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金关汉简。
根据文献记载，加上现代学者的研究，两汉时期全国人口总数在6300万-6500万，那时有一百零几个郡国，县级机构西汉时有近1600个，东汉少一些，不到1200个。总人口中除了十几万的官吏，还有一些官私奴婢，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百姓构成了时代的主体。
无论居住在县级以上的城市，还是乡村里，百姓都被编进了乡里，乡里下面还有什和伍，顾名思义，五家编为一个伍，两伍为一个什，来相互监督。一般一个里有一百户人家，设有里长，数里编为一个乡，有乡啬夫和乡佐来管理，数乡又编为一个县。人口多的地方，县的面积会小些，人口稀疏的地方则会大些。县的长官称为县令或县长。这套管理方式大致沿用到清代。
朝廷将百姓主体定位为农民，安排给他们的任务是耕种、交纳赋税与服役。从公元前375年建立户籍制度开始，百姓就被纳入官府的严格控制，官府分给每家一定数量的耕地，令百姓耕作，女性则希望她们从事纺织，生产布帛，秋收后向官府交纳田租等各种赋税，成年男性，身体健康的话，还要承担徭役与兵役。
秦代的徭役分为好几种，郡、县与朝廷都会征发。汉代也差不多，运输钱谷等各种物资，修建都城的各种工程，是最为常见的徭役。秦朝末年，刘邦在做亭长时，就曾送家乡的百姓到咸阳去修秦始皇的坟墓。
汉代的时候，兵役分为两类，一种是到都城长安充当卫士一年，另外一种是到边地充当戍卒一年。我们在甘肃、内蒙古发现的汉代木简中，很多就是戍卒的花名册，能见到很多来自内地郡县的戍卒姓名。他们如何戍守边境，也能从木简中了解到很多。
百姓家庭规模多半不大，五口之家最为常见。那时朝廷鼓励早生早育，西汉初年时曾一度规定，女性十五岁还没有结婚，就要缴纳五倍的人头税。因为那时人少地多，而且是按照户来给予耕地，官府鼓励成年的子女另立门户，这样就可以增加朝廷赋税的收入。
对于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朝廷也有优待。授予他们一种长长的木杖，顶端刻着一只鸠鸟，拿着这种“鸠杖”，可以出入县廷，不太严重的犯罪也不予追究。
2003年6月，在河南内黄县三杨庄发现了一个汉代聚落遗址，深埋在厚厚的黄土下面。找到了十几个院落，发掘了四处。这些二进的院落有主房、厢房和门房，还发现了厕所、水井与池塘。这些房屋屋顶多半覆盖着瓦顶，出土了“益寿万岁”瓦当。院落周边除了道路、牛蹄印、车辙、树木遗迹之外，还夹杂着大片的农田，田中的沟垄都十分清晰。出土的农具、工具、货币就更多了。这里被称作“中国的庞贝”，随着考古的推进，它会告诉我们更多两千年前普通百姓的生活。
那时候，朝廷希望百姓都定居一地，不要随便流动，好安心耕织生产，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物资，因此，到本县以外的地区活动，就需要向官府申请通行证，当时称作“传”，没有“传”私自外出，到渡口关隘，会被驻守在那里的官吏查获而获罪。今天在甘肃金塔县北部的一个遗址里发现了很多这类通行证的抄件，这个遗址在汉代叫做“金关”，是一个控制南北交通线的关口，不少从内地来的百姓，想到北面去和匈奴人做买卖，都需要通过这个关口。过关时，守卫关口的小吏要将“传”抄写一份存档，以便返回时核对。下面就给大家抄录一份，当然已经翻译成了现代汉语：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这是汉哀帝的年号）七月丁卯朔辛卯（25日），广昌乡的乡啬夫（空缺，没有署名）和代理乡佐名叫“宏”的报告：本乡阳里的男子叫任良的提出申请，想申请传，为家里外出去张掖、武威郡。经过核查，良五十八岁，该服的更役，该纳的赋都已完成，没有犯罪和被官府征召的记录，也不是逃亡者，应该接受申请，发给传。请抄送给沿途经过的河流渡口与关口，不要为难阻拦他，按照律令行事。
马车一辆，用马一匹，齿十二岁；牛车一辆，用牛二头。/掾并、守令史普
最后一行记录了任良携带的车和驾车使用的牛马的信息，“掾并”与“守令史普”是起草这份文书的雍县县吏。以上乃正面，是金关关吏抄录的“传”的正文。背面是关吏抄写的“传”上所盖官印的印文，以及抵达金关的日期，还有处理这件文书的官吏名称：
雍丞之印 啬夫赏白
五月己巳以来南 君门下
西汉时雍县属于右扶风，具体位置在今天的陕西凤翔县。任良已经拿着这封通行证走过了无数关口。任良一定是当地的有钱人，不然哪能备得起一辆马车和两辆牛车呢？这漫长的行程也会花费不菲。
原文链接：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39060469398307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