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冷知识——乾隆时期的政治腐败

政以贿成昏庸腐朽

清朝冷知识——乾隆时期的政治腐败

自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腐败,军备严重废弛,这个盛极一时的封建国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69)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六七千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时当政二十年的大学士和珅占地数千顷,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亦十分惊人。

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玉庭,在山东占田三万余亩。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道光初年,直隶沧州袁氏占田二千顷。在贫瘠的陕甘地区,大地主往往乘农民破产逃亡之机,大量占夺民田。“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这时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拥有的大量资金来抢购土地。嘉庆时,湖南衡阳因经营山场、贩卖木材致富的木商刘重伟,其子孙田至万亩。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

清朝冷知识——乾隆时期的政治腐败

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了。一遇水旱灾害,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进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要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

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与啼饥号寒、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业,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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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岁生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中“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抚之贡物,争奇斗巧,“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此后,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嘉庆道光时,河吏的奢侈,是当时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风的明显例证。清代漕运依赖运河,故而列朝对河政十分重视,国家财政拨款也很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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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乾隆末年以后,国家每年费帑数百万,真正用于运、黄、淮河治理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皆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河督终日置酒高会,参加河督宴会的人,鲜有能终席者。因为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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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中的奢侈不是个别现象。道光时,一个陕西粮道在他迎来送往时,“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在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日益蔓延时,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庆时某阁臣,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京师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怀柔郝氏,乾隆曾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舆僮奴隶,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费至十余万”。乾隆帝的骄奢淫逸,开一代奢侈之风,而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庆帝、道光帝曾力加矫正,然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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