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玄机的马嵬驿兵变
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身兼大唐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领十五万雄兵，以讨伐“奸臣杨国忠”为名，向大唐王朝发起反戈一击。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正式拉开帷幕。
叛军旌旗所指，唐军望风而靡。三十三天后，中原最大城市洛阳便告沦陷。七个月后，叛军又以诱敌深入之策，全歼了二十万镇守潼关的唐军主力，让关中大地瞬间变成来去自由的“超级跑马场”。
眼看京城长安就要沦为安禄山的“度假胜地”，72岁的唐玄宗李隆基遂在宰相兼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建议下，领着贵妃杨玉环、皇太子李亨、亲信高力士及少数近臣、贵戚，借助禁军统领陈玄礼的护送，悄然离开长安，径往蜀中避难。由于事关“国家脸面”，逃难行动执行的“异常低调”。甚至在玄宗出城许久后，众多文武百官仍在朝堂上一脸茫然地等待“上班打卡”。
《新唐书 杨国忠传》：帝出延秋门，群臣不知，犹上朝。
史载，当避难队伍行至长安以西约五十公里的马嵬驿暂歇时，由于“饮食匮乏”，引发禁军众怒。为避免局势失控，禁军统领陈玄礼想出一个转移矛盾的“骚操作”。他对部下说，现在天下大乱，社稷不保，难道不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吗？我想为国除奸，如何？众将都说，早就想办他了，就算杀头也值。
《新唐书 杨国忠传》进次马嵬，将士疲，乏食，玄礼惧乱，召诸将曰：“今天子震荡，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脑涂地，岂非国忠所致！欲诛之以谢天下，云何？”众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
当时，正好有二十几位吐蕃使者在道上拦住骑马的杨国忠，要求分配食物。后者尚未答话，众禁军将士便一边大喊杨国忠勾结吐蕃谋反，一边放出如蝗利箭。还没搞清状况的大唐宰相瞬间便被射成了“刺猬”，进而坠马沦为刀下亡灵。接着，“只是想吃点东西”的吐蕃使者也被悉数放倒，莫名其妙成为马嵬驿最冤的“冤大头”。随后，众将又将杨国忠之子杨暄，杨国忠两位堂妹——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来了个一锅端。而“极度震惊”的御史大夫魏方进因说了句“你们竟敢杀宰相”后，也瞬间死于非命。
听到屋外鼎沸的人声，唐玄宗慌忙询问左右发生何事。众人都说杨国忠谋反不成，被反杀。于是，皇帝便亲自走出驿站，晓谕众将士收兵，却未得到回应。随后，李隆基又让太监高力士再探究竟，并得到了对方开出的收兵条件：诛杀杨国忠的另一位堂妹——杨贵妃杨玉环！
当高力士回禀后，欲哭无泪的唐玄宗说道，贵妃一直深居后宫，她跟杨国忠的谋反完全没有关系呀！
高力士道，贵妃肯定是无辜的。但只要她活着，众将士便不安心，陛下就难保安全。
马嵬驿兵变
沉默良久，别无选择的唐玄宗最终还是让高力士将杨贵妃缢杀于佛堂之中。至此，集“三千宠爱在一身”，令“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绝代佳人杨玉环便香消玉殒，成为息兵止戈的“最后牺牲品”。
《资治通鉴》：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
粗略一看，马嵬驿兵变是在“饮食匮乏，众怒难犯”情况下，禁军统领陈玄礼为转移矛盾，而被迫采取的“骚操作”。换言之，这是一起偶发性事件。然而，如果深入史籍细节，又会发现其中另有玄机：
- 早在长安城中时，陈玄礼就已经尝试过一次针对杨国忠的未遂刺杀行动。很显然，当时的境况与“饮食匮乏”毫无干系。
《新唐书 陈玄礼传》：及安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
- 更令人浮想联翩的是，陈玄礼在马嵬驿动手前，还曾通过东宫太监李辅国，将计划秘密告知了皇太子李亨。也就是说，皇太子在事变前就已经通晓将要发生什么。尽管史书说他并没有“做出决定”，但毫无疑问，李亨既没有阻止陈玄礼，也没有通报唐玄宗。
《资治通鉴》：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
《旧唐书 杨玉环传》：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
因此，马嵬驿兵变绝非单纯的偶发性事件，而是一次具有周密计划，且牵涉人员远比表面更复杂的“精准斩首行动”。而次日发生的“颠覆性变局”，又为兵变罩上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
颠覆性变局
第二天，当唐玄宗准备启程时，众将士都说，杨国忠身兼剑南节度使，负责统领蜀中兵马。我们既然杀了他，就不宜再往蜀中而行。
至于新的目的地，有人说去河西；有人说去陇右；有人说去太原；有人说回长安。仍想按计划去蜀中的唐玄宗怕激怒众将，又不好反驳，一时间，竟说不出该去哪里。
《资治通鉴》：上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
此时，一位叫韦谔的官员过来打圆场，说向东回长安不太现实，因为叛军很快就会从更东面的潼关打过来了；不如先往西走一百里路，到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后再商量。
由于没有更好的提议，一行人便出了驿站，准备先去扶风。此时，道路两旁突然涌出了无数“父老”，纷纷拉着唐玄宗的御马，恳求皇帝能够留下来守住京城与先帝的皇陵。
唐玄宗放慢了马步，向“父老”们一一致意。最后，他还是自“包围圈”中脱了身，留下太子李亨来安抚众人。
这时，“父老”们又对李亨说道，既然皇上不肯留下，我们愿追随在太子左右，与安禄山逆贼决一死战。如果太子与皇上都远走蜀中，谁又来为中原百姓做主呢？
转瞬间，请愿队伍已达数千人之多。望着目光殷切的“父老”，李亨连称不可，说前方道路艰险，我怎么能忍心离开皇上？就算真要东进，也得先去向皇上禀报一声。
皇太子李亨（剧照）
说完，太子便欲催马向西。这时，李亨第三子——建宁王李倓与东宫太监李辅国合力拉住太子，共同进谏说，目前四海分崩离析，大唐社稷危如累卵。若不能顺应人心所向，将如何收拾破碎河山？蜀中虽然易守难攻，但不利向外发展。如果安禄山叛军烧绝栈道，那欲出蜀中而不能的唐军岂不是要将中原拱手送人？一旦如此，民心必散，局面便难以收拾。为今之计，只能迎难而上，从西北边陲召集守边将士，重用手中仍有军队的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共同讨伐逆贼，荡平四海，克服九州，挽狂澜于既倒。到那时，再风风光光将陛下接回长安，岂不为孝之大者？又何必拘泥于小节，执着于亲情呢？
《资治通鉴》：建宁王倓与李辅国执鞚谏曰：“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凊，为儿女之恋乎！”
李亨长子——广平王李俶（后来的唐代宗）也劝父亲留下。而群情激动的数千“父老”已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挽留之声不绝于耳。
于是，李亨便让长子李俶挤出人群，代自己复命。当李俶告诉一直骑马守在路边，仍苦苦等候的唐玄宗，说皇太子决定留下，承担起迎击安禄山的千钧重任时，李隆基仰头长叹一声：天意！便分出两千禁军将士跟随太子，并对这些人说，太子仁孝，一定能保江山社稷，你们要好好辅佐他；又传口谕给李亨，说你放心去办事，不必挂念我，西北各游牧部落一直深受大唐恩典，困难时必能得其相助。
《资治通鉴》：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
收到唐玄宗的回应，李亨感激与感伤之余，突然悲不自胜，泪流不止。没多久，李隆基又将东宫家眷送来，并宣旨欲传位于太子，但后者没有接受。
《资治通鉴》：太子南向号泣而已。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且宣旨欲传位，太子不受。
此后，唐玄宗便继续向西向南而行，并在陈玄礼、高力士及诸多亲王陪伴下，最终进入蜀中。而李亨则领着追随者们一路北上，于次月在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肩负起拯救社稷的历史使命。此为后话，暂且不提。
然而，在《资治通鉴》对分手一幕温情脉脉的描述背后，同为正史的《旧唐书》则赫然有如下记载：东宫太监李辅国曾在马嵬驿向李亨献计，从唐玄宗手中分一部分兵，以作为兴复大业的资本。“皇帝分兵援太子”的感人举动，俨然有东宫官员策划的痕迹！
《旧唐书 李辅国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
这就令人不能不产生以下疑问：李亨决定留下后，为什么不当面向唐玄宗辞行？李隆基在分配两千将士给太子时，是否受到了外力胁迫？换言之，皇太子是否在马嵬驿兵变当晚就已实现了夺权篡位？第二天发生的一切，会不会是东宫官员为掩护太子上位，而精心策略的作秀表演？
谁才是马嵬驿兵变的“幕后真凶”？
如果“李亨在马嵬驿兵变当晚就已夺权”的假设成立，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那就是唐玄宗必然会遭到软禁，成为毫无个人意志的傀儡。
然而，仅一件事就足以推翻这假设！
当年七月，李亨听从左右建议，于灵武登上皇位，并遵奉李隆基为太上皇后，唐玄宗仍在蜀中发布了一道调兵遣将的关键圣旨。其中，他除了仍称呼李亨为皇太子（双方信息还未同步），并委任其为“天下兵马元帅”，负责西北、中原、河北的作战指挥外，又安排了大量亲王、官员出掌巴蜀、江南、岭南、荆州等其他地方兵马。特别是永王李璘（李隆基第十六子）上任后，还一度拥兵自重，公然同李亨叫板。
这就表明，在唐玄宗当时的谋篇布局中，“皇太子”李亨固然非常重要，但也只是拼图的一个环节。这位72岁的老皇帝肯定不会是任何人的傀儡。
《资治通鉴》：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
更耐人寻味的是，兵变的操盘手陈玄礼，自始至终都陪在唐玄宗身边，并未“改换门庭”。甚至四年之后，与李隆基一同回到长安的他，还因为“怂恿太上皇交结外臣”的罪名，而被李亨的首席太监李辅国勒令退休。如此又反向证明了，在“李亨圈子”眼中，陈玄礼也是“李隆基的人”。
这就带来一个新问题：如果唐玄宗在马嵬驿兵变后并未成为傀儡，且禁军统领陈玄礼也是忠于玄宗的人，那李辅国又给李亨献了什么计策，使之合情合理的分到了两千禁军呢？
答案与禁军当时的心态与处境有关！
按史书记载，李隆基离开马嵬驿，到达扶风后，仍跟在身边的多数禁军将士由于不想去蜀中，都在“自谋出路”，一些“不逊”的流言（与玄宗有关）也在军中疯传。陈玄礼完全控制不住。
为避免马嵬驿式的兵变再度发生，唐玄宗一面从扶风郡库房拿出了足足十余万匹成都蜀锦放到庭院，一面亲自向众将道歉，说全因为自己老糊涂了，所托非人，犯了大错，才让大家仓促间不得不抛妻别子，跟我跋涉至此。我实在是非常惭愧。蜀道艰难，我们人马又多，一路上还会面临饮食匮乏的局面。因此，你们想回家的都回吧，我和儿子、孙子、宦官结伴而行就够了。今天与诸位一别，这些蜀锦权作路上盘缠。大家请多保重，回长安见到父母、街坊邻居后，也代我问声好！
说完后，唐玄宗不禁泪下沾襟。众将也都哭着说，我们愿以死保护陛下。至此，动荡的军心才算平复下来。
《资治通鉴》：宿扶风郡。士卒潜怀去就，往往流言不逊，陈玄礼不能制，上患之。会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上命悉陈之于庭，召将士入，临轩谕之曰：“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知卿等皆苍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茇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因泣下沾襟。众皆哭，曰：“臣等死生从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留听卿。”自是流言始息。
在唐玄宗的道歉声明中，提到了两条重要信息：
第一、禁军将士不想入蜀的核心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妻子还在长安城中！
第二、蜀道艰难，禁军人马越多，路上饮食供给的难度也越大。
这两条信息，正是李辅国分兵计策的关键支撑：主观而言，如果士兵本就不想入蜀，那跟随太子留下来，也能减少路上与玄宗闹别扭的概率；客观而言，蜀道艰难，留在玄宗身边的队伍少一些，饮食供给的难度反而也小一些。事实上，如果没有唐玄宗的真诚道歉与十余万匹蜀锦压阵，禁军自己就会跑光一大半。
东宫太监李辅国（剧照）
那么，作为一名东宫太监，李辅国为什么会对禁军心态如此了解呢？因为他不仅是带领陈玄礼密会太子的中间人，更是马嵬驿兵变的主谋！
李辅国原本是高力士麾下的小太监，长年在“闲厩”（即御马坊）任职。由于战马是禁军的必备装备，所以“闲厩”的工作人员与禁军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后来，因能力出众，李辅国遂被推荐到东宫侍奉皇太子。
当潼关唐军被全歼后，杨国忠眼看长安难保，便让其堂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入宫，劝李隆基前往蜀中避难。由于事情摆不上台面，所以提前知道计划的人屈指可数。作为“首席保镖”的陈玄礼自然是其中之一；但遭到杨国忠敌视的皇太子李亨，却未必知情。
《资治通鉴》：国忠使韩、虢入宫，劝上入蜀。
在撤离京城的前一天傍晚，陈玄礼曾奉命在“闲厩”秘密选拔了九百余匹行军必需的战马。李辅国很可能正是依靠在“闲厩”的耳目截获了此事，并与陈玄礼接上了头。
《资治通鉴》：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皆莫之知。
当正式撤离命令在禁军中传达后，正如前文所述，众禁军因不肯抛弃城中的父母妻子，而对入蜀持强烈抵触情绪；也必然对“出馊主意”的杨国忠恨之入骨。
同时，了解内情的东宫太监李辅国应该也与皇太子李亨，及李亨的两位儿子——广平王李俶，建宁王李倓，共同探讨了此事。他们的考虑更为长远：入蜀是不折不扣的败招！只要叛军烧绝栈道，欲出蜀而不能的唐军就将眼睁睁看着大局崩盘。因此，不论再困难，唐王朝都应该坚守住西北阵地。
在此背景下，陈玄礼与皇太子两方就存在合作的契机：对陈玄礼而言，除掉入蜀的主导者杨国忠，禁军似乎就不必抛妻别子，千里迢迢去蜀中了；对皇太子一方而言，则能够趁机劝说唐玄宗收回成命，采用更明智的方式继续抗战。
因此，这才有了陈玄礼在京城中对杨国忠的未遂刺杀行动。很显然，如果入蜀计划胎死腹中，唐玄宗就无需面临“出城又回城”的尴尬。
而事变次日的数千“父老”请愿，不论是自发行为，还是受人指使，显然都能以“民意不可违”为由，为李隆基的“反悔入蜀”，提供一个体面的台阶。
但是，出乎两方意料的是，尽管杨国忠已死，但李隆基入蜀的“执念”似乎没有改变！这就导致禁军动摇的军心并未得到平复，同时也让东宫官员临时启动了备用方案——由李亨本人来承担抗敌重任！
而兵变前后，史书对双方的串联者——李辅国，具有以下的明文记载：
李辅国直接参与了陈玄礼的兵变策划。
《新唐书 李辅国传》：陈玄礼等诛杨国忠，辅国豫谋。
陈玄礼通过李辅国，密会了皇太子李亨。
《资治通鉴》：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
当太子准备去向李隆基禀报时，李辅国与建宁王李倓合力拉住太子战马，以天下大义劝太子留下。
《资治通鉴》：建宁王倓与李辅国执鞚谏曰：“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
太子决定留下后，李辅国献上分兵计策，顺利说服唐玄宗分出两千禁军。
《旧唐书 李辅国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
当太子到达灵武后，李辅国劝其称帝，以坚定跟随者信心。
《旧唐书 李辅国传》：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
可谓处处都有他！
再比较兵变后很快又面临部队失控的另一策划者陈玄礼，无论是眼光的长远性，思维的缜密性，决策的果断性，及最终达到的结果看，李辅国都要远胜对方。
因此，马嵬驿兵变的真正主谋更可能是李辅国。他才是最终操控唐玄宗缢杀杨贵妃的“幕后真凶”！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面对数千“父老”挽留，李隆基为什么要安排太子单独接待？
尽在不言中的用意
唐玄宗号称“五十年太平天子”，是大唐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实际在位44年），虽然因“所托非人”酿成“安史之乱”，但毕竟也是开元盛世的掌舵大佬。他的阅历与见识，自然远非常人可比。
马嵬驿兵变后，他必然会思考一个问题：在陈玄礼的背后，是否还另有其人？鉴于当时随行的高层人员极为有限，饱受杨国忠打压的皇太子李亨势必成为“最为显眼的目标”。
在面对数千“父老”请愿时，他之所以单独安排李亨接待，可能也是想看看太子会如何处理。或者说，让对方自行暴露其意图。在此微妙的情境下，决定留下的李亨没有当面去向李隆基辞行，也就让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然而，李亨安排长子——广平王李俶（后来的唐代宗）作为“摊牌使者”，也有纳“投名状”的用意：太子的目标在于拯救江山社稷，不为个人“更进一步”。现在他的长子也在玄宗手中，该怎么处理，全由玄宗定夺。
其实，如果之前没有杨国忠的阻挠，李亨早就“更进一步”了。按史书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年事已高的李隆基不仅计划御驾亲征，还要安排“太子临国”。也即让李亨来全权处理朝廷日常事务，军国大事与宰相任免再报李隆基审批。如此分工机制也非首创，五十多年前，就已在当时的太上皇李睿与皇帝李隆基之间运作过了。
史书原文为“制太子临国”。圣旨分“诏”、“制”、“敕”三种：“诏”为通报天下；“制”为通报百官；“敕”仅通报圣旨相关人员。也就是说，“太子临国”的安排，已经通过“制”级别的圣旨，白纸黑字的向百官公告了。
为此，李隆基还专门向宰相们解释了一番，说我在位接近五十年，对繁杂的政务早已厌倦。如果不是因为水旱灾害，我去年秋天就传位于太子了。现在逆贼作乱，朕当御驾亲征，并让太子临国。等战事平息后，我再正式退居二线（就任太上皇）。
首席宰相杨国忠大为惊恐，对三位堂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说，太子向来憎恨我们家的作为。他要是得了天下，我们全部都会完蛋。于是，在三位夫人鼓动下，另一堂妹杨玉环口中衔土，以死请求唐玄宗收回成命。这才强行终止了已经发布圣旨的“太子临国”。
《资治通鉴》：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临国，谓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杨国忠大惧，退谓韩、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相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
杨国忠为什么会对“太子临国”如此恐惧呢？这就要追溯到杨国忠的前任首席宰相——李林甫。
在李亨（唐玄宗第三子）被立为太子之前，李林甫力推的候选人是寿王李瑁（唐玄宗第十八子）。因为寿王不仅是玄宗最宠爱的儿子，其母亲武惠妃更是当时最得宠的妃子。以李林甫对唐玄宗的了解，寿王必会入主东宫。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武惠妃过早去世（逝于公元737年，终年38岁），也由于高力士“立长不立幼”的建议，李亨最终还是于公元738年被立为太子。“押错宝”的李林甫担心被“秋后清算”，便动了以李亨身边的人为突破口，进而拉太子下马的念头。
杨玉环与李隆基（剧照）
当时，杨玉环不单已弥补了武惠妃的空缺，成为玄宗身边最炙手可热的红人。她的三位姐姐，可以自由出入宫廷的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似乎也与皇帝保持着某种暧昧的关系。因此，擅长纵横捭阖的首席宰相李林甫认为杨氏姐妹的堂兄——杨国忠奇货可居，便有意予以“提携”。而刚在京城崭露头角的后者自然是受宠若惊，全力供其驱使。就这样，两人便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合作关系：杨国忠通过虢国等三夫人出入宫廷，“居中用事”，摸清唐玄宗好恶；李林甫再根据“关键情报”，部署构陷的方向，并由杨国忠亲自操盘执行。多年来，竟有百余家与太子有关联的家族因此被诛灭，甚至逼的李亨为了和“重罪”的妻兄韦坚撇清关系，不得不与太子妃韦氏离婚。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安史之乱”爆发后，杨国忠会对“太子临国”如此恐惧！
事实上，“安史之乱”之所以爆发，也同李林甫、杨国忠这两任首席宰相的失职不无关系！
为什么会爆发“安史之乱”？
安禄山原本是平卢节度使（以辽宁营州为基地），负责统领边镇军队，对抗东北的游牧民族。他很清楚唐玄宗有经营四海的雄图大志，所以总是以“集中力量打大仗”为由，不断加强个人实力。经长达十四年的发展，此人竟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成为拥兵十余万的超级统帅。
本来，按大唐惯例，为避免军队私人化，将领在节度使岗位干一段时间后，就会调回朝廷任职，水平高的还能当上宰相。而安禄山之所以十四年“不动”，除了他懂得不断向唐玄宗献忠心外，也同首席宰相李林甫的支持有关。
李林甫“欣赏”安禄山两点：一是不识字，不是当宰相的料，就算回朝廷任职，也不可能威胁到李林甫地位。二是对李林甫毕恭毕敬，甘当“小弟”。既然三镇节度使“谁干都是干”，还不如让“小弟”去干。
《新唐书 李林甫传》：林甫利其虏也，无入相之资，故禄山得专三道劲兵，处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称兵荡覆天下，王室遂微。
《新唐书 安禄山传》：禄山德林甫，呼十郎。骆谷每奏事还，先问：“十郎何如？”
其实，李林甫之所以大力提携杨国忠，除了贵妃的原因外，也是看中后者“水平有限”，对自己难有威胁。然而，没想到在杨氏姐妹力挺下，“小弟”杨国忠竟然逐渐坐大到与“大哥”李林甫分庭抗礼的地步。李杨关系也随之由合作转为敌对。
《新唐书 李林甫传》：林甫薄国忠材孱，无所畏，又以贵妃故善之。及是权益盛，贵震天下，始交恶若仇敌。
公元753年，李林甫去世，杨国忠遂把剪除“李系残余势力”作为首要任务。本来也确实有点个人野心的安禄山，便不断被杨国忠以“图谋造反”的罪名“告黑状”。
公元754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为证明“心中没鬼”，安禄山自边镇疾驰入朝，面见唐玄宗，哭诉杨国忠因为私人恩怨要谋害他。
《新唐书 安禄山传》：十三载，来谒华清宫，对帝泣曰：“臣蕃人，不识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国忠必欲杀臣以甘心。”
唐玄宗立即好言安慰，除了加封其为尚书左仆射外（挂名，不就任），还准他回镇继续带兵。然而，临别时，唐玄宗脱下“龙袍”相赠的行为却着实把后者吓了一大跳。
貌似憨厚的胖子——安禄山（剧照）
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敏感”的安禄山认为：皇帝的“过于客气”，正是为了掩盖内心深处的怀疑，或者就是一种试探。此后，这个貌似憨厚的胖子便以身体欠安为由，拒绝再度入朝，直到最后的摊牌。
《新唐书 安禄山传》：禄山之还，帝御望春亭以饯，斥御服赐之。禄山大惊，不自安，疾驱去。
从整体脉络看，让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之所以酿成，除了安禄山本人心怀鬼胎外，两任宰相也难辞其咎：先是李林甫出于个人私利，放任安禄山十四年执掌兵权，为大乱埋下祸根；而“水平有限”的杨国忠，又采用鲁莽、直白的手段来剪除异己，最终打草惊蛇，让局面难以收拾。
关于两位宰相及安禄山的问题，太监高力士曾有过多次忠告，可惜未被玄宗采纳。
李林甫为相时，唐玄宗曾问高力士，现在天下太平，我想研究道家养生之道，把天下事托付给李林甫如何？高力士则认为天下大权不可转授他人。朝臣一手遮天肯定会出乱子。结果李隆基很不高兴。
《新唐书 高力士传》：帝曰：“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对曰：“……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帝不悦。
杨国忠为相时，唐玄宗又对高力士说，我现在老了，朝廷政务都交给宰相，边镇防务都交给节度使，可以高枕无忧了。高力士回答道，我听说云南打了好几次大败仗（指杨国忠当时隐瞒败仗不报），边镇的节度使拥兵太重（指安禄山），陛下有何解决办法？我恐怕灾祸一旦爆发，将无从补救，又怎么能说高枕无忧呢？
《资治通鉴》：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
从其对白看，晚年唐玄宗因为天下太平而懈怠政务，长年放任宰相与节度使“野蛮生长”，则是“安史之乱”得以酝酿与爆发的深层原因。
皇帝“二人转”
马嵬驿兵变次日，当孙子李俶告知皇太子李亨将留下，并提出分兵请求时，唐玄宗惊奇的发现，把两千禁军分给太子后，居然能为自己减少大麻烦！这或许也正是他长叹“天意”的原因！随后宣布的禅位决定，也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在推行“太子临国”时就已想好的计划。
《资治通鉴》：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
《资治通鉴》：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
但李亨没有接受禅位，而是以太子身份一路北上。次月，在大臣及李辅国以“让追随者有希望”的理由劝说下，李亨方才正式称帝（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随后，李亨又派使者前往蜀中，提出让皇帝代理军国事务，并由太上皇总体把关的运作机制。李隆基欣然应允，同时也公开表示，一旦长安收复，他就彻底退休。
《资治通鉴》：灵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丁酉，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
公元757年正月，距马嵬驿兵变仅过半年，喜怒无常的安禄山被其重臣严庄、儿子安庆绪、宦官李猪儿联手刺杀于洛阳皇宫。叛军气势顿遭重挫。
当年九月，李亨长子李俶领着各路兵马及游牧部落援军共十五万人，于长安城西击溃叛军十万之众，一举克复已沦陷一年多的京城。
听闻大捷之讯，唐肃宗喜极而泣，立即派使者入蜀，恭请太上皇重归长安主持大局，他将回东宫再当太子。
过了数日，谋士李泌获悉肃宗的安排后，却认为太上皇必定不来，并建议李亨赶紧再派一名使者前去补救，别提回东宫的事情，就说想接玄宗回京尽孝。
果然，第一位使者所带书信让李隆基寝食难安。在太上皇公开承诺“收复长安便退休”的情况下，李亨的退位请求更像是对李隆基底牌的试探。为表明自己绝无争天下之意，玄宗请求留在蜀中养老。直到第二位使者赶到，李隆基方才卸除心理包袱，定下回京日程。
《资治通鉴》：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
当年十一月，自蜀中回归的李隆基到达距长安约170公里的凤翔郡时，便让身边的六百余名卫兵卸去铠甲与兵器，放进郡内库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太上皇似乎想通过该举动暗示：他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资治通鉴》：上皇至凤翔，从兵六百余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
数日后，李隆基进入长安以西约四十里的望贤行宫。在这里，李亨领着文武百官，专程赶来迎接。史载，当唐肃宗看到李隆基身影时，立即下马，脱掉皇帝专用黄袍，穿着臣子的紫袍，一路小跑，拜倒于行宫楼下。久别重逢，恍若隔世，父子间唯有呜咽。
稍顷，李隆基亲自为李亨披上黄袍，并说道，天数、人心都在你这边。只要能让我颐养天年，你就尽孝了。
《资治通鉴》：上皇曰：“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
次日，众人由行宫出发。唐肃宗先是亲自为李隆基选马，牵马，又骑马在侧道为太上皇开路。这时，李隆基对左右感叹道，我当了五十年天子，没觉得多显贵。今天当了天子的父亲，才觉得真显贵。
进长安城后，李隆基拒绝了唐肃宗“退回东宫，以腾出皇宫”的建议，入住自己当亲王时的府邸——兴庆宫。
兴庆宫位于长安城东部，靠近百官办公的“南衙”，比邻闹市。李隆基经常在陈玄礼、高力士、玉真公主（李隆基修道的妹妹）等人陪伴下，登上宫内的长庆楼，一边欣赏长安城的繁华闹市，一边饮酒高谈。有官员自楼下过，如果正好碰到，一般也会打个招呼。地位高的，如左羽林大将军郭英乂（负责统领北门禁军的一支），便会被邀请上楼参宴；地位低的，如从蜀中来的办事官员，则会由玉真公主等人出面招待。
然而，李亨的首席太监李辅国却对此非常不安，并向唐肃宗汇报，太上皇天天在兴庆宫款待官员，不太合适。这全是陈玄礼、高力士出的“馊主意”。现在皇宫内的禁军将士，均为跟随陛下在灵武起家的功臣。听到这事后，他们都很不踏实。
唐肃宗流泪道，太上皇仁慈，怎么会有坏想法？
李辅国道，太上皇固然没有坏想法，但他身边的人就不好说了。陛下是当今天子，应该从社稷大局出发，消乱于无形。如果太上皇搬进皇宫大内居住，跟住兴庆宫也没什么区别，还能杜绝一帮搬弄是非的小人，有何不妥？这样，不仅太上皇能够颐养天年，陛下也能有“三朝之乐”（指将皇位顺利传与儿子）。
但唐肃宗没有听从该意见。
当时，李辅国既是首席太监，也是“大内总管”，除了执掌禁军外，还保管各类“符印、公章”。所有“制、敕”级别的圣旨，都需经过其签名才能下达。
《资治通鉴》：乃还京师，专掌禁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
有此便利条件，李辅国便自行颁布了一个“敕”级别的圣旨（仅通报圣旨相关人员），将分配给兴庆宫的三百匹战马召回大部分，只给对方留下十匹马。
李隆基对此颇为不安，并向高力士感叹道，我儿子为李辅国所惑，不能善始善终了。
《资治通鉴》：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事后，李辅国又鼓动禁军将士，向唐肃宗哭泣请愿，再度要求将太上皇接进皇宫居住。但李亨只是默默流泪，没有回应。
不过，李辅国也不需要唐肃宗回应。他发动禁军请愿的用意，只是在为下一步更大行动造势。
公元760年七月，也就是李隆基回长安近三年后，趁着唐肃宗病倒在床的机会，李辅国遂以皇帝名义，邀太上皇入宫游览。当李隆基一行到达宫内睿武门时，突然被五百骑亮出寒锋利刃的侍卫拦住去路。稍顷，李辅国领着数十甲士，打马前来“见驾”，说兴庆宫地势狭小，皇帝请太上皇移居大内。
76岁的李隆基差点因惊吓而坠马。高力士大声呵斥道，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何得无礼？并责令其立即下马。又以太上皇名义，让众侍卫收回兵器。接着，高力士再命令李辅国与自己一左一右，牵着李隆基的御马，缓缓步入皇宫内的甘露殿下榻。
《新唐书 李辅国传》：会帝属疾，辅国即诈言皇帝请太上皇按行宫中，至睿武门，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惊，几坠马，问何为者，辅国以甲骑数十驰奏曰：“陛下以兴庆宫湫陋，奉迎乘舆还宫中。”力士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辅国欲何事？”。
见目的已达到，李辅国方才领着各侍卫退出。留给李隆基的随从，只有数十名老弱残兵。陈玄礼、高力士、玉真公主，及原有侍卫均不得跟随左右。
这时，为了让旁人安心，李隆基还不无心酸地说道，兴庆宫是我过去当藩王时的府宅，曾经数次要让给皇帝。但皇帝不接受。今日搬家，也是我一贯的夙愿。
事实上，这位“五十年太平天子”自此便闷闷不乐，直到两年后与世长辞。
《资治通鉴》：上皇曰：“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
李隆基被逼搬入太极宫甘露殿（图中红圈处）入住
事毕，李辅国立即带着禁军将领，身着素服（表示犯了死罪），向病榻中的唐肃宗请罪。这种“携民意逼上”的手段，与马嵬驿兵变中的操作方式如出一辙。
果然，因为有诸多禁军卷入，身体虚弱的唐肃宗也不好多说什么，但对李辅国“以功晋级宰相”的请求，则坚决予以了拒绝。
《资治通鉴》：是日，辅国与六军大将素服见上，请罪。上又迫于诸将，乃劳之
《新唐书 李辅国传》：既得志，乃厌然骄觖，求宰相，帝重违曰：“卿勋力何任不可，但群望未一，如何？”辅国遂讽宰相裴冕使联表荐己。帝密擿萧华使喻止冕。
其实，李辅国之所以在李隆基回长安近三年后才将其迁入深宫，除了“防微杜渐”的理由外，还有一层“不可言说”的原因，那就是唐肃宗身体不好。一旦其先行“驾鹤西去”，谁又能治得住太上皇？谁又保证皇位一定会传到李亨儿子手中？李辅国所说“太上皇能够颐养天年，陛下也能有‘三朝之乐’”，便含有这层暗示。
公元761年冬至次日，李亨拖着病体，在大内拜见了李隆基。这是两代皇帝生前最后一次见面。
公元762年四月，“五十年太平天子”李隆基驾崩于太极宫神龙殿，享年78岁。李亨因为病重，已无法为父守灵，只能在病床上遥寄哀思。
仅十三天后，在悲痛、自责，与疾病的三重打击下，唐肃宗竟也与世长辞，终年52岁。
不足半月，父子俩相继西去，令人唏嘘！
回归长安的李隆基，可谓步步小心，时时在意，仿佛小媳妇一般，生怕给人造成误解。而李亨也是恨不能“将心掏出”，让父亲快乐度过晚年的最后时光。
然而，父子间最终以如此结局收场，一是因为李隆基没法控制身边人有“坏想法”，二是由于李亨要照顾到追随者的“感受”。
究其根源，皇帝不仅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更是群体理性利益的终极代表。在义正辞严的“江山社稷”背后，亲情总是出奇的脆弱与不堪。
这也是当年隋炀帝孙子杨侗说出“愿来世不复生在帝王家”的原因。
李辅国的结局
“逼迫太上皇入住大内”的举动，也让李辅国成为人人忌惮的狠角。
唐肃宗驾崩当晚，皇后张氏便希望联合太子李豫（即长子李俶，后改名为李豫），将“凶险”的李辅国彻底铲除。但李豫忌惮后者手握兵权，没敢答应。随后，李辅国便把张皇后及其两位儿子诛杀，并拥立李豫为大唐新一任皇帝——唐代宗。
事成后，“杀后立帝”的李辅国似乎已达到只手遮天的地步。他竟然毫无顾忌的对唐代宗说，皇上只管坐在宫中，外面的事情交给老奴打理就行了。
那一刻，内心愤怒的唐代宗已下了要将其剪除的决心，只是忌惮李辅国在宫内外的势力，没敢轻举妄动。
《新唐书 李辅国传》：代宗立，辅国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谓帝曰：“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帝矍然欲翦除，而惮其握兵，因尊为尚父。
所谓人人皆有弱点。李辅国在当时虽然看似威风八面，不可一世，但也有一个“毕生遗憾”，那就是从未当过宰相。在将太上皇逼入大内后，他曾希望唐肃宗能帮其达成多年未竟的夙愿，但遭到了后者的坚决拒绝。
唐代宗便利用李辅国的“宰相情节”，将其封为中书令（正牌宰相），进位司空，并赐予外宅。当李辅国搬出皇宫，正准备在宰相职位上大展宏图时，唐代宗却派人趁机接替了他在宫内外的所有其他职务，包括负责宫廷守备的禁军统领，与负责对外作战的元帅府行军司马。
还没等李辅国反应过来，唐代宗又祭出了更让人眼花缭乱的“骚操作”：将李辅国进爵为博陆郡王（史上第一位太监亲王），却反手罢免了他的中书令宰相职务。
《新唐书 李辅国传》：又册进司空兼中书令，实封户八百。未几，以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为闲厩、嫩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以右武卫大将军药子昂代判元帅行军司马，赐辅国大第于外。中外闻其失势，举相贺。辅国始惘然忧，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诏进封博陆郡王，仍为司空、尚父，许朝朔望。辅国欲入中书作谢表，阍者不内，曰：“尚父罢宰相，不可入。”
就这样“绕了一圈”之后，“地位尊崇”的李辅国居然被绕成了“光杆司令”。一心为李隆基报仇的唐代宗这才派出刺客，将其刺杀于卧榻之上。事毕，李辅国的首级被丢入粪坑。其右臂则被斩下，送往安葬唐玄宗的泰陵献祭，以告慰“五十年太平天子”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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