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三年（192）董卓遇刺，李傕、郭汜还兵长安，诛戮王允，遂擅朝政。自此而始，关中诸将自相授受，加官进爵；同时又向关东诸侯大肆授官，以做笼络。这一系列行为背后，包含有大量的政治隐喻。
典型案例即李、郭在集团内部封官许愿时，最初空置了“前将军”与“左将军”两个重号军职，其原因无外乎董卓生前曾官至前将军、而卓弟董旻为左将军。李、郭既为董氏部曲，自然需要为尊者讳，略表忠心。
（董）卓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以弟（董）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后汉书 董卓传》
注：按《后汉书》，董卓迁太尉时亦兼领“前将军事”，可知其始终把持着前将军的职位。
当然，随着政局稳定，前将军遂被授予公孙瓒，而左将军则被授予袁术。这又与彼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本文想就关中诸将的自相授受，以及诸将对关东诸侯的授官案例，展开论述，探讨其背后逻辑。
空置的前将军与左将军
正如开篇所言，李、郭擅权之后，大肆为凉州将校加官进爵，却独独空置了“前将军”与“左将军”两个重号军职。
初平三年（192）四月王允杀董卓，六月李、郭破长安。按《献帝纪》与《董卓传》，诸将兵临城下时曾有过一次职位升迁，自校尉而至将军。
彼时王允困坐孤城，为求生路，遂“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又“大赦天下”，于是“李傕、郭汜、樊稠等皆为将军”。可惜史料所限，未详李、郭等人最初的将军封号。
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于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为将军。–《后汉书 董卓传》
同年九月，随着王允集团的彻底夷灭，关中诸将完全掌控长安局势，遂开启第二次官位升迁。李傕迁车骑将军、郭汜迁后将军、樊稠迁右将军、张济迁镇东将军。
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反，攻京师。六月戊午，陷长安城……李傕等并自为将军……九月，李傕自为车骑将军，郭汜后将军，樊稠右将军，张济镇东将军。–《后汉书 献帝纪》
李傕的车骑将军位比三公，隐喻其为诸将首脑，兹不赘言；而郭汜的“后将军”与樊稠的“右将军”则带有明显的序列特征，即四方将军。
按《续汉书 百官志》，在将军系统中，带有前、后、左、右前缀的四方将军，班次仅在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之下，尊崇无比。然而李、郭集团却空置了前将军与左将军，仅向内部成员授予后将军与右将军。
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续汉书 百官志》
李傕车骑将军，郭汜后将军，樊稠右将军
按彼时李傕集团中尚有杨定、胡轸、段煨、李蒙、王方、贾诩等功勋将佐，且诸将参与围攻长安，完全有资格竞争四方将军，可知空置前、左将军，存在历史原因。
考诸史料，理由十分浅显，即董卓生前曾官至前将军、其弟董旻为左将军。
拜（董卓）前将军，封斄乡侯……卓弟（董）旻为左将军，封鄠侯。–《魏书 董卓传》
李、郭等人既是董氏“部曲将”，那么他们自然不方便在故主尸骨未寒时便忝居故主之职——若如此便有妄自尊大之嫌，也与诸将“为董公报仇”的政治口号相悖。因此诸将擅权之初，在集团内部空置前将军与左将军，实属心照不宣。
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魏书 贾诩传》
类比而论，便如孙吴政权中，孙坚的“破虏将军”与孙策的“讨逆将军”虽然仅为杂号，但在孙权主政时，淮泗武人与江东士族却无一获得破虏、讨逆之职，可知此二职已成孙氏禁脔，不得再由集团中其余成员染指。拟于董卓之前将军、董旻之左将军，道理亦然。
左将军的后续归属
关中诸将既不便自领故主职位，遂将“左将军”与“前将军”相继授予关东诸侯，以做笼络。
由于董卓（前将军）的地位远高于董旻（左将军），因此前将军的政治分量亦较左将军为重，授官时也更需审慎。从时间线索看，前将军被授予关东诸侯的时间也确实排在左将军之后。
左将军于初平三年（192）八月被授予南阳太守袁术，前将军于初平四年（193）冬季被授予奋武将军公孙瓒。
（三年）八月，遣（马）日磾及太仆赵岐，持节尉抚天下。–《后汉书 献帝纪》
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遣太傅马日磾因循行拜授。–《魏书 袁术传》
这里先谈一谈左将军的归属问题。
按李傕“迁车骑将军”事在初平三年（192）九月，可知“左将军”的未来归属，早在凉州诸将自相授受之前便已确定。
注：按《献帝纪》、《袁术传》，关中诸将六月入长安，诛王允，八月授袁术左将军，九月诸将自领重号将军。
鉴于董旻的能力、声望与政治影响远逊于董卓，因此左将军最先被用作笼络封赏之物，也便合乎情理。
袁术迁左将军的历史背景是“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可知双方乃是借此契机而媾合，而左将军则充当了交易筹码。从后续记载看，李傕的示好之举，最初确实收效显著。
袁术的政治立场，经历过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初平元年（190）袁术参与反董联军，翌年（191）其部将孙坚又先登入洛；而初平三年时（192），袁术已与袁绍“携贰”，反目成仇，因此也便可以被李傕、郭汜所利用。李傕需要借助袁术的力量牵制袁绍，而袁术亦需要借助汉廷的名义为自己的政治声望添砖加瓦。
（董）卓寻徙都，西入关，焚烧雒邑。（孙）坚乃前入至雒，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吴书 孙破虏传》
（袁术）既与（袁）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魏书 袁术传》
袁术与袁绍有隙，兄弟携贰，舍近交远
在此背景下，使者金尚遂粉墨登场。金尚是长安朝廷所署兖州刺史，意在削弱袁绍盟友曹操（自领兖州牧）在当地的政治影响。金尚奉命“东之郡”，结果遭到曹操阻击，未能赴任，遂“依袁术”。
金尚，京兆人，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兖州山阳）郡，而太祖（指曹操）已临兖州，（金）尚依袁术。–《典略》
（鲍）信乃与（兖）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魏书 武帝纪》
金尚的一系列行为，充分反映出彼时的长安朝廷已与袁术达成合作协议，双方遂相苟合，于初平四年（193）共击袁绍、曹操联军，谋取兖州。
不过此役的进程未如袁术所料。袁术、金尚联军，在兖州先后遭到袁绍、曹操的重创，刘表在后方又“断术粮道”。袁术、金尚“流离迸走，几至灭亡”，被迫放弃争夺兖州的野心，甚至连南阳老巢都丢弃不顾，一路流窜至扬州九江，“杀刺史陈温”，另起炉灶。
（初平）四年春，（曹操）军鄄城。荆州牧刘表断（袁）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魏书 武帝纪》
昔（袁术）将金元休（金尚字元休）向兖州，甫诣封部（陈留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英雄记》
（袁术）引军入陈留。太祖与（袁）绍合击，大破术军。术以馀众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领其州。–《魏书 袁术传》
正源于此，初平三年（192）八月便从长安出发“安集关东”的马日磾，直至初平四年（193）三月兖州之役结束后，才施施然抵达淮南，“循行拜授”袁术为左将军，前后历时半年有余。
（四年）三月，袁术杀扬州刺史陈温，据淮南。–《后汉书 献帝纪》
（袁）术以馀众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遣太傅马日磾因循行拜授。–《魏书 袁术传》
这并非马日磾刻意迁延时日，实在是时势变迁，沧海桑田。马日磾出发时，袁术尚在荆州南阳；使命送达时，袁术已逃至扬州淮南，可谓计划不及变化。
不知是否因为战败导致心态失衡，袁术受拜后竟“夺日磾节，拘留不遣”，马日磾因此郁郁寡欢，忿怒暴卒。
（长安）遣太傅马日磾因循行拜授。（袁）术夺（马）日磾节，拘留不遣。–《魏书 袁术传》
（马日磾）从（袁）术求去，而术留之不遣；既以失节屈辱，忧恚而死。–《献帝春秋》
马日磾并非长安使者中唯一的遇害者。袁术僭号时（197），“欲以金尚为太尉”，金尚“无屈意，逃还，为术所害”，成为马日磾之后又一个可悲的牺牲品。
（袁）术僣号，欲以（金）尚为太尉，不敢显言，私使人讽之，尚无屈意，术亦不敢强也。建安初，尚逃还，为术所害。–《典略》
袁术欲以金尚为太尉，尚逃还，为术所害
从马日磾与金尚的结局来看，李傕、郭汜“欲结术为援”的政治手段虽然最初颇具成效，但旋即遭到袁术的反悔与愚弄。陈寿称袁术“奢淫放肆”，可谓良有以也。至于充当和谈礼物的“左将军”职位，也并未发挥其应有作用，最终化作过眼云烟。
前将军的后续归属
前将军乃是董卓故职，无论是职位分量还是政治意义均远超董旻的左将军，因此长安朝廷在赐官时也便更需审慎，避免重蹈袁术之覆辙。
在时势的博弈与历史的选择下，幽州军阀公孙瓒成为董卓之后的继任前将军，而长安方面的这招妙棋，既加速了刘虞之死，也加剧了幽、冀之间的军事冲突，可谓收效甚巨。
会（董）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训增（刘）虞邑，督六州；（公孙）瓒迁前将军，封易侯。–《魏书 公孙瓒传》
鉴于长安方面授予公孙瓒前将军的同时，还授予刘虞“都督六州”之衔，颇具迷惑性（公孙瓒与刘虞为政敌），因此必须要厘清长安方面对待二人的态度问题。
按《魏书》与《后汉书》，虽然长安朝廷在同一时间封赏公孙瓒与刘虞，但所持立场似更加偏向公孙瓒。
证据至少有二。其一是长安对公孙瓒的封赏皆属实封，而对刘虞的封赏皆属虚封。其二则是公孙瓒受封后对刘虞态度发生了剧烈转变。
（1）实封与虚封
公孙瓒受封前将军的同时还受封“易侯”。易县属冀州河间，故属幽州涿郡，处于公孙瓒的势力范围中。他后来也确实在易县筑造坞堡，“居于高京，以铁为门”，号为易京。
（公孙）瓒迁前将军，封易侯。–《魏书 公孙瓒传》
（河间）易（县），故属涿（郡）。–《续汉书 郡国志》
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今楼基尚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楼，即（公孙）瓒所保也。–《水经注》
在此背景下，前将军的封号可谓名副其实，能够十分有效地提升公孙瓒的政治地位，属于锦上添花。
相较而论，刘虞的“都督六州”则显得十分浮伪。事实上彼时（193）的刘虞已被公孙瓒生擒，软禁于蓟县。莫说“都督六州”，连一县之地都不复所有。
（公孙）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刘）虞并妻、子还蓟。–《后汉书 刘虞传》
即使在刘虞全盛时期，他的势力范围也仅限于幽州一隅。且幽州东部被公孙度家族占据，号为“平州”；幽州西部则受到公孙瓒、乌丸、袁绍等多方势力的影响。
（公孙度）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青州）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魏书 公孙度传》
刘虞名为幽州牧，实际连名义上的属下都驾驭不住，他曾“数请瓒”，结果“（瓒）辄称病不应”，以至“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最终兵戎相见。
（刘虞）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公孙）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后汉书 刘虞传》
刘虞、公孙瓒二奏交驰，互相非毁
可见全盛时期的刘虞，影响力也不过小半个幽州，遑论彼时其已沦为公孙瓒的阶下囚徒。因此“都督六州”的头衔，乃是彻头彻尾的空头支票，与后世（233）孙权赐予公孙渊“都督幽、青二州十七郡”的荣衔毫无二致。
（孙）权诏曰：“故魏使持节车骑将军、辽东太守、平乐侯（公孙渊）……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县，封君为燕王。”–《江表传》
（2）公孙瓒对刘虞态度的转变
无论是《魏书》还是《后汉书》，在《公孙瓒传》中均有一处显眼的记载，即公孙瓒与长安使者段训会面之后，立即一反常态，处决了刘虞。
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瓒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公孙）瓒乃诬（刘）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胁训斩虞于蓟市。–《后汉书 公孙瓒传》
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邑，督六州；瓒迁前将军，封易侯。瓒诬虞欲称尊号，胁训斩虞。–《魏书 公孙瓒传》
实际在长安使者到来之前，公孙瓒虽已虏获刘虞，但始终未曾加害，只是将之软禁于蓟县；他甚至还允许刘虞继续担任名义上的幽州牧，“犹使（虞）领（幽）州文书”。可见二者关系虽已破裂，但尚存一线颜面。
（公孙）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刘虞）领（幽）州文书。–《后汉书 刘虞传》
而在长安使者段训抵达幽州，面见公孙瓒之后，公孙瓒却立即“诬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胁（段）训斩（刘）虞于蓟市”。刘虞死后，公孙瓒又表荐段训领幽州刺史（顶替刘虞的幽州牧）。
瓒诬虞欲称尊号，胁（段）训斩（刘）虞。瓒上训为幽州刺史。–《魏书 公孙瓒传》
显而易见，段训到来之前，公孙瓒不敢加害刘虞；段训到来之后，公孙瓒反而处决刘虞。那么长安方面对待瓒、虞二人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也便不言自明。
虽然诸书讳称“段训监斩刘虞”，乃是受到公孙瓒的“胁迫”，但若无段训的应允，公孙瓒也绝不敢如此妄为。若再考虑到长安朝廷对待瓒、虞二人封赏的虚实之别，那么汉廷的立场倾向也便一目了然。
其实从历史背景看，公孙瓒受封前将军，与他胁斩刘虞，存在明显的逻辑关系与政治隐喻。
前将军是董卓故职（且刘协为董卓所立），而刘虞则是袁绍集团欲图拥立的冒名天子。公孙瓒承继董卓衣钵（前将军），处决潜在的僭越之臣（刘虞），从而维护刘协的合法地位，可谓占据大义的制高点。
袁绍、刘虞与长安朝廷构衅已久。初平元年（190）、二年（191），袁绍、韩馥曾多次密谋拥立刘虞为天子，他们甚至散布谣言，宣称刘协“无血脉之属”，不配承继帝位；因此“欲立刘虞以安当时”。
（初平元年）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二年春，绍、馥遂立虞为帝，虞终不敢当。–《魏书 武帝纪》
幽州牧刘虞宿有德望，（袁）绍等欲立之以安当时……（袁）绍复与（袁）术书曰：“……今西（指长安）名有幼君（指刘协），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董）卓，安可复信！”–韦曜《吴书》
袁绍：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
袁绍的言论可谓大逆不道，而刘虞对此却首鼠两端。他一方面“固拒之”，还派遣从事田畴“至长安致命”，表示自己绝无二心；但他另一方面又“犹与绍等连和”。袁绍则利用刘虞“录尚书事”的明目“承制封拜”，替属下加官进爵。
（袁绍）遂推（刘）虞为帝。遣使诣虞，虞终不肯受。绍等复劝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虞又不听，然犹与（袁）绍等连和。–《魏书 公孙瓒传》
（刘）虞自出祖而遣之。（田畴）既取道，畴乃更上西关，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间径去，遂至长安致命。–《魏书 田畴传》
（吕）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轻傲（袁）绍下诸将，以为擅相署置，不足贵也。–《英雄记》
显而易见，刘虞虽然自诩汉室忠良，但他的行径却充满投机色彩。李、郭既是董卓的“部曲将”，刘协又是董卓所立，那么长安方面自然需要维护刘协的正统地位；因此威胁到刘协地位的刘虞，必是李、郭眼中的恶逆，只不过碍于刘虞富有盛名，且尚未公开僭逆，因此才不得不稍加笼络。
从史料记载看，李傕、郭汜重擅朝政之后（192），曾对关东诸侯大肆封赏，以示笼络。他们封赏了陶谦（安东将军）、封赏了袁术（左将军）、封赏了公孙瓒（前将军）、封赏了刘表（镇南将军），却独独没有封赏袁绍。
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陶）谦遣使间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魏书 陶谦传》
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刘）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魏书 刘表传》
实际上李、郭不仅没有封赏袁绍，他们对待袁绍彼时的盟友曹操也十分忌惮，态度恶劣。按《钟繇传》，董卓死后（192），曹操曾遣使至长安贡献，结果遭到李傕、郭汜的冷遇。李、郭认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他们甚至打算扣押曹操的使者，断绝外交往来。
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魏书 钟繇传》
显而易见，长安方面之所以憎恶袁绍、冷遇曹操，根源在于“关东欲自立天子”，而这个风口浪尖处的“天子”，恰恰就是刘虞。
因此，虽然刘虞曾派遣田畴赴长安致意，并拒绝袁绍的劝进，但他仍不免被李、郭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更何况刘虞虽然拒绝劝进，却“犹与绍等连和”，政治立场并不坚定，因此才授人以柄，被公孙瓒诬杀于蓟市。而长安朝廷的钦差段训，则充当了监斩官，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公孙瓒诬刘虞欲称尊号，胁段训、斩刘虞
以现存史料而论，刘虞之死颇富偶然色彩，因为段训自长安出发时，幽州战事尚不明朗，因此他才携带了两份封赏诏书，以为备用。
长安与蓟县云程阻隔，千里之遥，段训何时自长安启程，史料未详；但他抵达蓟县已在初平四年（193）冬季。彼时幽州易主，刘虞被擒，强弱之势不可更改。因此受封前将军，承继董卓衣钵的公孙瓒，顺理成章地充当了汉廷的尖刀，替李、郭处决了昔日“欲称尊号”的刘虞，既满足了其独霸幽州的私欲，也借此向汉廷邀宠示忠。
四年冬，（刘虞）遂自率诸屯兵从合十万人以攻（公孙）瓒。–《后汉书 刘虞传》
（初平四年）公孙瓒杀大司马刘虞。–《后汉书 献帝纪》
一言蔽之，在彼时的环境下，汉廷乃是借刀杀人，公孙瓒则是借花献佛，至于战败者刘虞则充当了可悲的牺牲品。
小结
作为董卓与董旻的生前故职，“前将军”与“左将军”已非寻常的重号军职，它们实际代表了长安方面的政治寄托。
作为汉末的反董先锋，袁绍无疑是李、郭眼中的恶逆之首，按照“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原则，笼络袁绍政敌，驱虎吞狼，便成为汉廷的当务之急。金尚、段训等人也因此粉墨登场。
在此背景下，与袁绍“携贰”的袁术、公孙瓒，遂相继成为左将军与前将军。袁术与金尚共击曹操，谋夺兖州；公孙瓒与段训则处决刘虞，削弱袁绍羽翼。
相较而论，与袁绍集团关系暧昧的陶谦、刘表等人，虽然亦受封赏，却被迫屈居安东将军、镇南将军之位，班次明显低于四方将军；侧面反映出长安朝廷对待关东诸侯的亲疏之别，其背后亦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
简而言之，具备较强实力的袁绍政敌（袁术、公孙瓒），受封四方将军；与袁绍关系暧昧的实力派军阀，受封征、镇将军（刘表、陶谦）；袁绍盟友（如彼时的曹操）遭到汉廷冷遇敲打（见前引《钟繇传》）；袁绍本人则罪在不赦。至于曾被袁绍谋立为天子的刘虞，虽然富有德望，仍不免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可叹之处，在于袁术与公孙瓒不仅承继了董旻、董卓的故职，也暗合了前辈的卑劣个性与惨淡结局。董旻为虎作伥，号为“鲠毒”，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公孙瓒亦“不恤百姓，记过忘善”。诸人之结局亦惊人相似，皆死于非命，贻笑后世，留下无尽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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