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大明王朝第十七位皇帝,也是明王朝南渡之后的第一位君主,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十五日于南京皇城武英殿继位,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五月二十二日,明清两军大战于荻港,靖国公黄得功在混战之中中箭而死,总兵田雄、马得功等人见主将战死,于是索性冲上了皇帝的御舟劫持了朱由崧投降清朝,总兵翁之琪、诸葛晋明等人和主将一同战死,黄得功部明军覆灭。隆武元年六月,这位南明王朝的首位君主在北京和其他几位投降清朝的明朝亲王一同遇害,终年四十岁。
今天但凡提起明朝的末代皇帝,人们大多数只会想起崇祯,南明王朝的君主们似乎从没有被列入正统行列之内。但如果我们提起这些残明君主,尤其是这位南明第一代皇帝,那有几个词儿肯定要用上的:昏庸、荒淫、无耻、活该。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其实也是对清朝合法性的一种构建,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南明王朝如此烂,所以我大清灭掉明朝理所应当”天下有能者居之。与之相似原理的现象还有“袁崇焕岳飞化”以及“农民军出淤泥而不染”。
咱们今天理一理弘光朝廷的史事,看看这第一个残明朝廷在其存活的一年多时间之内都干了些什么。其实咱们猜都能猜出来,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斗。
崇祯朝廷覆灭的消息传到南京的时候是公元1644年的夏四月,虽然北廷覆灭,但是明朝仍然控制着南方的大多数区域,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南京的众臣于是开始商议立新君之事。此时正逢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到安徽,朱由崧是神宗皇帝之孙,朱常淓是穆宗皇帝之孙,而且还“有贤名”,二人都有资格继承皇位。南京众臣其实更看重朱常淓,因为朱常淓有“贤名”。
但实际上,众人更愿意拥戴朱常淓的原因是朱由崧的父亲福王朱常洵之母就是万历年间备受皇帝宠爱的郑贵妃,备受父亲万历皇帝宠爱的人朱常洵是当年的太子朱常洛最大的竞争对手,万历朝众臣围绕着这兄弟二人的太子之争和皇帝进行了一场十几年的拉锯战,史称“争国本”事件,最终朱常洛胜出,被立为太子。而朱常洵则被册封为福王,就藩于洛阳,崇祯十六年被李自成部所杀。
在南京的众臣都或多或少和当年参与争国本事件之人有关系。不仅如此,争国本事件之后明廷内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也是牵涉甚广,而且都和朱常洵郑贵妃母子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东林以及复社人士在这些案件中那叫一个活跃。一旦朱由崧登上皇位,要为自己的祖母彻查当年的三案,那肯定有一大批人要倒霉,所以说大家不愿意拥戴福王,史可法等人甚至说福王有“七不可立”,福王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这骂得是真难听。
看样子朱常淓的皇帝宝座是稳了,但是有一个人跳出来反对了,这个人就是庐凤总督马士英。马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在这一年还有一个人也考中了进士,这个人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袁崇焕。老袁的官运那自不必多说,进入官场不到十年就当上了地方大员,而老马一直到崇祯末年才当上了庐凤总督。
按理说,少数服从多数,南京的诸位大人们还有这么多开国勋贵的后人都愿意拥戴潞王,你马士英算老几?但是老马有一个南京的诸位大人们都不具备的优势,他的兵多,而且他还有帮手: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原本站潞王一方的刘泽清知道自己的兵力不敌高、刘、黄三人,于是索性跳反到福王阵营之中“时士英握兵于外,与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相结;诸将连营江北,势甚张,大臣且畏之,不敢违抗,可法乃以福王告庙”就这样,福王朱由崧在这一年的五月份骑着马进入了南京城,在拜祭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以及懿文太子朱标墓之后,宣布就任监国,这是效仿当年的景泰皇帝朱祁钰,同月朱由崧就在南京宫城武英殿登基,改明年为弘光元年,南明政权至此正式建立。
但是很明显,东林复社中人对于福王的继位那是相当不甘心的,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对福王的过程有所记载,现全部摘录如下“(阮大钺)遂走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之,必欲使事出于己而后可以为功。乃使其私人杨文骢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文骢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数人,或曰:福王也。杨文聪见之,启以士英援立之意,方出私钱买酒食共饮。而风色正顺,遂开船。两昼夜而达仪真。可法犹集文武会议,已传各镇奉驾至矣。士英以七不可之书用凤督印印之成案,于是可法事事受制于士英矣”这一段黑屁真是典中之典,暗示弘光皇帝并非真朱由崧,同时也是一种甩锅的方式,把国破家亡的责任甩给《弘光实录钞》成书时早就被咔嚓掉的朱由崧以及生死不明的马士英。朱由崧并非真命天子,马士英篡国权奸,才导致了南明政权短命而亡。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马士英要拥戴福王朱由崧?他自己给出的理由在给史可法的信件中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而凤阳总督马士英遗书诸臣,言福王为神宗孙,伦序当立”福王朱由崧是神宗皇帝朱翊均之孙,相比于潞王而言他的血缘和神宗皇帝最近,所以应当拥戴他,这个理由过于冠冕堂皇。黄宗羲有关弘光皇帝继承帝位的记录虽然塞满了自己的私货,但是也指出了马士英拥戴福王的原因:争权。潞王为南京众臣所拥戴,而如果自己和手下的军队拥戴福王,那自己以后势必进入大明王朝的权力中心。部下将领也都愿意 得 到“定策之功”。
另一份明末史料《南渡录》记载说“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刘泽清素狡,先附立潞议,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嘿嘿,福王殿下这就直接杀死比赛了,史可法等人见到南京城外的大军,也知大势已去只能同意拥戴福王。在马士英、高杰、黄得功等人率领的大军的帮助之下成功地登上了帝位,成为了明朝第十七位皇帝。
到这儿其实可以发现:在明末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人的嘴炮是最没用的,南都众臣因为自己的小心思而准备拥戴潞王,结果马士英一下子拉来了四镇总兵,数万人马往南京城外一排,立潞之议立刻就泡汤了。但是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弘光政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军阀的支持之上,或者再说得露骨一点,在一开始弘光皇帝一开始就是坐在火山口上。反复无常的武将的危害性要远远大于文官的党争,这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已经被印证了。
弘光、隆武、永历三朝的权力结构都是出奇的一致:有实力的武将拥戴有名望的宗室,这就导致朱明皇帝在这十几年间大多数的时候都只是作为一杆用来聚拢人心的旗帜。对于皇帝本人来说,眼前的政局是没有太多的可操作空间,而昔日皇帝所掌控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哪里呢?答案是没了,皇帝的权力所依靠的无非就是自身所掌控的武力。
而南明皇帝和大多数武将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关系,这也就导致明朝的大权被诸如四镇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分食殆尽,皇帝只能空坐朝堂,松松垮垮的政权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之下迅速土崩瓦解。当然了,没有太多的可操纵空间不等于只能坐在皇位上等死。
弘光政权的短命,朱由崧自身的能力不足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因,李清在《南渡录》中写道“(王)素少读书,章奏未能亲裁;故内阉、外臣相倚为奸,卒归过于上。如端门捕虾 蟆,此宫人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娈童季女死者接踵,以致内外腾谤。及国亡,宫人逸出,始得其真也。惟 一为士英所挟,太阿旁落,乱政亟行,以沦胥于亡。盖仁厚有余,刚明不足”在这一段中作者李清驳斥了诸如“虾 蟆天子”之类对于弘光皇帝的污蔑之词,但同时也指出了皇帝“仁厚有余,刚明不足”不仅如此还“少读书”无法正常处理政务。
朱由崧确实“仁厚”,南京众臣他登基之前用那样污秽不堪的言辞辱骂他,他登基之后也没有去大肆报复,更没有拿几十年前的三案制造大狱,这确实是值得夸赞的。但如果“仁厚”再加上“刚明不足”而且还无法正常处理政务,那就完蛋了,在弘光朝这样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这位仁厚而且在历史上毫无存在感的皇帝也只能感叹一声“诸臣无肯为我用”,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