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钱手”的张居正,和“不上朝”的万历帝

有人说,张居正是明朝的“改革家”。其实,这是太抬举他了。

他不过就是明朝末期的一个聪明的“抓钱手”而已。

他的“改革”,有什么政治意义吗?改变了明朝末期,一路向衰的社会生态吗?

他不过就是搞到了一些钱,满足了明朝末期朝廷财政上的苟延残喘的需要而已。

下面,我们就来好好地掰扯掰扯这个事。

张居正的“改革”,又称“万历中兴”,是明朝万历皇帝明神宗未成年时期,由宰相张居正主导的一次革新运动。

具体来说,在政治方面,张居正颁行了《考成法》,以通过“立限考事”、“以事责人”来整顿吏治,通过将每件要办的公事,都落到到个人,来保证每件公事都必须得到办理。

在军事方面,张居正就是以“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指导方针为大明王朝的边防新政。重点是加强北方边境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

而这些政治、军事上的改革,其实不是目的,只是为他真正的改革目的,打下一个基础、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而已。

那么,他的真正改革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搞钱,就是在经济方面,他要推行一种“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

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税,总共合并为一条,按纳税人所拥有田亩的面积,来统一计算应缴税额,最后折算成银两进行征收。

这个“一条鞭法”的改革如果能够成功,那朝廷就有钱了,就可以扬眉吐气地去做其它的事了。

那么,推行这种“一条鞭法”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就是要对天下的田亩进行重新丈量,就是要清查出那些豪强地主,在他们“兼并土地”的过程中所隐瞒下来的土地面积,然后,根据这些实际的土地面积去征收税款。

这就等于是虎口夺食呀!

这就等于是把那些富人们已经吞到肚子里的、他们应缴的税额,又硬生生地从这些富人的肚子里给掏出来呀。

那么,为什么已经步入生命晚期的大明王朝,还会有这样的一次改革呢?

这样的改革为什么又能够成功呢?它所依赖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又是什么呢?

张居正自己,又是个怎样的人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到大明王朝的那些皇帝,特别是从明英宗朱祁镇以来,到明神宗朱翊钧之前的那些皇帝。

从那些皇帝的种种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到,张居正改革所依赖的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从明英宗朱祁镇遭遇“土木之变”,到他在“夺门之变”中再次登基,虽然随着大明王朝的由盛而衰,大明王朝的皇帝们,已经难以有效地行使“皇权”,已经难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他们却都是没有屈服、没有躺平的。

这一点,就是明朝皇帝们和宋朝皇帝们的一个显著不同。

相对宋朝那些委曲求全、甘做傀儡的皇帝们,大明王朝的皇帝们,都是一直在以各种方式,维护着自己做皇帝的尊严,履行着自己作为一个皇帝的责任的。

我们先看明英宗之后的明宪宗朱见深。

明宪宗朱见深,作为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这段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的亲历者,他和他的父亲明英宗朱祁镇一样,也是经历了一段关于个人位子的失而复得的悲喜剧的。

不过,他父亲的位子是皇位,他的位子是太子之位;他父亲是皇位的失而复得,他是太子之位的失而复得。

当然,他由此就也会和他的父亲一样,对自己手中的权位,对“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

那么,他是否会因为官僚集团的强大,就选择躺平,无所作为呢?

不,他没有选择躺平。

他一上台,就利用官僚集团之间的内斗,打击一派,扶持一派,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开创了一个“传奉官”的任用官员的“制度”。

就是不经过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不经过吏部批准,就直接由他自己下诏,任命某人为某某官员。

这样的官员,当然就跟那些通过正常程序获得官职的官员们大不一样,他们就等于是皇帝向那个官僚集团中掺入的一些“沙子”。

有了这些“沙子”,那个官僚集团,就难以相对皇帝形成一个铁板一块的同盟了,就难以随心所欲地背着皇帝,做什么对皇帝不利的事情了。

另外,在他登基的第13年,他又设立了一个西厂。

这个西厂,在性质上和明成祖朱棣所设立的东厂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由皇帝的亲信宦官所掌握的特务侦缉机关,它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就可以随意地监督、缉拿臣民。

而她的权力,是更加超过东厂,活动范围由京师遍及全国各地。

她实际上就是皇帝权力的过界延伸,是对官僚集团的权限的剥夺和挤压,所以,肯定为官僚集团所不满。

所以,就有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上书提议,撤销西厂。

面对官僚集团的抗议,明宪宗没有坚持,直接同意撤销西厂了。

但是,很快,商辂和项忠这两个带头上书的人,就先后被罢免官职。

然后,西厂又恢复了。

这一回,看谁还敢再提出反对呢?

这就是明宪宗对待官僚集团的措施。

当然,他的这些措施,只能是针对官僚集团,是无法对付官僚集团背后的那些富人集团的。

事实上,他的西厂,以及他向官僚集团所掺的那些“沙子”,都是可以被富人集团所收买的。

所以,他的这些措施,无法扭转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这个总体趋势。

那么,到他的儿子明孝宗朱祐樘,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明孝宗朱佑樘的个人经历,和他的父亲明宪宗朱见深大不一样。

明宪宗朱见深,虽然相对朝中那些大臣十分精明,但是,相对后宫的女人和太监,以及御医们,他却防不胜防。

就是说,他只注意前面,却不注意身边和身后。

按照史官们的记载,他宠幸万贵妃,而万贵妃自己不生孩子,却也不许别的宫女生孩子。

所以,明宪宗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儿子。

直到有一天,在他无意中叹息“我眼看就要老了,还没有儿子”的时候,他身边的太监对他说:“万岁已经有儿子了。”

他这才大吃一惊,见到了自己那因为长期幽禁,胎发尚未剪、拖至地面的瘦弱的儿子。

但是,史官们的记载,也是十分奇怪。

在明宪宗发现自己有儿子,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佑樘chang后,明孝宗朱佑樘的生母纪氏,就在宫中暴病身亡了;告诉明宪宗实情的太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了;明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孙子会被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了。

可是,万贵妃还是受到明宪宗的宠幸,甚至,万贵妃病死,明宪宗也因为悲伤过度,而跟着离开了人世。

那么,这样的记载合不合常理呢?值不值得我们相信呢?

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明孝宗朱佑樘,就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女色,勤于政事”。

在他的领导下,大明王朝在这一时期,就没有“宦官乱权”,只有“名臣辈出”,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虽然,后来也有一些“奸佞之辈”,再次“混入宫中”,“祸乱朝政”,但是,为首的李广,很快就“畏罪自杀”了。

然后,又从李广家,搜出了他贪污、受贿的账本。

于是,明孝宗又“幡然醒悟”,开始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勤政时期”。

但是,他的两个“勤政时期”,和中间的一个“奸佞之辈”“混入宫中”“祸乱朝政”的时期加起来,也就18年而已。

因为他努力的工作,拖垮了他的身体,以至于他年仅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了。

然后,他死后,他的儿子明武宗朱厚照,就又跟他不一样了。

朱厚照15岁即位,在即位刚刚四个月的时候,就微服出宫,到外面去游猎了。

当然,他的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人支持和怂恿,肯定是做不到的。

而那些支持和怂恿他的人,就是他身边的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被人们称之为“八虎”。

由于他父亲留下的那一套大臣班子,非常地“廉洁、刚正”,所以,那些“廉洁、刚正”的大臣们,不能容忍“八虎”教坏了皇帝,就联名上书,要求严惩“八虎”。

即位刚刚四个月,才15岁的朱厚照,见到那些大臣们声势浩大的进谏,当时还真有些架不住,就想“顺从官意”,除掉“八虎”。

但是,在被刘瑾当面哭诉之后,他的心,又软了下来。

他反过来惩治了那几个首先进谏、要求严惩“八虎”的大臣。

然后,作为众官之首的内阁成员谢迁、刘健,就义愤填膺,双双以“告老还乡”作要挟,要求这个嘴上无毛的小皇帝收回成命。

但是,小皇帝却不知天高地厚,欣然地批准了这两个老家伙的“告老还乡”。

这下,在明孝宗时期“廉洁、刚正”的那班大臣们,一下子就都不再“廉洁、刚正”了。

他们一扫之前的惺惺作态,甘愿为嘴上无毛的小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后,我们现在讲,万历皇帝“不上朝”,可你们知道嘛,最早不上朝的,还是这个15岁就登基亲政的朱厚照。

但是,他的“不上朝”,并不是不管事,只是他不愿听那些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唠叨而已。

在不愿上朝的同时,他还是通过司礼监传达圣旨,命令内阁执行,保证朝政运转的。

当然,相对“不上朝”,朱厚照更特殊的,还是他离开皇宫,在皇城之外兴建另一个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那就是“豹房”。

还有,他又到宣府营建“镇国府”,并且把这个“镇国府”作为自己“家里”。

除了他在“豹房”的亲随,他下令,大臣们一律不许来他的“家里”。

但是,虽然他不许大臣们前来他的“家里”,大臣们的奏章,却是要一件不少地送到他的“家里”来的。

很遗憾的是,这个对待大臣们的态度,跟他父亲完全相反的朱厚照,也和他父亲一样,是英年早逝,甚至还要早逝,年仅三十一岁就死了。

而且,他风流成性,却又没有生出个一男半女。

所以,他的皇位,是传给了他的堂弟朱厚熜的,也就是著名的嘉靖帝。

这个嘉靖帝和他的堂兄朱厚照一样,也是少年登基。

而且,他还比他的堂兄小一岁登基。

朱厚照是15岁登基,他是14岁登基。

虽然他们都是少年登基,可他们都是一样地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上位,就跟官僚集团对抗,并且还旗开得胜。

嘉靖帝朱厚熜,是生长于湖广安陆,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钟祥市的兴王府。

在他12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死了,他就接替他父亲成了兴王。

所以,他是在湖北省钟祥市,以兴王的身份接受太后的诏书,然后,前往北京登基为帝的。

这样,他在抵达北京城外的时候,就和官僚集团发生了第一场冲突。

根据当时的文官头子杨廷和的安排,因为他这时还不是皇帝,仅仅是皇子,所以,他不能由北京的大明门进去,只能由东华门进去,先居住在文华殿,等到登基之后,才能入宫当皇帝。

但是,朱厚熜不接受这种安排,他的理由是:“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双方互不妥协,最后只好由皇太后下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

经过这第一回合后,紧接着,朱厚熜又在谁为嘉靖帝的皇考,也就是谁为他的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他的生父的尊号的问题上,与官僚集团发生了长达三年半的斗争。

这场斗争被称为“大礼议之争”,最后的结果是,嘉靖帝的生父被追尊为兴献帝,后来又加封为献皇帝;他的生母为兴国皇太后。

通过“大礼议之争”,当时的官僚集团的头子杨廷和,被削官为民。

而嘉靖帝,则在理论和礼仪上,都为自己树立了正统的地位,实现了权力上的独揽乾纲。

而他也是利用独揽朝纲的大权,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获得了很多的赞美之声。

但是,经不住富人阶层的拉拢利诱,明朝的官僚阶层,总是会在清理整顿后不久,就会又进入新一轮的因循败政之中。

所以,在嘉靖十八年后,励精图治的朱厚熜,就渐渐地就觉得,对于自己治下的这个政治生态,自己是无能为力了。

嘉靖二十一年,也就是西元1542年十月,爆发了所谓的“壬寅宫变”,嘉靖帝差点死于几个宫女的谋杀。

从此之后,堂兄朱厚照的“不上朝”,在他的这里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而朱厚照的“不上朝”,只是不想听大臣们的唠叨;朱厚熜的“不上朝”,就真的是不想管事了——随你们怎么地。

嘉靖帝死后,是他的第三子朱载垕hòu继承了皇位,因为,他前面的两个儿子都先他而去了。

相对于前面的两个父辈,也许是年岁较长、比较懂事的缘故,30岁当上皇帝的朱载垕hòu,就不再与官僚集团对抗。

他“宽仁大度,勤俭爱民”,被后人称为“明主”;却也因为沉迷媚药,导致荒于政事,在位仅仅6年,就因病去世了,终年36岁。

但是,他这6年的时间,依靠大臣们的尽力辅佐,也是获得了一个新气象,史称“隆庆新政”。

他这个“隆庆新政”最主要的就是两件事,“议和”与“开关”。

这个“议和”,名为“隆庆议和”,就是明朝用投奔明朝的蒙古鞑dá靼dá部落首领俺an答da的孙子,与蒙古交换背叛明朝、投奔蒙古鞑靼的汉奸赵全;然后,明朝封蒙古俺答为顺义王,双方开展互市贸易,互通有无。

这个“开关”,就是隆庆元年,朱载垕登基之后,宣布废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贩运商品到东、西二洋进行买卖,史称“隆庆开关”。

那么,这两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表明大明王朝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办法硬扛,对内对外,都只能寻求妥协了。

“议和”,就是表明大明王朝在对外政策上,放弃了对北方蒙古的压制,从此不再自高自大,只求能够妥协求和。

“开关”,就是表明大明王朝在对内政策上,不再致力于控制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再限制富人们发财,也就是终于对富人阶层实行妥协了。

那么,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就是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流民叛匪会进一步增多,大明王朝会进一步地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了张居正,有了张居正的改革。

那么,张居正以及张居正的改革,所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在大明王朝已经筋疲力尽,对内对外都只能寻求妥协的情况下,会出现张居正这个人、以及他的改革呢?

我们有没有发现,即使大明王朝的那些皇帝,他们的处境十分地困难,但是,他们的个性,与大宋时代、特别是南宋时代的那些皇帝的个性,也是大不一样的?

他们都有那种大无畏的、与官僚集团斗智斗勇的臭脾气。

而且,他们还往往都是胜利的一方。

比如,少年嘉靖帝,还没有进北京,就敢于为了怎么进北京,而跟官僚集团据理力争。

这不单是在宋朝不会有的事,就是在汉朝,那也是不可能有啊。

我们看看汉朝的那个“汉废帝”刘贺,在位仅仅27天,就被废掉了。

那么,他是怎么被废呢?

不就是他对当时的权臣霍光,过早地表露了异心,让霍光对他产生了警惕,他才被废的吗?

而这时的少年嘉靖帝,包括明宪宗朱见深、明武宗朱厚照,都有在还立足未稳的时候,就冒犯权臣、甚至整个官僚集团的行为。

但是,他们却都能够好好地继续当皇帝,并没有因为自己言行的出格,就被立即废掉。

这是为什么呢?

汉朝官僚的背景,是门阀;明朝和宋朝官僚的背景,是科举。

这就决定了汉朝的官僚个人,有实力决定一件事情;而明朝和宋朝的官僚个人,是没有实力决定一件事情的。

明朝和宋朝的官僚,必须经过商议,才能够共同决定一件事情。

这就是汉朝的立足未稳的皇帝容易被废掉,而明朝和宋朝的立足未稳的皇帝,不容易被废掉的原因。

那么,明朝和宋朝,相对又有什么不同呢?

明朝相对宋朝的不同,就是明朝的一些读书人,从宋朝的历史中,得出了“商人误国”的印象,更是得出了“求和必亡”的教训。

所以,明朝的读书人中,鄙视商人、具有民族气节的人,就相对更多。

而民族气节的本质,就是集体主义。

崇尚集体主义,那就必然服从朝廷、尊重皇帝。

也就是说,明朝的读书人中的保皇派,相对宋朝是要更多的。

当然,不光是保皇派要更多,另一方面,明朝所统治的范围,比宋朝更大。

这就决定了背靠富人阶层的那些自私自利的读书人,他们也会因为他们所背靠的富人阶层的地方性不同,而分成很多的派别。

然后,这些不同的派别会相互掣肘。

当官僚集团中,这些不同的派别相互掣肘的时候,皇帝,也就正好利用他们之间的相互掣肘,来表达自己的个性、谋求自己的目的。

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张居正,才有了张居正的改革。

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六年,就考中了进士,然后进入翰林院学习,冷眼旁观了内阁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从而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也得到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的经验。

直到嘉靖三十六年,他再次回到翰林院供职,这时,他的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的政治谋略,就已经形成。

隆庆元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朝政。

隆庆六年,明穆宗朱载垕hòu驾崩,年仅十多岁的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就是万历皇帝。

这时,内阁首辅高拱,因为在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斗争中失败,被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贬回原籍。

于是,张居正就担任了内阁首辅。

这时,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当然是做不了什么主张的,一切都是由张居正说了算。

所以,独揽朝纲的张居正,就开始了他十年的改革。

张居正知道,他是挽救不了大明王朝的,他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所以,他的改革,其实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改革。

他只是力求,大明王朝不要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手中灭亡而已。

也正是这一个浅层次的改革,就更加显示出了张居正的为官老到,与他对于世事的洞若观火。

张居正和王安石的背后,都有一个神宗。

张居正的背后是明神宗,王安石的背后是宋神宗。

但是,王安石背后的宋神宗,看上去是可以作为依靠的;而张居正背后的明神宗,明显地是不可以作为依靠的。

这就导致王安石的书生气浓厚。

他依靠了宋神宗,结果,当然是靠不住的,所以,他的变法就失败了。

而张居正,因为知道自己没有依靠,所以,他就比王安石少了一些书生气。

他比王安石看得更深远。

他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他知道自己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

所以,他就成功了。

那么,张居正的边界在哪里呢?

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富人阶层和官僚阶层之间;一个,是在规矩与实力之间。

在富人阶层与官僚阶层之间,张居正的改革,是只针对官僚阶层,没有针对富人阶层。

比如,他颁布了《考成法》,这是针对官僚的,就是为了整治官僚阶层的不正之风。

但是,相对当时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土地兼并”,他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呢?

没有。

因为,他知道,官僚阶层,他得罪得起;而富人阶层,他得罪不起。

所以,他敢于颁布《考成法》;但是,他绝对不敢出台什么《土地法》。

他知道,只要他敢出台《土地法》,那他一定死得比商鞅还惨。

但是,并不是说,他没有出台《土地法》,他就没有注意到土地问题。

比如,配合“一条鞭法”的税收政策,他还进行了土地的丈量。

这就说明,他是深刻地知道,“土地兼并”,是使得大量的土地改变了它们的主人的。

正是因为大量的土地改变了主人,才使得政府的税收减少。

因为,土地原来的主人变成了流民,交不起税了;土地现在的主人,又没有进入政府的花名册,他们又不会交税。

那么,张居正的这个对于土地的重新丈量,不也是得罪了那些富人阶层吗?

是的,他确实是也得罪了那些富人阶层。

但是,依照田亩纳税,这是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老规矩,不是他张居正发明的,有土地不纳税,这本身就是不对的。

如果有土地不纳税,那要不要让那些土地物归原主,让它们原来的主人来纳税呢?朝廷,可是不允许“土地兼并”的啊。

所以,他张居正没有要主动触犯富人阶层的利益,他只是要求富人阶层不要偷税漏税,不要为了一点小钱,而和朝廷过不去而已。

这样,因为他是有理有节,让富人阶层没有正当的理由反对他,而且,也不值得大动干戈地去反对他,所以,他所遇到的阻力,就相对较少。

这就是他的改革能够成功的原因。

这也表明了,张居正不仅是一个有理想的官僚,他更是一个成熟的、有分寸、有方法的官僚,他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成功,而不是最大的失败。

但是,正是因为他的理智,正是因为他仅仅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他的改革,也就是治标不治本的。

毕竟,这是大明王朝已经步入晚期的一次改革,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个王朝走向末路的必然趋势的。

最根本的是,她不可能制定出一个阻止“土地兼并”的政策,不可能制止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的趋势。

也就是说,她不可能触及到这个社会的根本矛盾,不可能解决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不可能改善穷人和富人之间越来越恶化的社会关系。

她只是改善了政府的收税方式,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使政府的日子,相对好过一点而已。

但是,政府的日子好过,穷人的日子不好过,这个社会,能够靠政府的日子好过,来一直维持下去吗?

所以,这样的改革,其实,不过就是一种扬汤止沸的自我麻痹,是并不能阻止大明王朝向她的末路狂奔的趋势的。

而在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个人命运来说,虽然,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了,他的个人遭遇,却也不算那么糟糕;相反,张居正的改革虽然成功了,但是,他的个人遭遇,却比王安石要糟糕得多。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王安石的改革,没有对富人阶层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而张居正的改革,是对富人阶层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的。

在张居正死后的第四天,他和他的改革班子,就遭到了清算,他也被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下令抄家,还险遭开棺鞭尸。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照顾到万历皇帝的感受,生前对万历皇帝过于严厉,所以,就遭到了万历皇帝的报复。

其实,万历皇帝,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去报复一个大臣。

他如果真有那么大的能耐去报复大臣,他怎么会在后来三十年“不上朝”,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呢?

事实上,张居正是一座山,而万历皇帝,不过是这座山背后的一只小船。

当这座山崩塌之后,这只小船,就在山体崩塌所激起的惊涛骇浪中,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了。

由于需要万历皇帝配合扳倒张居正,所以,在最初,官僚集团还算把万历皇帝当一回事,这就有万历皇帝亲政后的所谓“万历三大征”。

所谓“万历三大征”,就是先后在大明王朝的西北、西南边疆,以及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这三次军事行动,都不是由万历皇帝“御驾亲征”、直接指挥的,不过是朝廷拿钱,地方上去拼命地打仗,由此,在官僚之间进行再次的权力分配而已。

由于在一次次的行动中,万历皇帝总是成为任人摆布的木偶,他既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更感觉不到自己的权威,所以,渐渐地,他就厌倦了这种只看别人表演,自己却只是跟着配合的无聊生活 ,他就开始沉湎于酒色,自我麻痹。

后来,因为立太子的事情,这不是天下大事,而是他皇家的家事,他却与内阁你来我去,争执长达十余年。

所以,从万历十七年开始,他就干脆不理朝政了,不再上朝,不再接见朝臣。

那么,万历皇帝的“不上朝”,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万历皇帝“不上朝”,国家机器还能够维持运转,说明了这个国家机器,是有他不多,无他不少。

万历皇帝“不上朝”,也没有人说要把他赶下台,不要他这个皇帝了,说明了这个国家机器,还是少不了他,他是看似无用,而实际上有用。

万历皇帝“不上朝”,说明他这个皇帝很无能,他是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万历皇帝“不上朝”,说明他这个皇帝很有个性,他是不愿做别人的傀儡的。

万历皇帝“不上朝”, 充分地展现了当时富人阶层通过官僚阶层掌握政权,“垂拱而治”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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