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人才是统治者在“人治”的政治环境里，军事、政治才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能够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不过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人有才干，不问私品，也是常有的事，就像刘邦有重用盗嫂受金的陈平。而曹操在人才的运用这方面，丝毫不比刘邦逊色。
董卓作乱时，曹操和袁绍密谋起兵反抗董卓。有一次袁绍问曹操：“万一起兵后不能取胜，你打算怎么办？”曹操反问：“足下意以为如何？”袁绍回答道：“我打算据守黄河天险，在黄河以北发展势力，可借用胡人的兵力向南进攻争夺天下，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吧？”曹操却说：“我打算任用天下有才能的人，以大道理驾驭他们，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西周的开国之君武王，他们造就王业的根据地难道是一样的吗？如果一味依靠地势天险，就无法随机变化了。”这一段对话的二人的格局就高下立判，也足以表明袁绍和曹操对于创业立足点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他们两人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确实都贯彻了自己的观点。《三国志》和《资治通鉴》这两部权威性的史书，都将这一段对话放在曹操战胜袁绍的官渡战役之后再做倒叙，很明显是把曹操与袁绍的不同观点作为双方胜败的关键原因。
由此可见，曹操很早就把创业的立足点放在了争取人才、发挥人才智谋的基础之上。曹氏集团之所以在群雄争斗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争夺北方的最后的胜利者，和他这种高度重视人才的因素是分不开的。而他重视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又是强调“唯才是举”，即高度重视人的才干，而不过度讲究人的品行，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就可以提拔做官，不必求全责备，并不要求人才面面俱到，是各方面的楷模。
最能反映曹操这一用人方略的，莫过于他发布的3篇令文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求才三令”：《唯才是举令》《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举贤无拘品行令》。
其中《唯才是举令》发布于210年。曹操在这篇令文中说：自古以来创立基业和振兴皇业的君主，没有不盼望和贤人君子一起治理天下的。而他们得到贤人君子难道都是碰巧遇到的吗？
只不过是上层的人要善于发现而已。现在天下还没有平定，正是国家特别需要人才的时候。《论语》中说孟公绰这样的人担任晋国赵氏、魏氏那样大族的家臣很合适，可不适合当滕、薛这种小国的大夫。如果一定要任用贞廉之士，那么齐桓公怎么能建立霸业？现在天下是不是还有像姜太公那样怀才不遇垂钓渭河之滨的？是不是还有像陈平那样被人认为和嫂子通奸、接受贿金的人才没有被发现的？诸位臣僚应该帮助我提拔人才，唯才是举，我要委以重任。
这道令文中提到的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按儒家的标准算不上是贞廉之士，他在和朋友做买卖时，本钱出得少分红却要得多，打仗时冲锋在后，撤退在前，旧主公子纠被杀后，他也不殉主，然而他却能辅佐齐桓公称霸。西汉初年功臣陈平被人传说和嫂子通奸、接受贿金，他被魏无知推荐给汉高祖，汉高祖听说陈平品行不端，找来魏无知加以责备，魏无知却说“你所问的是品行，而我推荐的是才能，现在楚汉相争，最需要的是才能，你提的那些事算得了什么？！”
《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发布于214年。曹操在这篇令文中，主要谈才能和品行不是一回事。文章说：有品行的人不一定能建功立业，而能建功立业的人不一定有品行。陈平难道是品行端庄之士？苏秦难道是严守诺言的人？可是陈平保住了汉朝，苏秦挽救了弱小的燕国。由此言之，士子有偏短缺点的，难道就可以废掉吗？各级官员要体会我的这些意思，这样就可以使得天下不至于有遗留在民间的人才，而官府的事务都能得到妥善地处理了。
《举贤无拘品行令》发布于217年。这篇令文开宗明义就是要举荐有才之士，而无须顾及这些人有没有品行。曹操在令文中提到要各级官员举荐“至德之人”，果断勇敢、“临敌力战”之人，具有高才、富有吏才之人，具有将才而名声不佳被人看不起之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强调要官员们各举所知，不要遗漏。
曹操在这篇令文中还大量列举了历史上的有才无德的著名人物来为自己的政策做宣传。比如说：过去伊尹、傅说都是奴隶，而前者辅佐成汤建立商朝，后者辅佐武丁中兴商朝；管仲对于他的旧主来说是个叛贼，却能辅佐齐恒公称霸萧何、曹参都是小更，韩信、陈平都是名声不佳、遭人耻笑之徒，然而却是汉期的开国功臣；吴起为了能够当上将军杀妻取信、散金求官，母亲死了也不奔丧，可他在魏国时秦国不政向东进攻，他在楚国时三晋不敢向南扩张。在中国历史上，当权者如此下令举荐人才的，尤其是如此只讲才能不讲品行的，实在是绝无仅有。
古代儒家强调“德治”“礼治”，以为只要从君主到各级官员都是道德楷模，天下的百姓自然就如同遍地的小草，跟着德化之风而弯腰随从，天下也自然就得到“大治”。讲法治的法家同样要求各级官员都必须是贞廉之士，秦国算得上是一个讲求法治的国家了，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国竹简中有一篇《为吏之道》，专门讲做官的人应该是清白正直、谨慎坚强、精明无私，说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是“政之本也”。说做官的有五善：忠信敬上，清廉无怨，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
这样的官员恐怕和儒家要求的君子也差不太多。而曹操的令文中居然公开要举荐“不仁不孝”的才能之士，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曹操这种以“求才三令”为代表的用人方略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背景。首先它并非仅仅是一种求才的文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政治宣言。东汉时期世家大族的势力逐步增长，士族阶层逐渐形成。
这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这个阶层以高谈儒家的仁义道德为标志，号称“伏膺儒教”，专门讲求忠孝节义的一套，自以为是天下唯一的评判者。东汉有不少累世为官的大姓豪族，就是这个阶层的典型代表。东汉末年的混乱形势下，一些大姓豪族起兵割据一方，混战不已。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刘璋等等都是这种标榜仁义道德的世家大族代表。曹操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是是依附于太监的暴发户，这是被当时世家大族看不起的。
曹操在逐鹿中原初成气候以后，他的主要敌人就是这些世家大族割据的势力，曹操不仅要在军事上将他们打败，在精神上也要压倒当时的舆论，用重才不重德的政策羞辱、贬低世家大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的精神支柱，迫使世家大族势力接受并服从自己的统治。
因此像曹操的这种用人方略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其次，曹操的这种用人方略也是企图扭转社会风气的一种有效手段。东汉时期选拔官员的标准就是候选人需有著名的孝行，比如郭巨埋儿之类的；或者是能够礼让，比如孔融让梨之类的；或者是见财不贪，对财产毫不动心的。这种人被作为“孝廉”，由地方长官察举到京师去当官；或者由地方长官自行“辟举”为自己的属员，配备于地方各级官府。凡忠孝节义的名声实在太大的，还要由皇帝亲自下诏加以“征召”，用天子派出的车辆拉到京师去做大官。
既然做官的门道是要把自己的名气搞大，于是就出现了矫饰之风，士子们装模作样，故意做些让人能看见的事。比如儒家的教义说父母死后子女要守3年之丧，有的人就守上个7年、8年，住在墓道里，睡草窝、吃粗粮，见人就眼泪汪汪，悲悲凄凄，把自己折磨成一副骨头架子，这叫“骨立”，算是最孝顺的。又比如礼教讲忠，当时很多人不仅忠于皇帝，还忠于自己的上级、师长，长官被弹劾去职，下级属员也都离职，和长官同进退。为表示清高“无视名利”，当地方长官察举或辟举自己，甚至是皇帝征召自己，都要推辞不就，几次三番才勉强上路。为表示忠义，父母、长官、朋友被杀、被辱，要挺身而出，报仇雪恨。还有的人刻意求名，故意做些怪诞的行为，或危言耸听。由矫饰而进一步就是互相吹捧、结党营私，这叫“清议”。这是豪族势力操纵的舆论，影响了政府的权威。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东汉末年的混乱局面中要恢复统治秩序，不能容忍这种不受政府控制的舆论，也不能够允许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道德品行之下的风气继续流行，反对在官场上弥漫矫饰虚伪之习。205年，曹操还曾专门发布《整齐风俗令》，用以清除当时社会尤其是原袁绍统治地区流行的浮华矫饰、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风气，并处死孔融，赶走祢衡，以警告不服从此令的“名士”。
“求才三令”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在于选拔人才，充实曹操集团的统治力量。曹操集团之所以能够在群雄之中由弱变强，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重视人才的政策。曹操发布这些法令，目的
是进一步扩大曹氏集团的统治基础，广泛吸引各方面的人才，为社会上出身卑贱、名声污浊的人才加入统治集团敞开大门。曹操集团一直处在中原混战的漩涡之中，急需军事、政治等方面的人才。在其统治基本稳定以后，也需要大批的人才来充实各级政府，重建正常的统治体系。在壮大自己力量的同时，也可防止人才流失到敌对阵营中去，或流散民间成为治理社会的隐患。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尽管发布了这样的法令，但他并不是完全不要仁义道德的那一套，并不能根据这些法令就得出结论说曹操提倡“不仁不孝”。实际上曹操只是出于当时现实政治的需要，强调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打击以袁绍等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势力，纠正过于虚伪的矫饰之风，对于仁义道德的那一套他还是很重视的。
比如在刚刚打败袁绍后，曹操就发布了《修学令》，宜称战乱15年，后生者没有见过仁义礼让之风，使他很是伤心，为此他下令各郡国都要修复学校，选择当地德行高尚的人任教，以传先王之道。他为自己的儿子曹植选择的家臣也是号为“德行堂堂邢子昂”的名士邢颗。曹操还曾发布《清时令》，要天下的士君子“尽忠于国，效力王事”。在上述的《举贤无拘品行令》中，曹操也要求举荐“至德之人”。
可见曹操的政策并不排斥仁义道德。对于真正的孝子忠臣，曹操也是非常爱护的。比如毕谌是他的兖州别驾，张邈叛变时，把毕谌的母亲和妻子都掳到了吕布那里。曹操担心吕布要为难毕谌的母亲及妻子，叫毕谌去投奔吕布以尽人子之道。毕谌表面上说忠贞不一，但实际上却暗中逃亡，到吕布处做官。等到吕布被曹操打败，毕湛被捕，人们都以为毕谌难逃一死，可曹操却说：“人能够孝于其亲的，难道还会不忠于其君吗？这正是我所追求的。”马上把毕谌派到鲁国去当国相。
关羽是当时的名将，200年曹操击败刘备，关羽被俘，曹操封关羽为偏将军，给予优厚待遇，但他很快就发现关羽没有久留之意，于是派张辽去探关羽的口风。关羽告诉张辽：自己久受刘备厚恩，要与刘备共赴死难，曹操待我再好，我迟早要离开曹营，投奔刘备，只是要立功报效曹操。张辽回去复命，又唯恐曹操因此加害关羽，考虑再三，叹道：“曹公如君父，关羽如兄弟。”毕竟君父重于兄弟，张辽把关羽的话如实向曹操汇报，曹操赞叹说：“关羽对待君上不忘其本，是天下的义士。”当年在和袁绍的战争中，关羽力斩袁绍大将颜良，解了白马之围。曹操厚加赏赐，封关羽为汉寿亭侯。但关羽得知刘备正在袁绍营中，决计归附刘备，将曹操所赏赐的东西全都封存，致书告辞。曹操手下的将领想去追赶，曹操却说：“他效忠故主，不必追赶。
同样，文聘是刘表的大将，名声显赫。刘表死后，刘琮投降曹操，文聘为不能为故主保境守土而难过，不肯出降。后来和全军一起被曹操收编，文聘依然常常为刘表而难过。曹操为之动容，赞扬文聘是“忠臣”，对文聘信任不疑，厚加赏赐，并授予兵权，让文聘独当一面，担任江夏太守，为曹操防守长江防线，封关内侯。
“唯才是举”的令文虽然是在曹操基本平定了北方以后才发布的，但在这以前的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曹操实际上是一直坚持这一方针的，只是没有公开加以宣扬而已。在曹氏集团中，毫无疑义起家的核心是曹氏及夏侯氏宗族子弟，但真正参与决策的往往是一些外来人员，甚至是从敌对势力阵营中倒戈投奔而来的人。这些人中既有世家大族的子弟，又有出身贫寒、名声不佳的寒士，只要是确有一技之长的，在曹操的手下都得到了重用。
曹操早期最重要的谋士是荀彧。荀彧是颍川大族出身，年轻时举孝廉为官，不久见天下大乱，弃官回乡。董卓之乱时，将其宗族迁到了冀州，被袁绍奉为上宾，宗族中子弟大多为袁绍服务，可荀彧认为袁绍终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191年毅然投奔了当时势小众寡的曹操。这一年荀或29岁，曹操很欣赏他的才能，称之为“我之子房”（汉朝开国功臣张良，字子房)，请他担任司马，专门为自己出谋划策。在曹操和陶谦、吕布的混战期间，荀彧建议先攻吕布以巩固究州根据地，再图陶谦。
汉献帝回到洛阳，荀彧力劝曹操亲自到洛阳迎奉，克服种种阻力，得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曹操在外征战，荀彧留许昌主持朝政，处理事务井井有条。在曹操和袁绍矛盾激化时，荀彧为曹操分析了形势，指出曹操能信任下属“唯才所宜”，是“度胜”；曹操有决断，是“谋胜”；曹操治军赏罚分明，曹军士气高涨，是“武胜”；曹操阵营内人才济济，是“德胜”，有此“四胜”，必定能够打败袁绍，从而使曹操下定了攻灭袁绍的决心。官渡之战时，曹军缺粮，曹操一度动摇，想撤退到许昌一线，被荀彧劝止。打败袁绍后曹操打算南下攻打刘表，荀彧又劝他一鼓作气向河北进军，统一北方。
荀彧深知曹操“唯才所宜”的用人方针，为曹操推荐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比如郭嘉、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等等，这些人有的是世家大族子弟，有的是名声不佳的寒土，其中不少人后来位居卿相之位。史称其所推荐之人只有两个人不称职。
曹操早期另一个最重要的谋士是荀彧推荐的郭嘉。郭嘉字奉孝，也是颖川人，不过是寒素出身。东汉末年大乱时，郭嘉先投奔袁绍，后来认为袁绍名义上招揽人才，实际所信任的不过是他的宗族亲党，转而投奔曹操。经荀彧推荐和曹操长谈后，曹操说：“能使我成就大业的必定是此人。”而郭嘉也说曹操“真吾主也”。郭嘉屡屡为曹操献奇策，料事如神。然而郭嘉为人不拘小节，颖川大姓出身的谋士陈群看不惯，几次当着曹操的面激烈批评郭嘉，郭嘉依然故我，而曹操仍然信任郭嘉。曹操打败二袁后，是郭嘉建议轻装奇袭乌桓，大获全胜。
郭嘉后来因病早亡，曹操大恸，痛呼：“良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赤壁之战曹操大败而归，于半路上感叹道：“如果郭奉孝还在，我不会到这个地步。”曹操重要的文臣程昱也是寒素出身。当曹操为兖州牧时，程昱被辟举，他立即上路。从寿张县县令起家，在陈宫联合吕布叛乱时，程昱激励东阿等三城坚守待援，为曹操保住了根据地。打下徐州后，刘备无奈暂时投靠曹操，程昱多次向曹操进言要杀刘备，曹操没有同意。程昱为人尖刻，经常和同僚产生矛盾，有人告他谋反，曹操却信任如初。
贾诩是来自曹操敌对阵营的重要文臣之一。贾诩出身卑微，在东汉末年混乱时察孝廉，因为没有奥援，只得为郎，侯补官职。董卓之乱时，贾诩的西北籍贯被董卓等关西将领看中，成为西北军阀的谋士。董卓的部将彼此混战后，贾诩又东行到割据南阳地区的军阀张绣手下为谋士，还曾为张绣献策打败曹操。曹操与袁绍开战时，贾诩建议张绣投降曹操，说曹操有天子朝廷的名分，归降是正道，并打消张绣曾反叛曹操、致使曹操子侄丧生的顾虑，说：“曹操有王霸之志，肯定会不计私人恩怨以向天下表明大德。”
张绣果然投靠曹操，曹操大喜，拉着贾诩的手说：“使我的信誉闻名于天下的，就是你了。”后来贾诩在曹操阵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官至太尉。文官如此，武将更是如此。曹氏集团的武将也是人才济济，出身经历不拘一格。就出身而言，除了曹氏子弟、夏侯氏子弟外，曹操的大将有不少出身卑微，如乐进原来是曹操帐前的小卒，因募兵有功，作战勇敢，被曹操提拔为将领，在官渡之战中力斩袁绍大将淳于琼。后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封为侯爵。又如于禁，曾参加黄巾农民起义，后被曹操军队俘虏，王朗把这个战俘推荐给曹操，说于禁有大将之才，曹操召见后就拜于禁为军司马，叫于禁带兵去攻打广威城，果然马到成功。于禁后来随曹操南征北伐，屡立战功，成为曹操的名将。
曹操的将领有不少来自敌对阵营，有的先后为几个军国作战，最后才效力于曹操。比如名将张辽，是并州雁门人，先为郡吏，东汉末年大乱初起，并州刺史丁原听说张辽武勇有力，召为从事，又派他带兵到洛阳护卫，受命于当时执掌朝政的何进。何进欲诛杀太监，派张辽到河北募兵。等张辽带着募到的千余人回到洛阳，何进已被杀，董卓独掌朝政，张辽转为董卓部将。董卓败，张辽跟着吕布来到徐州，至此他已是四易其主。198年，吕布被曹操攻杀，张辽领所部投降曹操，并不像《三国演义》中所说的那样战败被俘又大义凛然。但自归降曹操后，张辽确实是忠心耿耿，屡立战功。在突袭乌桓的战役中，张辽主动请战，意气风发，曹操就把自己的指挥战旗（称之为麾)交给他，张辽奋勇冲锋，乌桓大败。
张辽最著名的战绩是在赤壁之战后坚守合肥。当时曹操率败兵回中原，留下张辽、乐进、李典带兵7000余人坚守战略要地合肥。孙权率10万人马进攻合肥，张辽认为敌众我寡，必须先出击打掉其锐气，他带着800名敢死队出击东吴阵营，所向披靡，一直杀到孙权军中，高声喝叫，挑战孙权，几度冲杀，安然回城。东吴攻城十几天后，毫无所获，只得退兵。张辽又出城追击，打了东吴军队一个措手不及，东吴军队一时混乱，孙权差一点被活捉。张辽从此威镇江淮。
曹操另一位名将张邰也来自敌对阵营。张郃原来是韩馥的部将，韩馥失败后他投靠袁绍，在官渡和曹操作战，力谏袁绍全力援救乌巢，袁绍不听，导致大败后袁绍又怀疑张郃怨恨自己，张郃就投奔了曹操。张郃当时在袁绍帐下已有名望，曹操因此执张郃的手表示欢迎他弃暗投明，说：“过去伍子胥觉悟太晚，被昏君迫害，差一点就丧命。不如像微子逃离昏君商纣王、韩信早日归汉。”立刻就拜张郃为偏将军，封都亭侯，给他一支军队，要他去进攻邺城。张郃马到成功，从此成为曹操的得力干将。
219年，刘备进攻汉中，曹操在汉中的主帅夏侯渊阵亡，曹军一时混乱，将领郭淮建议：“张将军为国家名将，刘备也怕他，现在情况紧急，非张将军不能平定。”众将公推张郃为主帅，和刘备相持，挽回危局。曹操在用人上不拘一格，不计较出身、品行，特别是他还不计较个人恩怨，比如对待张绣。
张绣是关西武威人，东汉末年曾手刃杀祖仇人，和父亲一起亡命山泽。关中军阀混战，他和父亲一起为李傕攻打吕布，父亲战死后，张绣率部下转战中原，屯兵南阳，依附刘表。曹操第一次南攻时，张绣先已投降，可因为曹操把他的婶婶纳为己妾，张绣大怒，举兵反叛，袭击曹操大营，曹操中了流矢，狼狈逃窜，一个儿子、一个侄子死于乱军之中，宠将典韦阵亡。可当曹操在官渡和袁绍大战时，张绣听从贾诩的劝告，主动归降曹操。曹操大喜，拉着他的手参加宴会，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拜张绣为扬威将军。
张绣率所部参加了官渡大战，立下战功。又比如名士陈琳原本在袁绍帐中执掌文书，官渡之战前，他替袁绍起草了讨伐曹操的檄文，言词尖刻，痛骂曹操是“阉宦之后”。官渡之战后，陈琳归降，惶恐不安，曹操对他说：“你当初为袁绍写檄文，攻击我个人也就是了，（春秋）上说恶恶止其身，为什么要羞辱我的祖上？”陈琳请罪，曹操也不再计较，依然让陈琳替他执掌刀笔。
对于一些臣下的错误言行，有时基至是反叛的言行，曹操也会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并不是一概严惩。官渡大哉是曹提集团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很多臣下预计曹操会被袁绍打败，志忑不安。有的预做后路，和袁绍联系，打算归降。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在袁绍的大营里搜出不少部下给袁绍的书信，他立刻把这些罪证一把火烧了，以安众人之心。曹操北击乌桓的战略
被大多数臣下所反对，认为大军远离中原北上，万一刘表袭击中原、控制许昌的东汉朝廷，曹操集团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局面，曹操却听从郭嘉等少数派的意见，毅然出击北方，大获全胜。回朝后很多臣下害怕被曹操责备处罚，可想不到曹操却给当初的反对派人士以奖赏，说：“我贸然出兵，深入险地，虽侥幸取胜，但实在是机缘所致，不是稳妥的做法。诸位谏阻出兵是考虑周全的忠告，应该奖赏。”
曹操的用人方略是曹氏集团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这一政策招致大批寒素阶层的人物加入曹氏集团，扩大了曹氏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曹魏政权的统治。曹操的用人方略对于瓦解敌对阵营、争取人才归附具有重要意义。在鼎立的三国统治集团中，可以说曹操“招降纳叛”最为成功。这里虽有曹操吞并其他势力较多的因素，但曹操这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肯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然而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略只是他实行专制统治的手段之一。和历代的帝王一样，曹操的用人方略也有他不公开的、阴谋暗算的一面。他所不计较的是文臣武将过去对其他人的忠与孝，而对于曹操本人，是不允许文臣武将有不忠的行为的，甚至不允许有不忠的念头的。比如他的主要谋臣荀彧，在他称帝的野心逐渐明朗化时，对他的举动颇不以为然。
当212年曹操暗示臣下推举他为国公时，荀彧对前去征求意见的董昭等人说：曹公兴兵乃为匡扶国政，意存忠贞，不应妄为，免得被人议论。这些话传到曹操的耳中，曹操很不高兴，对他的这位辅弼之臣日益疏远。荀彧优惧不已，患病而亡。
而替曹操长期掌管人事工作的崔琰、毛玠的下场比荀彧更惨。曹操封魏王以后，崔琰所举荐的杨训上表歌功颂德，有人攻击杨训趋炎附势。崔琰看了表文后致信杨训：“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时变。”意思是说你的表文我看过了，这是件好事，现在啊，世道不同了。他的这段话原意是安慰杨训，批评那些攻击杨训的人。可是有人向曹操告发，说崔琰“怨恨诽谤”，曹操亲自看了这封信，也认定崔琰是非议自己僭越，下令把崔琰罚作苦工。后来曹操又派人去查看崔琰有无悔改之意，得到的汇报是崔琰照旧结交宾客，门庭若市，并议论朝政，时有怨恨之言，于是曹操下令将崔琰赐死。
毛玠对于老同僚的飞来横祸颇有微词，曾私下对人说，如今久旱不雨，恐怕就是因为处刑太严厉的缘故。结果被人告发下狱，经人向曹操求情才保住性命，但依然被罢官废黜，老死家中。对于那些在混战阶段反复无常的将军们，曹操都能既往不咎，然而一旦这些人为曹操效力后，曹操对他们的要求就和招降纳叛的时候不一样了。
于禁为曹操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在关羽进攻樊城时，于禁被关羽水淹七军，被围困在一个小山头上，不得已投降关羽：另一个将领庞德拒降而死。消息传来，曹操大怒，说：“于禁跟随我将近30年，危险关头竞然还比不上庞德那样的人可以为我尽死节。”于禁被俘不久，关羽被东吴打败，于禁又被东吴拘押。后来东吴和曹魏谈和，送于禁回北方。
当时曹操已死，曹丕表面上还称赞于禁如同汉朝的苏武，可随后却把于禁派去看守曹操的坟墓，并且事先在墙上画上庞德大义凛然、于禁屈膝投降的图画，于禁见了羞愧难当，郁闷而死。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实行的主要是“人治”。任用人才对于维护统治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原的混战及后来的三国纷净，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的争夺战。清代史学家赵翼曾感叹“人才莫盛于三国”，并指出这是由于三国君主都注重人才而造成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