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弃儿,科学的牛人

15世纪初,“三宝太监”郑和奉命出海,七下西洋。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航行中,明朝的航海技术,包括造船、罗盘、计程法、牵星法和海图等,仍保持领先世界的水平。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威风凛凛,即便是后来哥伦布、达·伽马的船队也无法望其项背。

但是,耗资巨大的郑和下西洋,没有开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此后,明朝官方的大规模航海归于沉寂,帝国背朝大海,走向封闭,科技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

与此同时,读书人被一道名为“科举“的藩篱困住,执着于追求功名,科技研究与知识分子渐渐脱离。大明王朝三百年间,只有少数摆脱”内卷“的士人,在黑夜中点亮科学的微光。

郑和航海图。图源/网络

01

嘉靖十六年(1537年),20岁的蕲州(今湖北蕲春)秀才李时珍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

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因为身体疲劳而患上感冒,随后却发热严重,皮肤如火烧火燎,每天都吐很多痰,吃不下饭。他吃了很多药,情况不见好转,甚至有性命之危。

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是远近闻名的医生,他遍观医书,想起前代医家李东垣有一味黄芩汤可治疗肺经风热,于是依法调配药方,给儿子煎服。李时珍服下后,总算是药到病除。

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李时珍对医学深深赞叹,他后来在著作中写道:“药中肯綮[qìng],如鼓应桴[fú],医中之妙,有如此哉!“

用对药材,就像用鼓槌敲鼓一样立马等到响声回应,这就是医学之妙!

尽管李时珍家族世代为医,但年轻的李时珍还在科举的道路上挣扎。医生,在现在看来是一份光荣的职业,但是,在明代,医学被视为方技,医者在三教九流中属于“中九流”,上不了台面。

李时珍为了所谓光宗耀祖的功名,从小发奋读书,14岁就考中了秀才,但此后接连3次赴武昌参加乡试考举人,都落榜而归。

通过院试录取为生员(俗称“秀才”),只是进入知识分子阶层的最低门槛。之后的乡试、会试,乃至殿试,才是追求仕进的读书人飞黄腾达的机会。

李时珍20岁的这场大病,就发生于他为了参加乡试每日苦读的时候。

有明一代,程朱理学作为正统思想,受到官方极力推崇。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诏纂修《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颁布于各级学校,使其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摒弃了秦汉以来的注疏与历代各家学说,独尊程朱理学。

到了成化年间,八股取士的制度被固定下来,并走向僵化。科举士子不仅被禁锢于程朱理学的窠臼中,而且还要练习枯燥乏味的八股文,平日里“空谈性命,不务实学“。

24岁时,李时珍经历了第三次乡试落榜,他不想再考了,终于鼓起勇气对父亲李言闻说,爹,我要学医。

古今中外,科学革命往往需要一支由科学家领衔的知识分子队伍,明代的士子却受“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诱惑,被科举制度深深吸引,很多学子为了功名利禄蹉跎半生。

在求取功名的事业上,李时珍不太走运,但能够逃脱科举的桎梏,他无疑也是幸运的。

“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时珍对父亲表明心志。

李时珍自知,在科举时代,他做出这个决定,犹如逆流之船,但他的意志堪比铁石,即便不为世人所理解,也要将人生奉献给医学。

湖北蕲春县“李时珍纪念馆”中的李时珍雕像。图源/图虫创意

02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秀才学医,笼中抓鸡。”

由于中医与儒学、道学、易经八卦、阴阳五行等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科场不利的秀才学起中医相对容易。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就业门路很窄,尤其是屡次不第的大龄秀才,失业率更是让人心酸。一般来说,秀才只能从事教书先生、师爷或讼师之类的职业。

另一个就业方向,是当医生。尽管医者在当时地位不高,但读书人流传着宋代范文正公“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古训。

除了李时珍外,明代名医汪机、万全、徐春甫、杨继洲等,早年都曾致力于科举考试,后因科场失意,转而矢志学医,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这些从科举泥沼中脱离的知识分子,最终在医学上做出了一番事业。

李时珍放弃科举,改读医书。图源/影视剧照

弃文学医后,李时珍苦读医书,随父行医,也在长时间的医学实践中,发现了当时本草学的缺点与谬误,于是决心编撰一部新的本草书。

所谓“本草”,指记载中药药材的典籍。从《神农本草经》开始,2000多年来,历代医家不断查漏补缺,对本草书进行“版本升级”。可到了明代,仍有医者不识药物、不法商人造假的行为。

李时珍说:“医者不识药,只听商人之言;商人又不仔细辨究,把工作推给采送药物的人;采药者多年来的经验不一定可靠,真伪好恶变化莫测。”

有这么一句谚语:“卖药者,两眼;用药者,一眼;服药者,无眼。”

意思是,药材的真假优劣,卖药的人最清楚;而看病开药方的医生,大多只知药名,不识药材,所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服药的病人最无奈,他们只能听医生的,开什么药就吃什么药,像是“瞎子”,不知道眼前药材是否靠谱。

为了造福世人,李时珍立志重修本草,并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纲目体”编写世间药材。

35岁那年,李时珍开始著作《本草纲目》,他“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他参考前人著述800多种,删重复、补遗漏、正错讹,又与弟子、儿孙跋山涉水,搜求民间药方,收集药物标本。历时近30年的艰苦,终于著成190多万字的《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集中国16世纪前药学之大成,但这部凝聚李时珍一家心血的著作脱稿后,却一度无法刊刻出版,遭到了官府和书商的冷眼。

李时珍寻遍各地的书商,都没有人愿意为他刊刻《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之所以难付梓,一个原因是钱文忠等学者推测的——李时珍历经多年修书,口袋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不足以支付刊刻巨著的费用。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本草纲目》是一部中医药著作,不属于当时的畅销书类型,受到学界漠视,书商考虑到利润问题,不想做赔本买卖,不愿为李时珍刊刻,毕竟他写的不是《三年科举五年模拟》。

多次碰壁之后,李时珍不得不回归早年业儒的老本行,他带上《本草纲目》的手稿,前往江苏太仓拜见文坛大佬王世贞,请王世贞亲笔为他作序(“愿乞一言,以托不朽”)。

那时,李时珍年华已老,他性情温和,身材消瘦,醉饮间与王世贞言谈,解开行李,身无长物,只有《本草纲目》数十卷。

但此次拜访并不是那么顺利。

王世贞没有马上提笔为《本草纲目》作序,直到十年后,他才将序文交给年逾古稀的李时珍,并在序中称赞此书“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 臣民之重宝也”。

有了大儒王世贞的金口加持,南京书商胡承龙终于答应出版这部书。

万历二十五年(1596年),《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刊行,史称“金陵本”。那时候,李时珍已经逝世三年了。

不久后,明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李时珍之子李建元听说了,带着《本草纲目》和李时珍的遗表进京觐见万历帝,希望得到朝廷支持,公之于众。但万历帝没有重视其成果,只是留下“书留览,礼部知道,钦此”的御批,便束之高阁了。

李时珍历时30多年,著成《本草纲目》。图源/电视节目剧照

03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明清科学家普遍大器晚成,一流的科学家或科学著作作者取得重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51岁,按照当时的平均寿命,已经是老年人了。

有学者统计,同一时期,从大航海时代到工业革命的数百年间,世界科技史上的杰出科学家,一生中做出最重要或第一次重大科研成果的平均年龄为38岁。

在科举的藩篱之下,很多知识分子年轻时都执着于追求仕进,无数秀才、举人、进士,为了“黄金屋”“颜如玉”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将才智用在科研上的人才所剩无几。

有的人像李时珍一样,直到离开科场,才得以转向“实学”,专注于自然科学。因此,明清科学家大都早慧而晚成,科举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明清科学家的创造期。

明代,中国在船舶制造、航海技术、冶金、纺织、制瓷等技术领域,一度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商用数学(如珠算术)、治水技术、传染病学、建筑技术、医药学等领域也取得了进步。

但这一时期科学著作的主要特点是“总结”,是对古代科技丰富遗产的继承,而非开拓。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曾指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而且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但从16世纪开始,中国科技渐渐地落后了。

这就是学术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至今众说纷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作为火药和火器的发源地,早在10世纪初,就出现了火器军用的设计,到了晚明,却要依靠西洋人造的“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俗称红衣大炮,由海外扩张的荷兰人带来中国。因为荷兰人赤发红须,在老百姓看来,无异于非主流杀马特,于是称他们为“红毛夷”,这也是红夷大炮名字的由来。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满洲人能征善战,让明朝大为惊骇。

此时,大臣徐光启上书朝廷,提出设险守国,建炮台,采购红夷大炮。

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大捷,红夷大炮一战成名。

镇守宁远的袁崇焕凭借11门红夷大炮,对准后金军就是一轮炮击。满洲骑兵一被炮轰就惊慌失措,最终一败涂地,后金开创者努尔哈赤在此战后郁郁而终。

辽宁葫芦岛兴城袁崇焕像,人像旁雕有一门红夷大炮。图源/图虫创意

04

《本草纲目》历经坎坷才得以出版的万历年间,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入华。他学习中国文化,尊崇儒学,改僧衣僧冠为儒衣儒冠,与中国知识分子打交道。

在中国,利玛窦遇见热衷于“实学”的明朝官员徐光启,开启了另一段关于科学的故事。

与李时珍相比,徐光启无疑是科举考试的赢家。

徐光启于明嘉靖十一年(1562年)出生在江南的一户商人兼小地主家庭,35岁中举,7年后进京考中进士,后来一路升迁,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青年时期,徐光启为科举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一边赚钱,在外地教书谋生,一边备战科场,七次回乡应试,才以第一名考中举人。这也是位“卷王”。

然而,徐光启靠科举步入仕途,却能看出科举和八股取士的弊端,他曾上书直言道:“若今之时文(即八股文),直是无用。”

徐光启的后半生处于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之际,朝政腐败,经济凋敝,水利失修,灾害频仍,外患不断。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徐光启头脑敏锐,他认为只有农事才可以“安国家而厚民生”,推崇李悝、商鞅等先贤的“农本”思想,他希望发扬光大中国古代的科技传统,以资抗清平叛的兵事。

徐光启画像。图源/网络

但在那个推崇功名的时代,科学技术不被当成主流,科研工作者的地位无足轻重。

幸好徐光启得到了外国好友利玛窦的帮助。

利玛窦不仅将有关中国的见闻传播到西方,也在与中国士人的交游中,将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机械、测量、数学等科学知识倾囊相授,徐光启及其同僚李之藻便是此次西学东渐的受益者。

在数学方面,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将欧洲广为流传的数学名著引进中国。其中一些翻译的数学名词,如几何、平行线、锐角等一直沿用到今天,为中国近代数学打下了基础。在徐光启看来,每个人都应该学好数学,如果没有掌握数学,就好比工人手中没有工具。

在天文学方面,徐光启主持修订历法和编译《崇祯历书》。新的历法更正了推行300多年的元《授时历》的误差,采用了更为先进的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在徐光启主编的《恒星历指》中,他首先说明了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的,并绘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恒星图。

在农学方面,徐光启毕生耗时最多、最为重视的,便是他呕心沥血编撰的、堪称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的《农政全书》。

作为大明高官,徐光启虚心请教,学贯中西,成为近代科学的启蒙者,也是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

但是,徐光启去世后,朝中再没有远见卓识的官吏来推动自然科学的进步,这一风气戛然而止。

崇祯帝即位后,朝中言官把“华夷之辨”那套老掉牙的理论搬了出来:“我堂堂天朝上国,为何要借助外夷之力方能御敌呢?”崇祯听罢,把徐光启当年推荐的“大杀器”红夷大炮丢一边,不了了之。

明亡以后,徐光启生前为引进红夷大炮、整顿边防军务所作的《徐氏庖言》还原封不动地留存于钦天监。热爱学习的顺治帝多次阅读此书,感慨道:“使明朝能尽用此言,则朕何以至此也!”

徐光启向传教士利玛窦学习科学技术。图源/网络

05

与徐光启差不多同时的宋应星,又是一位被科举耽误的奇才。

明末的一个暮春,年近半百的宋应星在袁州府分宜县(在今江西新余)担任县学教谕,他与县令正要携上清酒和诗书,到城外的树荫鸟语中度假。

正在这时,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信差送来一份来自京城的邸报,宋应星等人原本以为其中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政治新闻,但翻开阅读,却发现一桩千年一遇的“奇事”。

这一年,武举出身的下层武官陈启新闯入紫禁城东门,强行穿过等待上奏的众臣,故意挑起崇祯帝的注意力,想尽办法将自己的奏折送到皇帝手中。

在这份奏折中,陈启新痛斥大明政体以文官治国,缺少技能熟练的军事管理人才,来应对如今内有叛匪外有蛮族的危机,希望崇祯帝能听取他的建议,重用武人。

陈启新的话不无道理,但崇祯帝接下来的举动,让天下文人感到愤慨。崇祯没有惩罚违规上书的武人陈启新,反而给他一个京城内的官职,官居四品。

宋应星在得知陈启新“立谈而得美官”的消息后,对朝廷更加失望,称“此千秋遇合奇事也”。这让宋应星多年来立志于考取进士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小镇做题家”的理想被无情践踏。

从此,宋应星彻底放弃科举。

宋应星科举失意,转而研究“实学”。图源/电视节目剧照

宋应星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自他的曾祖父宋景入朝为官后,他们家族就没有一人能够获取朝廷里的高位,经济上日渐拮据。

在科举时代,一个诗书家族尽管经济上艰难,却仍要追求读书仕进的理想。

宋应星与哥哥宋应昇被家族给予了厚望。他们哥俩幼年早慧,书院里的老师要求他们每天背诵七篇之前没读过的文章。

有一天,宋应星贪睡晚起,他的兄长已经背熟了当天要背的文章,老师正要责罚宋应星,却惊讶地发现,记忆力惊人的宋应星已经能够熟练地背出文章。

人们好奇宋应星是怎么做到的,宋应星回答说:“早晨兄长在背诵文章时,我刚好从睡梦中醒来,听见他背书,我就顺便记下来了。”

在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指引下,却往往是学而优难仕。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29岁的宋应星乡试一举成功,与哥哥双双考中举人。但之后五次进京参加会试,宋应星始终名落孙山。宋应星之兄宋应昇同样不受命运眷顾,一直考到了60岁,才无奈地接受了一个副县令的官职。

宋应星年轻时到南昌求学,恰逢时任江西巡抚夏良心重刊《本草纲目》,风靡一时。宋应星应该读过前辈李时珍的这部巨著,但那时的他想不到,自己科举失利后,也会走上与李时珍相似的道路。

五次会试失败,又受到武人诣阙上书的奇事打击,人到中年的宋应星转向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实学”。

他将心思投入一部科学著作,总结自古以来大量农业、工业中所需要的培育、生产知识,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科普体系,并有意识使用数据记载,使整本书更加实用。

崇祯十年(1637年),这部科学巨著在南昌首次刊印出版,取名《天工开物》。

“天工”一词,可能出自《书经》:“天工人其代之。”(人的责任是完成天的事功。)

“开物”也是源自古代典籍,出自《易经》:“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易经》的学问是开发宇宙万物,涵盖了天地之间的“道”,一切都是如此。)

书稿完成时,宋应星告诉世人:“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

意思就是,贫穷限制了我,我没有钱购买参考资料,也没有条件邀集同人集思广议,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了,能不伤心吗?

还好他有个好朋友,帮他把书印刷出版了。

《天工开物》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宋应星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狄德罗是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但这部著作既没有改变宋应星贫苦的命运,也没能唤醒朝廷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天工开物·卷序》。图源/网络

06

明清易代之际,《天工开物》在短暂地火了一阵子后,逐渐销声匿迹。

清军南下江西后,宋应星选择归隐,誓不仕清。临终前,他把一生的经验教训,作为“宋氏家训”留给子孙们:一不参加科举,二不去做官,只在家乡安心耕读,以书香传家。

清乾隆年间,朝廷以编修《四库全书》的名义,对全国的图书进行大规模的审查。原先流通的许多书籍,在这次文化工程之后,就在历史上无故“失踪”,其中包括《天工开物》。

这么好的书,为何被官方无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四库全书》的收录,沿袭传统尊经重史的惯例,对科技书籍不感冒;另一个是,宋应星这本书中对明朝的推崇、对女真族的鄙夷,触犯了政治禁区。

徐光启的著作遭到相似的命运,由于徐光启生前是明朝大员,还引进红夷大炮打满洲兵,为清室所不容,他的书在清朝也被明令禁止发行。

清代,再也没有人敢印刷《天工开物》了,科举士子都去学写八股文,也没心思研究“实学”。

吊诡的是,《天工开物》被科举士人弃掷案头的同时,在海外却异常火爆。

《天工开物》在欧洲,被翻译成12国语言,传播甚广。有欧洲学者称,这本书“直接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

在日本,这本书从17世纪末传入后,就火得一塌糊涂,不断被再版和重印。因为这本书,日本还曾流行过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将此书奉为“植产兴业”的指南。一直到了民国时期,这本书“出口转内销”。很多中国人通过日本刊行的版本(“菅本”《天工开物》),才知道我们原来有这么伟大的一部书。

《天工开物·卷序》曰:“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

这是说,天地之间物以万计,人类要做的事情也就很多,适应自然界的变化,生产出种类齐全的物品,这并不单是靠人的力量。

有明一代,上至朝廷,下至民间,不乏优秀的科学工作者。

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潘季驯尊重劳动人民的科学经验,总结前人成果,创造性地用“束水攻沙”的方法治理黄河,抑制了黄河水患。

无意仕进的徐霞客走遍千山万水,通过游览考察祖国大好河山,其著作《徐霞客游记》中有大量关于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生物的考察与研究。

民间医生吴又可在晚明瘟疫大流行的时代,对瘟疫的传染途径和流行特点作了分析,在《温疫论》中提出温病(瘟疫)的传染途径主要是由口鼻而入,可经空气传染与接触传染传播,这与现代的认识已相去不远。

吴又可的瘟疫学说影响至今。图源/影视剧照

大明的知识分子在漫漫长夜中高举科学的火种,但这股实学思潮,最终没能演变成一场科学革命。

明清时期,世界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科举时代固化的思维阻碍了科学的交流,明清腐朽的制度掩盖了科技的光芒。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原文链接: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5646137880189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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