模有限，一旦国家体量增大，就会不可避免的走向自我崩塌。天下人都在寻找一个代替分封制的新制度。而等到这个制度诞生，合法性来源于分封制的周王室，必将走向最终的消亡。
三、结语
虽然晋国最终解体，但却遗留下了影响深远的财富。公元前627年，晋襄公因为属下抓获了白狄子，便“命先茅之县赏胥臣”。这是最早的关于县的记载。在与公卿以及外敌的长期对抗中，晋国国君建立了作为国君直属地的“县”，成为了郡县制的滥觞。
而各路公卿为了扩张势力互相争斗以及管理日益庞大的土地争相招揽人才，官僚制度的雏形产生，贵族政治的时代走向终点。
商鞅、韩非、李悝、慎到等法家代表都来源于三晋之地绝非偶然，与晋国曾经的变革关系密切。晋国以自己的历史证明了分封制的必然衰落，又为下一个时代种下了种子。至于发源于三晋之地的法家思想，最终却在西方的秦国生根发芽，那就是另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