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刻意误诊
为什么洪武时代会出现胥吏坐大？为什么官员们离开了胥吏的帮助，政务便无从措手？为什么甚至会发生胥吏公开殴打县官这样的极端事件？
在《大诰》中，朱元璋给出了他的诊断结论，认为是前朝“遗毒”尚未肃清所致：
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语意不通，遍任九域之中，尽皆掌判。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诸事务，以吏为源。文书到案，以刊印代押，于诸事务，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后，风俗虽异，语言文墨且通，为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务，仍由吏谋，比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远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如户部侍郎张易，进以儒业，授掌钱谷，凡诸行移，谋出吏，己于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钱粮概知矣，朕询明白，茫然无知，惟四顾而已。吁！昔我中国先圣先贤，国虽运去，教尤存焉，所以天命有德，惟因故老。所以不旋踵而雍熙之治，以其教不迷也。胡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九十三年矣。无志之徒，窃效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
大意是：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因言语不通风俗各异，官府将许多政务交给本土胥吏去办，官员们只负责签字盖印。如此这般统治了三十年，语言文字上的鸿沟有所弥合，但官员处理政务仍继续依赖胥吏。这种治理方式，与元朝之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相比，实在相差太远。遗憾的是，朕现在任用的官员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人，他们继承了元代的坏风气，面对政务袖手高坐，全由胥吏们拿主意。这些人号称有文化之人，其实和胡人没区别。比如那个户部侍郎张易，由“儒业”出身做了官，掌管钱粮谷米，便将所有具体政务交给胥吏拿主意，自己在衙门里袖手高坐，犹如一具没想法的尸体。向朕奏报钱粮概况时，朕询问他一些具体情况，他便茫然四顾答不出来。蒙古族统治中原九十三年（朱元璋可能是从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算起，至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为止），败坏了天下风俗，许多人效仿至今。朕苦口婆心把话说尽，他们也改不过来！真是太难了。
朱元璋命令明帝国的官员，必须以对待奴隶的方式，来对待下面的胥吏。洪武十八年（1385）秋九月，扬州府派遣了一名叫作宋重八的皂隶，前往高邮州“传递事务”。高邮州的同知刘牧，在接待宋重八时，不但让他“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还“跪与执结”（结交上级衙门的胥吏，是官场中很寻常的操作）。事情被朱元璋知道后，他大发雷霆，“将同知刘牧，皂隶宋重八，杖断流入云南烟瘴”。他将此事写入《大诰》，要明帝国的所有官员引以为戒，勒令他们必须以钦定的“正确方式”去对待胥吏：
皂隶系是诸司衙门执鞭、缒镫、驱使勾摄公事之人。……奴仆皂隶人等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有乖治体。此等之徒，父母不教，妻子不谏，致使奴仆之体，亵慢官制。今后敢有如此者，全家迁入云南。当该主使者，临遣之时，不行省会毋得犯分，杖一百。其容令入正门，驰当道， 坐公座，此等衙门官吏，不行举觉，杖一百，流云南。
在朱元璋眼里，皂隶是为官府服务的低贱奴仆，没有资格“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若有皂隶胆敢如此，全家流放云南。派遣该皂隶外出公干者，若未对皂隶做事先警告，也要杖责一百。接待该皂隶并允许他“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者，除了杖责一百外，还要流放云南。
这是一种刻意的误诊，也是一帖错误的药方。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汉官不通蒙语，蒙古色目官员不通汉文。这种语言隔阂，确实提高了胥吏在元朝统治系统中的地位。而且，与唐宋两代不同，元朝还大量自胥吏中选官——元朝官员的主要来源，第一是“根脚”，即社会出身，如忽必烈时代怯薛出身的官员占到了官员总数的十分之一；第二是“吏进”，也就是由刀笔吏升迁为基层和中层官员；第三才是“儒士”，也就是科举考试出身。按元朝人的说法，如果“吏进”出身的官员占比是百分之九十五的话，“儒士”出身的官员占比便只有百分之五。与之前和之后的朝代相比，元朝确实是胥吏们待遇和出路最好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元璋的诊断是对的。
理由很简单：胥吏操控政务，并不是元代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早已存在且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北宋时，王安石便曾对宋神宗说过，“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任，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朝廷的文官们只会写诗作赋，做了官遇上具体政务，便需要仰仗胥吏的建议和决断。活跃于南宋初年的官员王十朋，也曾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过，当时的官场风气，已是“昧者以胥吏为耳目，怠者以胥吏为精神，贪者以胥吏为鹰犬。案牍满前，漫不加省。狱情出入，动由此曹”——糊涂、懒惰、贪腐的官员，基本上不看卷宗文件，具体的政务运作全依赖胥吏。至于元代，只是继承了两宋时代便有的这种风气。
简言之，将问题归咎于“前朝遗毒”，只是朱元璋在刻意推卸责任。他很擅长，也很喜欢使用这种手法。
其实是制度有病
胥吏坐大与胥吏害民，其实都是制度问题。
先说胥吏坐大。
一方面，如王安石所言，科举时代的教育，并不负责培养合格的政务官与公务员。文人们精通诗词歌赋，对于政务运作却往往一窍不通。他们未曾接受过日常行政工作方面的训练，不会填写报表，不会统计账目，也不懂如何做才能有效地将税赋从民间征收上来。即便有关心时务者，本质上也大多属于政论家与时评家，而非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
另一方面，为了让地方政务可以顺利运作，朝廷又会有意识地维持一个施政经验丰富的胥吏群体。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允许各衙门的年老胥吏“以子弟代”，让胥吏们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便是考虑到胥吏需通晓国家律令，掌握各种行政技术（征收赋税、征发劳役都是技术活），由家族内部之人顶职有助于这些知识的传承。此外，宋代的胥吏还有“保引”和“自荐”两种来源，保引就是让官吏出具担保，引见有施政经验的亲友来担任胥吏；自荐则是允许百姓向衙门投简历，试用通过后便可担任胥吏。如此，当科举出身的官场新人空降到地方衙门，他所能依赖的，便只能是那些经验丰富的胥吏。
再加上官员需自外地空降，且如流水般轮换，胥吏们却多是本地人，在衙门里一做便是数十年，胥吏坐大实可谓一种无可避免的制度性结果。略通世事的官员，尚可把控地方政务的方向；出仕前主要活在书本与概念里的人，便只能被胥吏们牵着鼻子走。
再说胥吏害民。
与后世的公务员制度不同，中国帝制时代的胥吏，从未被正式纳入政府的正规编制之中。朝廷将给衙门跑腿视为一种百姓应该承担的劳役，从不向胥吏们发放俸禄（王安石变法期间尝试过改革这一点，但覆盖的范围和力度不大，后来也未能持续）。不但没有俸禄，胥吏们工作期间，往往还得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比如运送物资的路费须由胥吏承担，路上的物资损耗也须由胥吏负责赔偿。如此一来，无操守的胥吏自然会向底层百姓伸手，有操守的胥吏为了生计也只能向底层民众伸手，这便是所谓的“胥吏害民”。北宋人沈括说“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有致富者”，便是指此。
做胥吏没有俸禄，但做了胥吏便可以拥有衙门里的许多权力，拥有了权力之后便可以寻租。这是两宋民众乐于成为胥吏的主因。正如司马光所言：
府史胥吏之徒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坏家破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
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乡村，只要有“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胥吏们便有勒索民众的机会。司马光说北宋百姓的破户败家，胥吏们要负大半的责任，这或许是夸张的说辞，但这夸张的背后，实潜藏着对“制度病”的无可奈何。
对于这种制度病，宫崎市定也有一段简明扼要的概述：
（朝廷认为）胥吏的工作原本应该是民众承担的事务，因此没有薪俸，也不给予任何特权，只不过是所谓的庶民之官。胥吏是从普通的应聘者中招募的，若问民众为什么会踊跃应聘没有报酬的岗位，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能够在工作中捞到油水。在物资的出纳以及办理诉讼事务之时，胥吏自然要收一些好处，其实在几乎所有的事务中，他们都有望接受贿赂。
换言之，只要朝廷坚持认定胥吏的工作属于民众应该承担的劳役，而非政府应该承担的行政成本，坚持将这种行政成本转嫁在民众头上，胥吏便很难转型为拥有固定月俸的编制中人。没有固定月俸，便意味着胥吏无论品德好坏， 均会在日常工作中勒索民众。没有正规编制，便意味着上级衙门无从知道下级衙门究竟有多少胥吏，甚至连本衙门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胥吏——今人研究胥吏问题，一个极大的难题便是无法知晓衙门中胥吏的具体数量。有人依据方志资料，试图统计明代凤阳县的胥吏数量，得出的数据是至少有三百八十九名，官吏比大约是七比四百，同时仍不得不承认“这个数字只是粗略统计，估计实际数字比此数要多”。没有人事档案，连具体人数都搞不清楚，自然也就谈不上针对胥吏的业绩考核和责任追究，亦即无法建立正规的胥吏监督机制。没有正规的监督机制，胥吏的贪污腐败便无法得到缓解。
在这场制度病里，朝廷规避掉了养活至少数十万胥吏的薪俸成本，代价是百姓们不得不承受无处不在的胥吏之害。两宋如此，朱元璋的洪武时代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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