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是上古传说中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大禹最主要的业绩之一。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治水这件事给禹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和政治资本，因此才有了后来舜禅位于禹，以及禹划分九州和建立夏朝等事件的发生。
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记述大禹治水事迹且相对比较完整的当属《尚书》。《尚书》中共有《尧典》《皋陶谟》和《禹贡》三篇记录了此事。我们先看看《尧典》和《皋陶谟》是怎么说的。
《尧典》记录了舜任命禹为司空的过程：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帝问：“啊！四方诸侯的君长！有谁能奋发努力、发扬光大尧帝的事业，使居百揆之官辅佐政事呢？”都说：“伯禹现在作司空。”舜帝说：“好啊！禹，你去平定水土，要努力做好这件事啊！”禹跪拜，要让给稷、契和皋陶去做。舜帝说：“好啦，还是你去吧！”
《皋陶谟》记录了大禹治水成功后向舜帝和皋陶汇报治水的情况：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蒸民乃粒，万邦作乂。”
大禹先是报告了自己在浩大的洪水中，如何顺着山路砍削树木作为路标，和伯益一起把刚猎获的鸟兽送给民众；如何疏通九州大河和田间小沟；如何同后稷一起播种粮食，为民众提供谷物和肉食；又如何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使民众安定，并使各个同盟国由此得以治理。
大禹接着谈到了自己娶涂山氏之女、生子启的情形，并讲述了治水成功后海内咸服，划天下为五服、十二州，以及苗民依然冥顽不化等情况：
禹曰：‘予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2002 年春天，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那件 2900 年前西周时期铸造的名为豳公盨（亦称遂公盨）的青铜器。
这件豳公盨系西周中期周孝王在豳地为“公”时所铸造的青铜器，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内底铭文 10 行 98 字。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及推行德政的文物例证。
遂公盨内底铭文如下：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奉方执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飨，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久，贶唯德，民好明德。寡在天下，用久佋好，益养懿德，康亡不懋。老友盟，明经齐，好祀舞晛；心好德声，遘亦唯协。天妥用老，神复用承禄，永御于宁。燹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
大意是说，天命禹治水，开山浚川。禹四方征伐，大行德政，降服了百姓。民感其恩德，视如父母。寡人统治天下，自是以大禹为楷模，提倡传统，培养美德，使天下康盛，云云。
豳公盨内底铭文
从上述记载，并参考其他众多文献，可以总结出大禹时期洪灾的几个特点：
一是洪灾严重，如《尧典》所说“汤汤洪水”“浩浩滔天”；
二是洪灾时间长，如《尧典》《史记》所说鲧治水 9 年而“弗成”，大洪水肆虐达 20 多年；
三是洪灾波及范围广泛，如《史记·夏本纪》在记述大禹治水时写道：“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尧舜禹时代发生大洪水，在考古学上取得了相应的证据。
这首先表现在龙山时代晚期的文化层里，普遍发现了多层厚实的淤泥层。在黄河中游的河南辉县孟庄、登封王城岗等遗址中，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被洪水冲刷的痕迹——或是墙体下堆积着两三米不等的淤土层，或是由大洪水冲击造成的包含有大量洪水携裹物和淤土在内的冲沟。
在长江下游的江海遗址良渚文化层上大多都有2～3 层的沉积状淤土，无淤土部分的堆积均是公元前 1700 年之后马桥文化或再往后的文化层堆积。
这些例证表明，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数百年间，存在着一个延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洪水泛滥时期。
环境考古显示，距今4200～4000年时，至少在北半球，气候系统发生了突变，其间气温大幅下降，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段内频繁出现干旱事件，由此引发暴雨等极端灾害天气，在多地造成了洪涝灾害，对世界文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等重要文明的衰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中国大地彼时也是“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因此才有了千古流传的鲧禹治水的传说。事实的真相可能是，极端恶劣的天气引发了连绵不断的暴雨出现，从而导致极不稳定的黄河在下游再一次发生改道现象——由淮北平原改走河北平原入海。
这一次黄河改道首先对地势低洼的海岱地区造成了灾难，盛极一时的山东龙山文化就此覆亡，而后起的岳石文化在原有文化基础被摧毁的情况下，也不复往日胜景。
据统计，鲁东南14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距今4600～4300年龙山时期，发现遗址536处，面积最大的尧王城遗址达367.5万平方米。但到距今4000年左右时，龙山文化遗址只剩下了区区13处。之后到距今3900～3500年时，岳石文化遗址也不过才发展到19处，仅相当于此前龙山文化遗址数量的1/30，面积最大的遗址只有9万平方米。
鲁北地区，龙山文化时期，以章丘城子崖和淄博桐林两座大型城址为中心的两个区域，发现遗址65处，而到龙山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时期，分别只剩下8处和5处。
豫东皖北地区也是这次黄河改道的直接受害者，由于该区域地势低洼，很容易形成洪水泛滥，所以，在此生活的王油坊类型先民大多选择居住在高台或堌堆上。正如《尚书·禹贡》所说：“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
清·海隅苍生图
即便如此，面对滚滚而来的滔天洪水，居住在高台或堌堆上的王油坊类型先民也不得不被迫向南方迁徙。他们从豫东至皖北集结，随后进至宁镇地区。
与此同时，海岱地区以泗水尹家城遗址为代表的岳石文化尹家城类型先民也沿泗水南下，越过淮河，最终也抵达宁镇地区。
两支人马在此会合。江苏高邮龙虬庄、周邶墩和浙江定海唐家墩、兴化南荡等遗址都留下了这两支队伍这次迁徙清晰可辨的足迹。其共同特征是，文化层浅薄，呈小片零星分布，表明其延续时间不长。经碳十四测定，时间大致在距今4000年左右。南荡文化遗存显示的是比较单一的王油坊类型，周邶墩发现的是王油坊和尹家城两个类型共存现象。
与此同时，一支以良渚文化后裔组成的移民，却从以松江广富林遗址为核心的长江下游地区沿滨海向北迁移，至射阳河流域做短暂停留后，又继续北上——江苏阜宁陆庄遗址发现有后良渚文化遗存。
三支队伍三条路线：王油坊类型更靠西和更远离海洋，尹家城类型在中间，后良渚文化的路线靠近黄海岸边。距今4000年左右，后良渚文化先民能够行走在这样一条到处是水域和泥淖的道路上，一方面说明彼时的黄河改道已大体趋于完成，原来黄河入口的苏北一带已经不再是黄泛区，另一方面也说明，彼时的长江下游地区可能也正在遭受着由极端恶劣天气引发的洪涝灾害，或者还有战争的威胁，逼迫他们不得不向北迁徙。
当然，王油坊类型和尹家城类型先民向南迁徙，可能不仅仅是由于黄河改道引发洪灾所致，或许也有通过战争手段征服南方先民以达到扩张目的的因素。济宁兖州西吴寺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箭镞一类的战争武器，而该遗址文化层在距今4000年左右时却突然中断，暗示此后的岳石文化先民南迁，可能就有武力开道的因素在内。
王油坊遗址
在长江中游流域，石家河文化晚期居民在距今4000年前后也遭到了洪水的袭击，江汉平原钟桥遗址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中、晚期文化层中，就都发现有不同程度的古洪水沉积物。
位于长江上游的中坝遗址和玉溪遗址也有类似的古洪水沉积物特征，意味着长江中游流域在以上三个时期均发生过比较大的洪涝灾害。
有学者对历史上黄河下游 26 次大改道发生的年份在中国气候冷暖分期中的位置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黄河下游较大的改道都发生在气候冷暖转折时期和较冷的时期 ，这个结论与目前发现的考古学证据也是一致的。
考古还有一个更要的证据是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以李伯谦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学家均认定该遗址正是文献所说的大禹在治水成功以后，召集天下诸侯会盟的“禹会涂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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