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荒唐且美好?好男风同性之好名正言顺?你恐怕是搞错了

魏晋南北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奇妙的时代,一个逆流而上却又承前启后的时代,她是华丽乐章的诡异,她为后世铺好了通往繁华的大路,但她绝不是你印象想象中的“美好且荒唐”

这一时期,政治上虽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战争也比较多,但就全国范围来说,社会经济仍是在缓慢发展的;尤其南方地区更是这样。而在这极具混乱荒唐的年代,其文化方面却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蓬勃璀璨。

民族融合的时代

东汉末年,塞外的各大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纷纷内迁,一步步卷入中原王朝的政治斗争。至晋朝八王之乱后,中原内耗严重,权威旁落,游牧民族更是反客为主逐鹿中原,历经几百年的民族融合最终缔造了辉煌的隋唐帝国。这段北方发生的历史,被写入教科书,成为了那段时间中国历史的代名词——魏晋南北朝。

从西晋到东晋的这次溃败是汉族王朝第一次大规模收到挤压而南渡。其结果却是文明的反向融合,方有之后的隋唐。

但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同一时期,不发达的南方也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民族冲突和融合情况。这场冲突的结果,是秦汉时代在江汉流域留下的大片统治空白被填补,东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民族一体化越发深入、稳固。

杂糅合成后无可避免的便是:乱。

时代之乱

南北朝的主基调是大分乱战时期,在这三百余年的时间可以用三个主要时期来分解:

三国(魏蜀吴)

两晋(司马家篡权,灭吴统一三国)

南北朝(南北两地政权更替,直到杨坚建隋)

简单来说,特点就是:乱。

1、政权乱

东汉以前,中国政治史经历了几种重要模式。其一是西周的贵族模式,即在部族征服的基础上,对被征服地区采取绥靖统治,在统治集团内部以宗法制为根据进行分封;其二是战国后期的“商鞅式图景”:上面是君权金字塔,下面是无数自耕农。

而东汉以来豪族与贵族政治的出现,也为其提供了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中,国家再次走向了割据,但这种割据不再是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的有计划分封,而是基层自发形成的社会集团化与团块化。集团化下控制的人口与土地逐渐脱离国家控制,它意味着从“商鞅式图景”里向外夺离资源。

其实从秦汉开始,国家政权就一直与封建有所交接。历代君主皆知大一统帝国下被贵族“挖墙脚”的麻烦,采取过不少应对措施。秦始皇和汉高祖都对贵族进行过分封,文帝之后则开始定期徙陵,强行在关东收割、迁徙大户,汉武帝更是直接设立了州刺史政策。

但这些对地方豪强的警惕,在后期仍然无法阻挡他们的喷薄。东汉结束以后,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的统一和东晋偏安一隅,在北方出现了少数民族建立的五胡十六国,最后北魏统一了北方,南方的东晋政权瓦解以后则建立起了南朝宋齐梁陈,政治更迭更加频繁。

而南朝在官员的选拔上十分的僵硬化,朝廷高层基本被世家大族垄断。南朝政权为了对抗大家族膨胀的势力,准备采用民间的人才。但选拔官员的权利却依然控制在世家大族手里,(比如今日王家当中正,选了李家的儿子当官,择日李家就不能选王家的子弟当官)

因为当时的九品中正制还在,选人主要还是以德为主。但到了司马家掌权后,九品中正制就走样了,选人只凭世家地位,就算有德才兼备的寒门士子想博个小官,简直比种彩票还难,所以此后皇族即推生出了科举制度。然而真正开始实行科举制是时候隋唐朝后事了,而九品中正制是废于隋朝。

2、民族乱

魏晋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魏晋民族压力之大远甚两汉,由以北方为主。

自东汉伊始,光武帝缘由劳动力短缺与休养生息的因素,引北方少民南迁至幽州朔方一带,同时东汉对北方整体采取被动政策。本身光武帝的初衷是好的,可是没曾想东汉中后期少民逐渐南移,至东汉末年已经占据关中与黄河一带的多数人口,这为魏晋时期埋下了祸根。

当然这也不是中原王朝衰败的直接要素,关键的环节在于中原王朝能否压制住少民异动。如曹操数征乌桓,司马炎平叛秃发树机能,都是北方统一政权压制成功的例子。所以晋丧失北方就是其失去了压制的根基,以至于民族矛盾一触即发。一般来讲八王之乱是导致国本动摇的根本原因。

不过八王之乱本身的初衷,也是司马炎为了维系自身统治。司马炎想要分封诸王压制膨胀的士族势力,也未曾想诸王反而与士族合作,形成了与中央分离的政治力量,摧毁了西晋,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中原少数民族大量南迁,于是出现了自春秋战国后的有一次民族大迁徙。即使到了东汉以后,汉族对南方的各种土著民族也只是粗略地有着四种分类,分别是越族,蛮族,僚族,俚族。(南朝政权所称的蛮,多是指长江中游的非汉群组。同时蛮也泛指所有南方非汉群组。)

其中越族居于东南沿海,蛮族主要广布于江、淮 地区,僚族则集中于西南地区,而岭南地区则是僚族与俚族杂居之地。越族华夏化也最早,其前身直可追春秋越国,而历经两汉尤其是孙吴对山越的打击后,越族的活跃已经不再频繁。

东吴和蜀汉虽看上去幅员辽阔。但其核心区其实只是四川盆地和长江沿线。对广阔南方的控制主要为巩固后方和平。相比曹魏,蜀吴的布局空间是非常狭窄的。

但到了更远的地方,南朝对于西南和岭南地区实在是鞭长莫及,真正处于其统治重点地区的只有江淮之间的蛮族,南朝汉族和土著民族冲突和融合的重点也是在江淮之间。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将蛮族分为三大类:一是传说蛮族祖先源于槃瓠,到汉代发展为以长沙武陵蛮为中心的蛮族;二是传说祖先源于廩君,汉代发展成为以巴郡南郡蛮为中心的蛮族;三是汉代号为“板楯蛮”(实为巴人的一支)者,主要聚居在巴郡阆中一带。

然而到了南北朝对立之时,有相当数量的蛮族迁移到了南北交接的边境线的南朝一方,主要是位于秦岭东段汉江上游,和桐柏山淮河上游两大地区。晋室南渡,定鼎建康,对内要建立侨居政权对本土吴姓大族的弹压,对外则要迅速构建起江汉淮一线的防御阵线,抵御北方异族南下。

但晋室对于长江中游山地中的土著蛮族暂时无暇顾及,无法做到孙吴时期的持续压力,山间土著的生存压力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南北政权的对立,也让蛮族土著有了两面斡旋的空间,可以从双方获得种种好处。

更重要的是,乱世之中的大量流民脱离王朝的直接统治,相当一部分或出于避乱或出于逃避赋税,逃入深山成为了蛮族的一部分。蛮族抓住这历史的缝隙疯狂成长,人口膨胀的各个部落走出了深山,在汉江两岸耕种土地,与北方流民杂处,双方在土地水源等资源上的分配多次激烈竞争。

3、宗教乱

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玄学兴起,佛教,道教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旧的思想桎梏解除,思辨哲学发展;佛教传入,带来新的信仰和文化元素;道教不断改造,神仙体系完善。

代表当时主要自然知识体系的阴阳五行继续发展,呈现出新的形式;各种知识和信仰交相辉映,互相影响,中华文明呈现出空前的思想自由、文化繁荣的场景。

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此时已经是独尊儒术的约第三百个年头,人们君君臣臣,克己复礼到现在,却发现社会并没有想理想中那样天下大同,反而是天下大乱。

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血腥,权欲充斥其间。仁义在哪里?礼教于何处?于是礼教在魏晋南北朝几乎变成虚伪的代名词。相应的,儒家被放在一旁,老庄哲学开始兴起。宽袍大衣,酗酒,嗑五石散,抹粉,清谈,这就是一个魏晋名士的形象。

后随着北魏政权的壮大,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成了棘手问题。北魏政权发现,他们虽然打败了汉人,却意识到与汉族难以融合,且统治地区汉民不太接受外族政权的统治。

因此,北魏政权开始向佛教靠拢,以佛教的信仰力量来控制汉人,在佛教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可以减少汉人对自己文化的歧视。于是,在北魏王朝的推动下,佛教开始大规模发展。佛教由”胡教”成为国教。

由于佛教也是首次进入中国,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文化融合上还存在误解,导致出现诸多问题。一方面多年的战争让普通民众痛苦迷茫,面对残酷的现实,希望得到心灵的慰借,大部分人皈依了佛教。同时佛教的宽容宏大,兼容并蓄,使外来民族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所以佛教从外来宗教成为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宗教。

佛教的传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交融所产生的矛盾。另一方面为了加强王朝统治,让自己所辖地区的百姓信仰佛教,无疑是最快捷的方式。

由于佛教信徒大量增加,务农的农民减少,僧人成为朝廷的负担,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皈依佛教不能纳税,民众纷纷剃发学佛,以减轻自己的生活负担。

随着僧人的增加,寺院也需要扩建。出家后,需要学习佛经,崇拜偶像。这些活动都需要在寺庙中进行。”或耕田,与农同流,或估货求财,与商争利”,僧人的增加,导致农业税的减少;寺庙的增加导致了财政的大量亏损。

4、文学乱

这是褒义的。通常的说法是,魏晋时期是“文学觉醒”的时代。为什么说是文学觉醒呢?纵观魏晋之前的文学,从《诗经》《楚辞》开始,到汉大赋,文学总是要从属于什么东西。

《诗经》《楚辞》尚处于文学萌芽的阶段,以《史记》为代表的传体文学是史学的载体,汉赋又大多是歌功颂德之做,而到了魏晋开始,就出现了“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品。

比如《古诗十九首》,现在的人们,更欣赏《古诗》而不会对汉大赋有多少兴趣,就是因为《古诗》承载着更具永恒的价值,而汉大赋只是一时之作。文学到这里,才算得上真正的文学,因为文学家都开始自觉抒发个人情感了。

“三曹”,竹林七贤,都是如此。再加上社会的动乱,更容易让文学家做出伟大的作品。人们常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又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辞易好”,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年代,上承两汉光辉,下启大唐盛世,在文学上就表现在,散文、骈文、诗歌乃至小说,都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为文学而作,为人而作,一系列的作家都极大转变了过往的文学传统。

鲍照,谢朓,谢灵运,庾信,以及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陶渊明,都是这种转变的代表。所以有了这些趋势,才有了盛唐文学,才有了后世的诸多文学传统。

魏晋之前是儒学的天下,而在南北朝这样的乱世里,生存都成问题,谁还管那些三纲五常、君权天授的那一套。人心渐变,魏朝的士大夫开始向法家靠拢,以刑名之说杂以仁义之道,开始了新一代的学风。

至此建安年间的文学为之一变,时而大气磅礴、时而悲怆凄凉,一扫汉末文风的浮夸,有了一种硬汉的风格,全无汉末文人那种无病呻吟的酸腐。

只可惜建安风骨只是昙花一现罢了,西晋时期,玄学开始流行。对于在那个朝代玄学就好似陈年的白酒,虽入喉灼痛,却唇齿留香,在那个末世情节里,士大夫们无奈却抱着希望,以狂笑掩盖悲伤,一种悲凉却又洒脱的情怀,或许这也是后世许多人向往魏晋之风学的原因吧。

一言以蔽之,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旧世界难以为继、新世界呼之欲出的过程。

原文链接: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7394859033382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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