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位32年,至死是明君

步入晚年后,英明神武的汉光武帝刘秀,开始思索生老病死的问题。

曾经跟随刘秀打江山的元功宿将逐渐凋零,到了建武二十七年(51年),刘秀敬爱的舅舅樊宏也去世了。

寿张侯樊宏为人谦恭温厚,他虽地位显贵,却常告诫子孙,与其富贵盈溢,不如保身全己。

临终前,樊宏留下遗嘱,要求实行薄葬,不用任何随葬物品。他认为,棺柩入土之后,不会再被人看见,而且棺木朽烂,只会让孝子们伤心罢了。

汉光武帝赞同舅舅的做法,并将这份遗书拿出来给文武百官看,说:“如果不顺从寿张侯的意愿,就无法彰显他的美德,况且我万岁之后,也要依照此法。”之后,汉光武帝亲自前去为樊宏送葬。

刘秀是个好人,也是个好皇帝。

但在人生的最后6年,刘秀的心理似乎有些矛盾,他看淡生死、仁德爱民,却又愈发迷信图谶,欲以谶纬之学加强东汉王朝的统治。

《历代帝王图》中的汉光武帝画像

01

汉光武帝痛别舅舅的这一年,北匈奴派遣使者到武威郡,请求与大汉和亲。

刘秀没有同意,告知武威太守,不必再接待北匈奴使者。

当时,南匈奴已经内附朝廷,而北匈奴不时侵扰东汉边塞。有些开国元老以为,刘秀已下定决心与北匈奴一战,便上书请战。

其中,朗陵侯臧宫与杨虚侯马武联名写了一篇长文。

这两位是从当年绿林军时期就追随刘秀征战的老将。《后汉书》将二人并列,称臧宫、马武“抚鸣剑而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

他们到了晚年,仍能与刘秀推心置腹。

马武为人勇武,有次喝醉了酒,对刘秀说,假如未能生逢乱世,臣就当一个郡尉,负责抓盗贼。刘秀笑着说,你自己别去当盗贼,落入亭长手中就可以了。

臧宫时常关注北匈奴的动向,对刘秀说:“愿率五千骑兵以立功。”刘秀也笑着说:“你是常胜将军,根本不把敌人放在眼里,朕不能与你讨论敌情。”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北匈奴之所以遣使向朝廷示好,是因其饥疫连年,内部纷争不断。

臧宫、马武在奏疏中说:“匈奴贪图利益,不讲礼仪信义,困难时向朝廷叩头求和,太平时便寇边掳掠。如今,北匈奴遇到瘟疫,人马病死,又遭蝗灾、旱灾,赤地千里,他们现在困顿不堪,实力抵不上大汉的一个郡。万里之外垂死挣扎的性命,悬在陛下之手,机不可失啊!

现在,陛下可命令将领进驻边塞,实行重赏,命高句丽、乌桓、鲜卑等进攻北匈奴左翼。如此一来,灭北匈奴,不过数年之事。臣等担心陛下仁慈,不忍开战,而朝中的谋臣又犹豫不决,使刻石铭记万世的功业无法在圣明的当朝实现。”

向来以“柔道”治国的刘秀,拒绝了两位老将请战的建议。

刘秀用诏书回答他们,说:“《黄石公记》里有句话:‘柔能克刚,弱能胜强。’

舍近谋远的,往往劳而无功;舍远谋近的,往往安逸而有成果。所以说,一心扩大地盘就会精疲力竭,一心推广仁德就会壮大强盛,拥有自己所应有的就会平安,贪图别人所应有的就会残败。

暴虐之政,虽成必败。如今,国家没有推行为民造福的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连自己都不能保全,难道还要再去经营边远的塞外吗?”

汉光武帝刘秀早年是个儒生,曾求学于长安,称帝后仍尊儒重教。

此时,他想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时,掌握鲁国实权的季孙氏贪图利益,要讨伐小国颛臾。孔子得知此事后说,恐怕季孙氏的忧虑不在颛臾,而是在自己内部。后来,季孙氏果然日渐衰微。

于是,刘秀借用孔子的典故对臧宫等人说:“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如今北匈奴的实力依然强大,而我们已屯兵边塞,开垦田地,进行戒备。即便能以一半国力消灭大敌,这也不是我的愿望。若是时机未到,不如让人民休息。”

汉光武帝刘秀从来不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年轻时起兵,能以数千之众,带头击溃敌人数十万大军,用了十余年的时间,灭王莽、收河北、平关中、定关东、得陇西、取巴蜀,终于平定天下,完成了“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夙愿。

他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曾亲眼目睹战争年代“野谷旅生,麻草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的凄凉景象,一统天下后更是时时不忘生活艰苦的老百姓。

为此,刘秀颁布了多道诏令,释放奴隶、丈量土地、轻徭薄赋、裁军简政、平反冤狱,但东汉初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危局,需要多年的休养生息才能化解。

息民,一直是汉光武帝实行的国策。

“苟非其时,不如息民。”假如不能推行善政,使百姓衣食温饱、安居乐业,又怎能劳师动众、征讨辟远呢?

史载,建武二十七年,刘秀否决出兵匈奴的提案后,“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汉光武帝画像

02

从刘秀给臧宫、马武的答书中,有学者发掘出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这道诏书不仅是汉光武帝多年来推行柔道治国的总结,也体现了刘秀对谶纬之学的推崇,实则是一段经、谶牵合互证的文字。

作为刘秀思想依据的《黄石公记》,本来就是一种流行于两汉的谶书。

所谓谶纬,谶是“图谶”,即用诡秘的文字或图像编造预言、隐语,作为上天的启示,来解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是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神学理论来解读儒家经典的“纬书”。

两汉时期,谶纬常被政治家用来制造夺权或巩固政治的舆论,也被儒生用来抬高儒家经典的地位,给儒学增加神圣光环。

西汉末年,王莽掌权时,征召精通天文、图谶、月令等学说的“天下异能之士”数千人。这些人将散布在天下的图谶、纬书汇编成册,为王莽篡汉营造舆论氛围。

汉光武帝刘秀也十分迷信谶纬之学,或者说,他很会利用谶纬。

《后汉书》记载,刘秀早年带兵时,每逢作战间隙,都要诵读儒家经典,再取出《河图》《洛书》等图谶之书阅览。为了称帝,刘秀又借图谶《赤符伏》为自己宣传造势,用“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等谶语,证明自己起兵夺天下是顺从天意。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研究中国古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提出了其平治主张:“天下未定,先以驱除;天下已定,纳以文明。”而在东汉初年,兼有儒生、皇帝两种身份的刘秀,他所设想的文明制度,是建立在谶纬之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很多儒生因此深陷于妖佞化、神秘化的图谶迷雾中,对谶纬之学趋之若鹜,推崇备至,神棍大行其道。

汉光武帝善于利用谶纬。图源/影视剧照

03

然而,当时的大儒并非都对谶纬之学买账。

晚年,汉光武帝要在都城洛阳修建灵台,向学者桓谭征询建议,问此事是否要以谶语来做决定。

桓谭不给面子,说:“臣不读谶。”

汉光武帝迷信图谶。桓谭却说,陛下要追寻圣明先王的史迹,以仁义正道为根本,还是摒弃小人的邪说,多读读儒家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桓谭屡次反对谶纬之学(“极言谶之非经”),让汉光武帝颇为不悦,遭到贬黜。

还有一次,刘秀命经学家尹敏校正图谶。但尹敏回奏刘秀说:“图谶非圣人所作,里面有不少错别字,很像世俗的俚语,恐怕会贻误后人。”

刘秀不以为然,坚持让尹敏校对。尹敏无奈之下,只好在谶书缺文之处加上一条“君无口,为汉辅”。君无口,就是尹字;为汉辅,即汉朝辅国大臣。刘秀不解,问他是何故。尹敏答道:“臣看见以前的人编图谶都是这样,我不自量力,也学着做了,私心想侥幸还能当个丞相。”

刘秀对此十分不满,但还算脾气好,没有惩罚尹敏,只是不再重用他。

对这些反对谶纬思想的官员,有时刘秀也无可奈何。

有个叫刘昆的陈留人,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当县令,县里发生火灾,刘昆对着着火的地方磕头,大火随即熄灭。之后刘昆到弘农郡当太守,郡里传说有老虎背着幼虎渡过黄河。

汉光武帝早年起兵时也做过类似的宣传,据说刘秀有次回老家,远望住宅南面火光冲天,但他到后,大火烧了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

听说刘昆的事情后,汉光武帝以为刘昆是个奇人,就征召他入京当光禄勋。光武帝问他,以前你在江陵,可让风向转变,扑灭烈火;后在弘农当太守,老虎背着幼虎渡过黄河,你推行的都是什么德政,才会发生这些奇异的现象?

刘昆老实回答,这些不过是巧合罢了。

左右侍从都忍不住笑起来。刘秀只好叹息说:“这才是长者说的话啊!”随即下令把这件事记载在史书上。

在一个奉谶纬为“正宗”的时代,仍有反对谶纬的“异端”存在,一世英名的汉光武帝也会不时自我反省。

建武三十年(54年),汉光武帝车驾东巡。群臣上书提议:“陛下即位三十年,应当到泰山封禅,祭祀天地。”

汉光武帝却反思道,朕即位三十年,百姓心中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封禅骗得了谁?难道要欺骗上天吗?

封禅,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到泰山祭祀天地、告功于天的盛典,往往百年难遇。

刘秀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随后,汉光武帝下诏,若是各郡县官员派人来给皇帝祝寿,溢言虚美,歌功颂德,朕一定要剃掉他们的头发,处以髡刑,并命他们去边疆屯田。大臣一时不敢言封禅之事。

不过,随着年老体衰,刘秀明白,封禅可以起到树立政治权威的功用。他开创了东汉王朝,要想办法统一其思想、巩固其统治。

于是,年已垂暮的刘秀,再次将朝政与谶纬联系起来。

泰山星空。图源/图虫创意

04

建武三十二年(56年),群臣再次上奏:

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陛下辄拒绝不许,臣不下敢颂功述德业,《河》《洛》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以和灵瑞,以为兆民。

大臣们这回学聪明了,搬出刘秀重视的民心,说陛下去封禅,就是为了给百姓祈福啊!同时,他们引述图谶,证明皇帝应该到泰山封禅。

迷信谶纬的刘秀翻开《河图·会昌符》一看,上面果然写着:“赤刘之九,会命岱宗。”岱宗,即泰山。至于为何有这句话,他没必要去深究。

在谶语的指引下,刘秀没有再推辞,他命群臣依照汉武帝元封年间封禅的旧典,筹备金泥(用水银和黄金制成的封泥)、玉检(玉制封检)与用青石制成的巨型方石。

正月,汉光武帝亲率诸王公大臣、文官武将,组成盛大的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泰山。

二十二日清晨,汉光武帝在泰山南麓祭天。午后到达山顶,百官引用《河图》《洛书》等谶文,宣扬光武帝“受命中兴”等三十六项大功。

尚书令献上玉牒及玉检,由汉光武帝亲手钤封,太常命骑士两千余人抬起坛上的方石,尚书令将玉牒藏入其内以后,用方石盖好,再用五寸之印封好石检。

登封礼毕,汉光武帝再次叩拜上天,百官齐呼万岁。之后,汉光武帝一行人欢欣鼓舞地沿路而下,禅于梁父。

回到都城洛阳后,汉光武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建武中元。

实际上,封禅只是表面工程,背后有着刘秀更深层的考虑。他要将谶纬规范化,使大汉长治久安。

同年,62岁的汉光武帝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

“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将谶纬之学上升为国家意志,同时,朝廷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严禁民间私造谶纬。汉光武帝推崇的《河图》《洛书》等谶书与诸经对应的“纬书”被正式确立为治国施政的依据,成为儒生的必修内容,以便大汉子民世世尊奉。

尽管谶纬之学在东汉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汉光武帝大力倡导谶纬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东汉,刘秀将儒学谶纬化,知识分子跟着学这些经过官方改造的“经学”,一些儒者对学生“以图纬教授”,导致迷信学说流毒于天下。

东汉以后,历朝历代为了满足其政治需求,多次对官方地位的儒学进行改造,知识分子趋炎附势,带头响应,遂使儒家经典面目全非,彻底沦为统治工具。

故而,历史学家吕思勉说:“自东汉至今两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

清人绘汉光武帝晚年画像

05

宣布图谶于天下,汉光武帝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这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毫不起眼的“小事”。

建武中元二年(57年),春寒料峭,一个远道而来的使臣来到了洛阳城。

这名使臣上奏汉光武帝,说他来自一个叫“倭”的地方,奉命渡过浩瀚的大海,前来大汉拜见皇帝。史书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也就是现在日本所在的位置,但当时日本列岛上只有大大小小数百个分散的部落。

随着大汉国力恢复,四夷多有使者前来表示归顺,奉贡朝贺。

汉光武帝一视同仁,赏了倭奴使臣一枚金印,上刻三行五字——“汉委奴国王”(“委”通“倭”)。倭奴使者捧着金印,乐呵呵地渡海归国。

《后汉书》中的这段文字,是中国帝王最早接见日本使臣的记载。

汉光武帝不经意间的一个举措,让彼岸的小国从此深深折服于华夏文明。此后,汉委奴国王金印逐渐销声匿迹,直到18世纪,日本志贺岛上的一个农民在拓宽水路时,偶然间发现了这块古老的金印。金印出土后又辗转百年,现陈列在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时间的浪潮中,虽有文物不朽,但人终归是世间过客。

即便如汉光武帝般雄才大略的君王,也抵抗不住岁月侵蚀。

汉委奴国王金印出土处石碑。图源/图虫创意

06

建武中元二年(57年)二月,汉光武帝病危。

刘秀可能有心脑血管疾病,去世前曾两次患病,分别是建武十七年与建武二十年,一度“风眩黄瘅”,以为自己将死,但病情都得以好转。

他是东汉寿命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时从不怠政,每日早晨主持朝会,午后才散,之后还要召见大臣讲说经义,到半夜才睡。

太子刘庄(即汉明帝)不忍心父亲太过劳苦,劝谏道:“陛下有禹、汤执政的圣明,却没有黄、老养生的福分,希望陛下爱惜身体,颐养精神。”

刘秀却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太子刘庄后来也成为一代明君。图源/影视剧照

但这一次,在位32年的汉光武帝大限将至,他病倒在洛阳南宫,闭上了他疲惫的双眼。

汉光武帝留下遗诏:“朕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及二千石以上的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也不要派官员来京或送书吊唁。”

刘秀追慕舅舅樊宏薄葬的风范,要求“务必俭省”,仿照汉文帝的制度,葬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地不过二三顷,无山陵陂池。

一代英主,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汉光武帝刘秀在有生之年实现了天下太平,他多年来坚持“息民”的国策卓有成效,社会趋于安定,经济逐年好转。

到了其子汉明帝在位时,已经出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世景象。与此同时,一个谶纬的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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