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朱载坖(音同计)，出生于1537年3月，是明朝第12位皇帝。1566年底登基，1572年7月去世，年号隆庆，在位5年半。他是嘉靖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嘉靖皇帝朱厚熜去世前，唯有这个儿子在世，也唯有这个儿子给他生有孙子。
与他的父亲嘉靖皇帝争强好胜的个性不同，隆庆皇帝完全是另外一个风格。从性格上来说，隆庆皇帝更像伯祖父弘治皇帝朱祐樘，当然，他在能力上无法与伯祖父弘治皇帝相提并论。在与大臣相处时，隆庆皇帝更多的是按照大臣既定的意见办，他自己很少有不同意见，很少做出不同决策。所以，《明史》将他作为垂拱而治的代表，说他宽容有余，刚毅不足。
举个例子：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底的一天，隆庆皇帝给内阁发了一个指示，说自己计划亲自前往昌平天寿山祭祀列祖列宗。内阁大学士徐阶等上疏说：皇上想去祭拜祖宗陵墓，这是皇上的孝心，和出门旅游完全不同。但是，天子的孝心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江山社稷。之前先皇出殡，皇帝都是只送到午门就回宫。日常祭祀，皇帝也只是在皇宫内的祭祀场所行礼，现场祭祀工作都是派遣官员代表行礼。现在，天寿山附近是胡虏出没之地，皇上出门，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到时没有后悔药可吃。这不是臣个人的意见，朝廷上下都这么认为。希望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要去天寿山。
戊申，上谕内阁，欲亲诣天寿山，行秋祭礼。大学士徐阶等，上疏言：“皇上重祖宗弓剑之藏，切岁时霜露之感，欲躬修陵祭，此乃圣孝所发，视他游幸不同。但天子之孝，以保安社稷为大，故累朝旧制发引之送，止于午门。而祭祀之礼，为太庙亲奉其山陵，皆止遣官，即在常时，尚未轻出，以重社稷也。乃今东西二虏，日夕窥伺蓟辽宣大，警报屡闻，此何时耶？皇上顾欲冒危，而往万一，至彼少有震惊，于时悔之，亦复何及！此不独臣等，及诸臣民，不愿皇上有此举动。窃惟祖宗在天之灵，爱护圣躬、记念社稷，尤不乐皇上有此行也。乞深留圣恩、特赐停止。”
隆庆皇帝觉得徐阶这帮子大臣是用大话吓唬他，于是下旨：计划不变，做好准备。
徐阶等人并没妥协，回复到：现在京师和天寿山周边警报频繁，秋雨又下个不停，内忧外患，不宜出行。
“今边报方急重，以霪雨为灾，外虞内忧，皆当详讨远虑。不宜冒此二患，决于一行。”
隆庆皇帝对此很不高兴，责备徐阶等人抗旨不遵。
上不悦，责阶等违旨烦言。
徐阶等大臣坚持认为不可出行，于是又上书：我们担心不能落实皇上的指示，但也不想逃避责任，所以一再上书劝谏阻止，目的主要是为皇上和国家着想。天寿山周边的胡虏活动频繁，根据报告，他们正在大规模集结，万一打进来，如何是好？不知皇上这么坚决要求去天寿山的底气何在？我们也知道顺从皇帝的意思办事可以取悦皇帝，但是，我们不能将国家大事视同儿戏。
阶等复奏：“臣虑不能奉行上命，无所逃罪，所以再疏劝止、不避烦渎者，为皇上计、为国家计耳。夫天寿山之后，即黄花镇，黄花之外，即虏地。今虏既结聚，万一猝入，何以御之？近据边将报称，东虏土蛮等，欲犯喜峰口；西虏把都儿等，欲犯古北口，此系岂轻小者？臣等不知皇上何所见闻、何所倚伏，而圣欲为此行也！臣等亦知顺旨可以取悦，但计度利害，实不敢以国家之事，轻试于危险。”
隆庆皇帝于是下令取消天寿山之行，等局势平静以后再说。
上悟，乃止命，以事宁之日奏行。
1449年8月，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此后，因为怕重蹈覆辙，明朝皇帝就很少出门。正德皇帝朱厚照（1491-1521年）是个例外。所以，隆庆皇帝想出个远门也可以理解，紫禁城到天寿山不到50公里，但对隆庆皇帝而言是个遥远的地方。
最终，隆庆皇帝被徐阶等人说服。说实话，以隆庆皇帝的智商，他不出门并不是怕胡虏入侵。主要是考虑到大臣们一再劝阻，自己再执意前往已没有必要。这说明他不是一意孤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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